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同差異與族群間政治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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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迫陳水扁下台，許多人開始對台灣的民主政治感到徹底失望，甚至質疑民主政 治的價值(江宜樺，2007：192)。僅管台灣在 2008 年經過二度政黨輪替，民進黨 失去中央執政權而成為在野黨，這種政治信任不足的問題卻似乎依然存在。最 近，林瓊珠與蔡佳泓(2010)的研究也發現，台灣民眾對政黨及各個政治機構的政 治信任都不高，只在對政府內部機構之間的信任度才具有中等程度的一致性。他 們也發現，民眾對政黨的政治信任程度，能夠進一步解釋民眾對民主政治的滿意 度，換言之，對政黨信任度越高，越滿意民主政治的運作。

理論上，政體支持與民主價值應該是一種持續性的態度與信念。然而，在 新興民主國家中，選民的這兩項態度卻相當程度上是被「誰贏得選舉」所影響，

而且民眾對民主的支持與對其民主價值的認同並非是同一件事，部分民眾對民主 體制的支持，並不代表其對民主價值有相同的擁護。相反的，部分民眾對民主價 值的高度支持，並不表示其對民主體制本身有相應的評價(吳親恩，2007：

185-186)。張佑宗(2009)的研究也顯示，因選舉結果所產生的勝選陣營與敗選陣 營，的確在民主支持的態度上具有差異。對選舉輸家而言，比較多的人屬於「民 主批評者」¹²¹；其次是民主反對者，只有很少的人屬於民主支持者。對選舉贏家 而言，也有比較多的人屬於民主批評者，但比例上就少了很多；其次是民主支持 者。事實上，選舉結果無可避免地會將不同陣營的選民區分成贏家與輸家，而選 舉輸家對民主體制的支持態度，通常會比較不明確或不堅定。所以，民主體制得 以運作與持續的原因，某種程度上並不在於贏家的勝利，也在於輸家的自我克制 (張佑宗，2009)。

2.3.2 認同差異與族群間政治不信任

吳乃德(2002)認為，威權時期的族群緊張關係，來自於外省族群在政治上的 宰制，以及對本土文化的壓制。而源自政治的族群緊張同時也滲入社會領域，造 成本省人與外省人的社會隔離。同時，由於外省人比較集中在北部以及都會地區 (王甫昌，1993)，而居住地的族群接觸機會和教育程度，也可能影響到跨族群的 社會交往(陳端容、陳東升，2001)。

Huckfeldt(1983)就曾指出，在族群分歧較大的社會中，信任的差異會比同質 性的社會來的大。特別是如果族群間存在不同的歷史記憶，或者在對於族群間的 權力與利益分配上感覺到不平衡，族群之間的對立便可能升高，民眾的政治信任 差異也會增大。假如族群團體在地理分布上，不同族群在明顯集中在不同的地 區，將導致每個族群較少接觸其他族群的機會，因此也無法了解、傾聽，或接納

121 這裡所謂的「民主批評者」，是指對於台灣民主體制的表現出高度不滿的一群人。然而，這類 批判性公民的出現，可能正是民主鞏固與民主深化不可或缺的正面力量(張佑宗，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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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了。他舉例指出，在 1998 年的台北市長選舉中，由於省籍分類意識的高漲，

許多跨省籍通婚的家庭反而成為在媒體之外，族群爭議發生的最主要場域(王甫 昌，2001)。

吳乃德(2002：101-102)指出，許多本省人對於外省人懷有某種負面的形象、

甚至是敵意，而此種「負面印象」的主要內涵是：「外省人不願認同台灣。在台 灣和中國的緊張關係中，外省人如果不是偏向對岸的中國人，至少也是不願為台 灣社會付出的族群」。這種因認同的衝突而導致的政治不信任，正是民主化之後 台灣族群政治的主要基調。他更進一步指出，台灣族群認同和中國文化族群認同 的衝突正是這種衝突和緊張的來源，外省人因為生活、歷史與文化經驗而具有中 國認同，是很自然的現象。可是對於許多具有台灣認同的本省民眾而言，卻是一 個不太能接受的事實。一方面，台灣民族認同所要競爭、取代的對象，正是正統 的中國認同。另一方面，台灣認同最大的敵人是堅持中國民族認同的中國政府。

這樣的結果，造成了具有台灣認同的本省人對於外省人的不信任。特別是在追求 新民族的階段中，認同成為許多人的價值與目標(吳乃德，2002：84)。本省人的 族群民族主義不易納入外省人，這是歷史發展自然的結果。本省人對外省人懷有 政治上的不信任，這也是自然的結果，可是自然並非必然(吳乃德，2002：111)。

因此，吳乃德將台灣當前族群關係的核心癥結，歸納為一種在象徵層次上 的「認同」的衝突，這項衝突導致了居多數的本省人對少數外省人在政治上的不 信任。他認為，此種政治不信任正是當前台灣族群關係的癥結。

汪宏倫也指出，在台灣因一種「怨恨」的心理導致普遍性的信任不足。他 認為，台灣的本省人與外省人，在歷史上的不同時空當中，或多或少都懷有怨恨 (或妒恨)的心理情緒，整體來說台灣存在一種彼此怨恨的心理，一方面強化了狹 隘的民族主義的興起，一方面也加深了族群之間的猜疑與不信任，妨礙自由民主 政治的發展以及一個健全的公民社會或共同體意識的形成(汪宏倫，2006：19)。

他認為，怨恨的強化，也將使得台灣成為一個充滿怨恨的社會，政黨之間、群體 之間、人與人之間，都因此無法建立信任(汪宏倫，2008)。

無庸置疑地，台灣國家認同的嚴重分歧，已經是不容否認的事實(施正鋒，

2001：148)。而國家認同的歧異，更是當代台灣最重要、最顯著的政治分歧(吳 乃德，1996：30)。當前台灣這種對國家認同歧異的真正根源，在於不同族群對 國家定位詮釋的差異、對家族與生命經驗的不同體驗、對本土文化認同程度深 淺，形塑出不同「文化意識」，並投射出不同的「國家想像」(潘啟生，2006)。

換言之，「國族認同的關鍵，在於本省人與外省人這兩大族群的不幸歷史境遇被 迫同時壓縮在同一個空間與同一個時間段落裡相互交錯拉扯著」(葉啟政，2004：

316)。當然，認同的衝突並不容易解決，因為這牽涉到的並非利益或權力分配，

而是符號象徵的衝突。可是正視它、理解它，卻是解決的第一步工作(吳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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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