第二章 當前台灣民主發展的困境
第一節 從 「競爭」到「戰爭」 ： 「民主內戰」的格局為何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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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當前台灣民主發展的困境
這世界上有太多無謂的苦難，若要做點什麼來解決，就得瞭解這些苦難是 怎麼產生的。
─ Allen G. Johnson(2001:1) 在這一章，我將在必要範圍內對當前台灣民主困境的成因、藍綠對立背後 的根本差異，以及民主困境中認同衝突等關鍵難題等進行一番略覽。僅管目前關 於民主困境的文獻已經很多，但是進行這樣的討論仍是有必要的。因為，對於一 個問題的呈現與討論，同時也決定了這個問題被掌握與解決的可能性。最後，在 本章的第四節，我將指出，台灣當前的民主困境，可被視為一種極度分裂社會的 狀態來掌握，並藉此將台灣當前的民主困境，與權力分享式民主、審議式民主對 於緩解分裂社會中認同衝突問題的相關理論間，先建立一個理論性的連結橋樑。
換言之，分裂社會的概念，為台灣當前的民主困境，提供了一個分析的基礎架構，
以此做為後續分析的一個切入點及理論平台。
第一節 從「競爭」到「戰爭」：「民主內戰」的格局為何形成？
台灣民主化面臨的弔詭是：民主化誘發了國家認同的分裂，而國家認同的 分裂，卻反過來侵蝕了民主鞏固的前提──一個共同認可的政治秩序的疆 界。這個弔詭，似乎又將台灣的政治發展，推向一個兩難：民主化成果的 鞏固，繫於國家認同的整合，但是歷史經驗卻提醒我們，除非使用強制力，
並且犧牲個體自主與社會多元性…換言之，除非以民主自身為代價，則國 家認同的整合，往往難以達成。
─ 吳叡人(1997：33) 當一個國家內的政黨政治的矛盾，完全變成了「唯一的」政治性矛盾時，
就達到了「內部政治」序列裡的最強烈程序…指向了「內戰」。
─ Schmitt (2005: 29) 從這個惡性循環中，我們看到反的邏輯的巨大力量，吞噬了人們的熱情。
兩個民間社會經常消耗在「反」的精神狀態。民主文化亟須擺脫反抗威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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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時養成的「反的思維」。反對者，因被排除在決策權力之外，無法參與 社會共同決定，也不必為政策後果負責。
─ 吳介民、李丁讚 (2008：63)
藍綠的嚴重惡鬥，許多人以「民主內戰」來形容。所謂的「民主內戰」，最 早出於台聯精神領袖李登輝先生之口。2005 年 4 月 23 日，李前總統以〈超越中 國統戰、台灣民主內戰〉為題，首度提出民主內戰之說，他認為，「台灣內部有 人利用民主從事內戰，這不是國內矛盾，而是敵我矛盾」，他強調台灣內部有人 呼應中國的統戰策略，直言確有第五縱隊潛伏，造成台灣政局混亂(轉引自金恆 煒，2007：19)。李前總統認為，「2000 年以來，政局混亂所導致的『民主內戰』，
正是建構超越內部矛盾『新時代台灣人』的時候」(自由時報 2005/5/1)。他甚至 預言：「藍綠裂解，台灣滅國」51(中國時報 2007/12/27)，因此，如果藍綠惡鬥衍 生的所謂「民主內戰」已經成為台灣民主的嚴重威脅，那麼當「民主內戰」這個 新生的詞彙被正式地寫進某個政黨的政策綱領中52，這自然也不讓人意外。
然而，「民主內戰」這樣的格局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我們必須先從歷史因素來談起。這是因為每個民 主體制均有其文化和社會的特殊性。因此，當我們要討論某個社會的民主實踐或 其所面臨的民主困境，就必須先回到該社會的歷史和社會關係中，才能對這個社 會的民主特性有所掌握(李丁讚，2009：135-136)。
台灣早期的「黨外」反對運動對於推動民主化的努力，由於對於反對威權 體制擁有很高的共識，使得台灣民族主義者和中國民族主義者組成聯合陣線(管 碧玲，1994：152)，共同聯手對抗國民黨的威權體制。在 1980 年代之前，台獨 思想遭到強力鎮壓，只能在選舉期間以「住民自決」的口號與「落實民主」口號 含混提出。不過在 1980 年代中期以後，隨著「台灣意識」、「台灣主體性」論述 之興起，以及解嚴的影響，台獨主張逐漸地獲得民眾支持。1990 年代中期以後，
台灣民族主義已經成為民進黨理所當然的政治立場，並在陳水扁當選總統後落實
51 不過，就在李登輝〈藍綠裂解，台灣滅國〉的專訪刊出後，也有人將「民主內戰」的成因歸 咎於李登輝所主導的修憲，以及未處理國民黨黨產問題。王美琇指責：「台灣深陷民主內戰，我 們原本期望李先生能夠站在制高點，清楚告訴國人：國民黨與親中媒體的焦土反撲，是民主內戰 最核心的問題所在。如果不讓國民黨徹底潰敗，國民黨絕對不會認錯悔改，不會本土化，也不會 放棄其與『中國統一』的黨綱路線；台灣要邁向『正常國家』更是難上加難。…李先生卻選擇走
『中間偏左路線』，批統獨和入聯公投是『假議題』，批民進黨『騙選票』，為台聯黨的生存振臂 疾呼，難道沒有在混亂政局中尋求『政治投機』之嫌？」(王美琇，2007)。
52 〈台灣團結聯盟政策綱領〉，第一條：「團結人民，扭轉政治僵局，終結民主內戰及政黨惡鬥，
真正為人民生活謀福祉，為國家生存求發展」(台灣團結聯盟，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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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式的訴求加以對抗(王甫昌，1996：195)。這種對抗的結果，就是在 1980 年代 末興起的台灣民族主義，與 1990 年代末復甦的中國民族主義的對決，最終撕裂‧
56 尼采所討論的「妒恨」(ressentiment)概念是指：一個人(群)把自己所遭受到的痛苦或不遂，歸 因到一個外在的加害者，進而把自己視為道德的化身，面對的是邪惡勢力，透過這個心理過程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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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斷論的政治觀，代表人物是納粹德國的法學家 Carl Schmitt，認為政治的獨特 性，在於「決斷敵/友、消滅敵人」，所謂的敵人，就是另類與他者。敵人遲早會
「感情」作為參考架構59(徐火炎，2005)。根據Sears(1991)的說法，政治情感可 視為是任何透過政治符號而激起的預存心理傾向，在成熟民主國家的選舉競爭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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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與民主鞏固的先決條件，就是國家整合。他指出，民主政治有其前提，而國 家整合(包括共同的國家認同)與民主化，是先後的順序關係。在國家民主化之 前，應該先解決國家認同的問題。
因此，我們可以說，新國家論述帶動了民主，卻也限制了民主。換言之，
身分認同與政治社群想像上的分歧，反而變成台灣內部最具破壞性的矛盾，這個 矛盾也阻斷了社會共識的形成(朱雲漢，2004：156)。
不過，Wachman 在討論台灣的民主轉型過程中，就指出台灣的國家認同的 問題，並未如 Rustow 所言，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的出現，反而是發生在民主化 之後(Wachman, 1994: 261)。某些學者則認為，Rustow 把國家整合視為民主化前 提的主張，乃是忽略了民主政治的「經營能力」(management)的層面(He, 2001)。
當然，民主社會的建立，雖然不能迴避國家，但是關於民主社會的想像卻 必須要超越國家的範圍，不受國家範圍的拘束。或許我們應當思考的是，如何將 國家認同的關注，轉移為對於個人權利與社會團結的關注。事實上，有強烈國家 認同的社會不見得是民主的社會，但重視個人權利與社會團結的社會，很少會不 發展出自己的認同。換言之，民主化一定會帶動本土化，但是本土化不一定會帶 動民主化(黃長玲，2009：161-162)。
無庸置疑地，當前台灣的國族認同正處於「台灣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
的雙重認同困境中，Perry Anderson 就指出，台灣社會中有著「集體認同焦慮」
(Anderson, 2004)，也就是所謂「分裂的國族認同」(盧建榮，1999)，事實上，目 前台灣國族認同的意識型態雖呈現鐘型分布，但藍綠的政黨支持則呈現 M 型雙 峰分布(黃囇莉，2007; Huang, 2010)，這說明了藍綠兩極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然而，是什麼原因使得藍綠支持者的分布越來越兩極化？藍綠和解又為什麼不可 能？
首先，在「多數決」的制度下，「贏者全拿」的邏輯，也使得原有的社會分 歧被激化。不少人認為，台灣的政黨競爭很少以理性說服辯論為重，藍綠雙方都 使用「雙重標準」60對待政敵，且為了鞏固各自利益無所不用其極，正因為這是 個「贏者全拿」的利益分贓體系。誰擁有政權，誰就有分派利益的極大權力。台 灣長期因為政權更迭所牽涉到的龐大利益，是造成政治激烈極端的重要原因，統 獨爭議或意識型態的爭執，可能只是政治人物不擇手段的名目(李宗榮，2007：
80-81)。
60 台灣的朝野之爭，彼此互相攻伐時手段不受限制，無論是陳總統的國務機要費、馬市長的首 長特支費，藍綠雙方都採取雙重標準看待。而對涉外議題，無論對美外交或對兩岸關係，全被拿 來做內爭工具，這一切不當甚至不法行為，都在把我方利益絕對化之後，對自己的罪行自我除罪 化了。於是，雙方陷入了「民主內戰」(林濁水，200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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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鑲嵌」的困境(李丁讚，2009b：216-217)。正如 Donald Horowitz 所說：在族群分歧的社會中，民主政治的多數決，並不是解決衝突的方法，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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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的精神。因為台灣是以「投票機器」(voting machinery)為最主要的組織、動員 和吸收資源能量，形成了缺乏公共論辯的「非民主文化」(顏厥安，2009：165)。
64 Dworkin(2007)認為夥伴式民主更能描述民主的真諦與內涵，他並批判「民主等同於多數決」
的說法，他認為，民主與人權是密切相關的，沒有人權保障就無法稱做民主。唯有政府以「平等 關懷與尊重」對待每一位公民，才真正是值得追求的民主體制。因為如此每一個公民才能以「夥 伴身分」共同地參與。
65 湯志傑(2004a，2004b)認為，泛政治化的邏輯不但深受華人以政治為尊的傳統所影響，在台灣 更先後為日本殖民統治及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所強化，迄今仍根深柢固地支配著許多人的思考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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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主義的陰影下，很容易形成所謂的「民粹威權主義」80(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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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民粹式的民主文化」(populist democratic culture)，這導致台灣社會缺乏理 性政策辯論的空間(Shyu, 2006)。有些人也指出，民粹就像是「詹納斯銅幣」的 不同的作用 (Weyland, 1999; Torre, 2000)。然而，O’Donnell則有不一樣的看法，他提出一個「代理式民主」83的概念來解釋這種現象。O’Donnell指出，「代理式 民主」將導致兩種不良的政治後果，除了提供舊威權勢力復辟的機會，也可能拉
他提出一個「代理式民主」83的概念來解釋這種現象。O’Donnell指出，「代理式 民主」將導致兩種不良的政治後果，除了提供舊威權勢力復辟的機會，也可能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