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當前台灣民主發展的困境
第三節 民主困境的關鍵難題：認同差異與政治不信任
2.3.1 藍綠選民間的政治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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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藍綠選民間的政治不信任
這是一個欺騙的年代、不信任的年代，習慣欺騙與被騙的人，如今都在高 度不信任的氛圍中共同生活。許多人聲稱不再信任公共事務、政府機構以 及負責管理它們的那群人了。政治人物、記者、律師、醫生、企業領袖等
「專業人士」被投以猜疑的眼光，他們說的話被大打折扣，他們的動機則 受到高度的質疑。無論這種信心危機是否確實存在，或者只是一般人的感 受，此一危機都已經弱化了我們的社會和民主，傷害了個人、社會和整體 國家的競爭力。
─ O’Neill (2004)
一般來說，所謂的信任(trust)，是在本身不具備充分知識的情況下所做的決 定。換言之，一個人在授權他人之後，因為對方的疏忽或者濫用此授權，其結果 可能對自己造成危險，個人已預先理解到可能的風險，且仍願意授權(Warren, 1999)。信任也可能是雙向的信任關係，甚至是一種信任網絡的關係(Tilly, 2005)。
互相的信任讓整個社會的運作與協調更為順暢，如 Luhmann(1979)就指出，個人 對他人的信任，讓社會領域內集體行動的協調成為可能。Giddens 認為，信任是 確保人類「本體論的安全感」的核心心理機制。對自己、對他人、和對事物的信 任，認為其不會出現意想不到的、令人驚懼的發展，能夠提供行動者此一存在的 安全感(Giddens, 1990: 112-124)。Giddens 區分出兩種信任類型：「對系統的信任」
(trust in system)以及「對人的信任」(trust in person)，前者是以「從未謀面者的承 諾」(faceless commitments) 形式來進行，行動者對此知識是無了解能力的門外 漢。後者則以「面熟者的承諾」(face work commitments) 形式來進行，互動雙方 的誠信是長期互動的結果。因此，對人的信任與對系統的信任，事實上，是奠定 兩種「值得信賴感」(trustworthiness)基礎上：第一類是來自所熟識的人事物，第 二類則是來自彼此陌生的人事物。簡言之，所謂的「面熟」或者「從未謀面」在 信任關係中發揮不同的作用。若信任關係的雙方彼此是熟人，雙方間的信任往往 存在相當低的未知因素。反之，若信任關係的雙方彼此是陌生人，信任的基礎則 是建立在相當高程度的未知因素上(Giddens, 1990: 79-88)。所以，信任對於一個 社會是相當重要的，有助於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Putnam, 1993)。
信任是一個相當廣泛的概念，儘管社會信任與政治信任並不完全一致，但 是這兩者卻呈現正向相關(Hetherington, 2005)。關於政治信任，一般的定義是，
在沒有刻意要求或監督的情形下，政治系統會產生讓民眾滿意的結果。而足夠的 政治信任能夠讓政府在治理時不需要事事預先徵求人民的同意，充分的政治信任 還可以允許政府推動一些必要但短期可能會造成痛苦的政策(Gamson,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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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on, 1975)。
如果政治信任偏低，特別是當民眾對政府的信任降低到一定程度時，就可 能會削弱民主體制的正當性(Miller, 1974)。同時，對政府過低的政治信任，會使 得民眾希望一種有限的政府，在一些重要政策上，政府也難以聚集足夠的政治支 持，這當然也會削弱了政府解決問題上的能力(Hetherington, 1998; Miller, 1974)。
反之，如果民眾對政府的政治信任過高，對民主政治的發展也未必一定是 有利的。因為對政府過高的信任等於是人民放棄監督政府的權力，並無條件支持 政府的作為(Hardin 1998, 1999)，如此一來，執政黨不太需要擔心是否能繼續執 政而不再力求表現，就有可能造成政府的怠惰。因此，過去對政治信任程度的研 究中都顯示，對政府的政治信任過高或過低，對於一個健全的民主社會，都不是 一種理想的狀況。
當然，如果理論上民眾能夠完全透視一個政權的動機與治理能力，並精準 地預測這個政權所有政策的一切後果，那麼基本上不存在政治信任與不信任的問 題(Hardin, 1999: 23)。然而，在現實世界中，政治信任的問題並無法透過智識主 義的角度來解決(黃俊龍，2010：106)。有些學者甚至將民眾對政府的政治信任，
比喻為像是雇主與受雇者之間的一種「委託關係」114(Mueller, 2003)。因此，信 任絕對是民主政治能否成功的關鍵要素之一。
關於政治信任這個議題，過去的關注焦點大部分集中在民眾對政府與民主 體制這兩者的信任程度上。有些美國學者便指出，美國民眾對於政府的信任逐年 降低(Hetherington, 1998)。在某些對於台灣與南韓的比較研究中，學者們也發現，
台灣與南韓的民眾對於民主體制的信任程度偏低，甚至在民主化多年後，還出現 政治信任下降的情況(Chu, Diamond and Shin, 2001)，顯示這樣的趨勢可能對民主 體制的穩定性造成威脅。
在台灣，不少學者都曾指出，在華人社會中普遍存在缺乏社會信任感的問 題。瞿海源(2005)指出，民眾的政黨認同對行政首長的評價有很大的影響。黨派 立場不同的民眾，對於政府行政首長的觀感差距非常大。吳親恩(2007)也針對台 灣民眾對於政治人物、政府與民主體制三個面向的政治信任差異進行研究。他發 現，政治信任的差異會進一步影響民眾對政府與民主政體的信任，因為政府是由 政治人物與政黨所組成的，所以對不同政黨的政治人物的信任，會影響到對政府 的信任。其次，「誰執政」115也會進一步影響到選民對民主制度的態度116，甚至
114 Mueller (2003)將這種關係比喻為，雇主必須監督受雇者，並且評估如何對受雇者的工作表現 進行獎懲，以及雇主對受雇者是否信任等等問題。
115 王靖興、王德育(2007)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他們以 2004 年總統選舉為例，將政治功效意 識當作依變數，以研究選民的投票行為以及助選活動的參與，是否會增進個人的政治功效意識。
結果發現，民眾的政治參與必須與「主觀期望的結果」相一致時，才會明顯地增加其政治功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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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滿意程度 (Anderson & Guillory, 1997)。如果我們比較 1998 年與 2003 年 的調查資料，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隨著政權輪替，人們對於民主價值的態 度也跟著出現改變，相同的問題，與幾乎相同的選民，前後卻有不同的兩種答案 (吳親恩，2007：178-179)。泛綠選民在 2000 年政黨輪替前，對政府的評價與民 主價值的態度都偏低，但政黨輪替後卻明顯感到滿意。泛藍選民則在政黨輪替後‧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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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迫陳水扁下台，許多人開始對台灣的民主政治感到徹底失望，甚至質疑民主政 治的價值(江宜樺，2007：192)。僅管台灣在 2008 年經過二度政黨輪替，民進黨 失去中央執政權而成為在野黨，這種政治信任不足的問題卻似乎依然存在。最 近，林瓊珠與蔡佳泓(2010)的研究也發現，台灣民眾對政黨及各個政治機構的政 治信任都不高，只在對政府內部機構之間的信任度才具有中等程度的一致性。他 們也發現，民眾對政黨的政治信任程度，能夠進一步解釋民眾對民主政治的滿意 度，換言之，對政黨信任度越高，越滿意民主政治的運作。
理論上，政體支持與民主價值應該是一種持續性的態度與信念。然而，在 新興民主國家中，選民的這兩項態度卻相當程度上是被「誰贏得選舉」所影響，
而且民眾對民主的支持與對其民主價值的認同並非是同一件事，部分民眾對民主 體制的支持，並不代表其對民主價值有相同的擁護。相反的，部分民眾對民主價 值的高度支持，並不表示其對民主體制本身有相應的評價(吳親恩，2007：
185-186)。張佑宗(2009)的研究也顯示，因選舉結果所產生的勝選陣營與敗選陣 營，的確在民主支持的態度上具有差異。對選舉輸家而言，比較多的人屬於「民 主批評者」121；其次是民主反對者，只有很少的人屬於民主支持者。對選舉贏家 而言，也有比較多的人屬於民主批評者，但比例上就少了很多；其次是民主支持 者。事實上，選舉結果無可避免地會將不同陣營的選民區分成贏家與輸家，而選 舉輸家對民主體制的支持態度，通常會比較不明確或不堅定。所以，民主體制得 以運作與持續的原因，某種程度上並不在於贏家的勝利，也在於輸家的自我克制 (張佑宗，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