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議式民主是否適用於極度分裂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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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審議式民主在台灣的學術研究與實作經驗。在陳東升(2009: ix)一文中指出，

有關審議式民主在台灣的推動過程，更詳盡的討論可參考Chen & Lin(2006)、陳 東升(2006)、黃東益(2008)，以及林國明(2009)。

第二節 審議式民主是否適用於極度分裂的社會？

自從民主理論在 1990 年代的審議轉向(deliberative turn)後，「審議式民主是 否適合於極度分裂的社會？」，這個議題便逐漸受到一些著名學者的重視。

首先，Mouffe(1999) 認為，「民主的任務是把敵人轉化為競爭的對話者」。

而「審議無法解決由感情主導的認同問題，認同政治最缺乏的就是理性的溝通」。 因此，她反對審議式民主，而倡導所謂的競爭式民主(agonistic democracy)。Mouffe 主張，正常運作的民主，需要不同政治立場者不斷的對抗。然而，Dryzek(2005) 並不以為然，他認為，Mouffe 的這種觀點非常天真，會導致政治實體的崩潰。

此外，Dryzek 也指出，競爭式民主實際上很難應用到現實世界中的任何一個分 裂社會中(Dryzek, 2005: 222, 238)。

Lijphart 認為，在極度的分裂社會中，公共討論國家認同問題反而會擴大分 歧，從而使得問題更難解決。族群區塊菁英之間的妥協與協商才是解決問題的根 本。因此，他主張協合式民主是唯一在分裂社會中可運作的民主制度(Dryzek, 2005: 222)。Dryzek 認為，協合式民主無法消除 Kaufman 所指稱的「由符號政治 所產生的族群仇恨」(Dryzek, 2005:222)，也無法避免 Sunstein 所指稱的「團體極 化效應」(group polarization effect) (Dryzek, 2005:223)。此外，Dryzek 也認為，協 合式民主完全忽略了「不同族群有能力經由審議與民主的社會學習而共同生活」

的事實(Dryzek, 2005: 238)。

Dryzek 認為，民主審議必須建立在互信的基礎之上，分裂社會最缺乏的就 是互信機制。因此，他主張，「在分裂社會的民主應將審議與決策鬆脫」。將審議 鎖定在「與國家保持一定距離的公共領域」。審議的論壇，應由不同族群區塊的 團體所組成。審議的議題，則應專注於具體的需求(如社區犯罪之防範)，而不是 抽象的原則(如主權或國家認同)。如此定位，一方面可以避免激化族群間的仇 恨，另一方面，也可以促進溝通，有利於逐步建立互信。此外，Dryzek 也認為，

「向心誘因的選舉制度」以及「不過度介入公共領域的權力分享國家」皆有利於 這種話語式民主(discursive democracy)的發展(Dryzek, 2005: 23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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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yzek並以實例支持他的論點，以加拿大¹³⁴的魁北克問題為例，說明了對 主權與憲法的審議結果是僵局、挫折與失敗。但是，在公共領域中的非正式審議 卻有助於將加拿大形塑為一個非常成功的社會(Dryzek, 2005: 235)。另以 1990 年 代的北愛爾蘭¹³⁵為例，說明了由於公共領域與政治領域間的關係過於緊密，公共 審議淪為對立雙方政治菁英間沒有結論的主權之爭議(Dryzek, 2005: 237)。

O’Flynn(2006: 4)則認為，民主審議如能成功，它需要某種程度的信任或相 互瞭解。在分裂社會中，信任程度偏低，乃是個不容否認的事實，但是這並不表 示就排除了去設計某種權力分享制度的可能性，這種制度有利於審議的進行，同 時也可以培養相互間的信任感。將審議式民主運用於極度分裂社會的另外一個主 要原因，就是提出規範性標準，而這些標準可賦予最初的權力分享制度的選擇，

以及隨後引導這一權力分享制度的進展。

O’Flynn(2006: 11-12)說明了，適當設計的協合式民主的制度是能夠完全滿 足互惠性(reciprocity)與公開性(publicity)這兩項審議式民主的規範性原則。互惠 性要求決策必須訴諸對所有自由平等的公民(不排除極端團體的成員)皆能接受 的理由，公開性要求決策過程必須是公開而且透明的。O’Flynn(2006: 11)並且進 一步主張，強而有力的公民社會，可以在「非關族群」方面的相關議題上進行交 流對話，進而發展出跨越族群界線的共同認同感。此外，O’Flynn(2006: 10-11) 也探討了「敘事」(narratives)與「講個人故事」(personal stories)在管理或解決族 群衝突方案中所扮演的建設性角色。當然，此時審議的空間不再侷限於「公共論 理與討論」，而應將「敘事」與「講故事」包括在內。

在極度分裂的社會中，協合式民主與向心式民主都是以達成政治穩定為目 標的權力分享制度。但是協合式民主視包容性(inclusion)為主要價值，而向心式 民主則視溫和性(moderation)為主要價值。O’Flynn(2007)認為，就政治平等而言，

包容性與溫和性是同等重要的價值。他也以審議式民主的觀點，就互惠性與公開 性的要求，對調和包容性與溫和性提出了一個規範性的辯證。

Addis(2009)認為，在極度分裂社會中維持長期政治穩定的兩個制度上的必 要條件為：一、具有高度包容性(多元化)；二、具有促進族群間對話的功能。他 認為，協合式民主與向心式民主皆無法同時俱備上述兩條件。他以建構主義者 (constructivist)的觀點，將審議視為一種「建構與轉變參與者認同的過程」。他提 出了一種以「多元團結」(pluralistic solidarity)為目標的審議式民主制度。然而，

由於每個分裂社會的形成，背後都各有其歷史背景及分裂原因，因此，他僅就制 度設計提出了一般性的原則：一、脫離權利(獨立)的憲法化是無益的；二、憲法

134 Lijphart將加拿大分類為「半協合式」(semi-consociational)的民主國家。

135 Sunningdale Agreement(1973-1974)：向心式權力分享；Good Friday Agreement(1998-2006)：協 合式權力分享；St Andrews Agreement(2006-present)：複雜式權力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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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完整性是有益的；三、多種領域的審議是有價值的；四、選舉制度與審議過 程應以滿足前述兩個必要條件為前提，同時以追求多元團結為目標。

O’Flynn (2009)認為，在極度分裂社會中，公民投票其實也扮演了一定的角 色。他指出，「公投在極度分裂社會中具備三種功能：一、授權政府批准一項新 的和平協定；二、鼓勵人民在政治生活中關切公益；三、改變政治環境使溫和派 較易接受妥協立場」。事實上，由於公投與審議乃是相互牽連的，公投結果成敗 的關鍵取決於審議的品質。

He(2002)指出，當國家無法解決其族群間認同衝突問題時，公民社會的團體 可以扮演建設性的角色。此時，民主不會被削弱，反而會被強化。O’Flynn and Russell (2011: 233)也指出，民間團體(civil associations)可在極度分裂社會中對深 化民主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這個角色，端視對立族群雙方的一般民眾是否有機 會在適當的制度架構下相互商議。只要這個制度架構，能夠被促成並且維持下 去，一般人民就能更瞭解彼此，或許也能對那些基本上他們不同意的觀點，培養 出更多的尊重。

Dryzek(2010: 143)更坦然指出：「民主化在極度分裂社會，面臨了極大困難。

文獻中雖然提供了一些建議──主要是協合式民主。當然審議對於緩解分歧也扮 演了部分的角色。然而，這仍然是「尚待解決的問題」(an open problem)」。

Steiner(2006)、Drake and McCullock(2009)、Drake and McCullock(2011)、

O’Flynn(2010b)等人，皆試圖結合協合式民主與審議式民主，使之能應用到極度 分裂的社會。然而，他們的努力，基本上仍皆屬於理論上的探討，並未提供經驗 上的驗證。

在 國 際 認 同 政 治 的 領 域 中 ， Dryzek and Dunleary(2009: 198) 也 指 出 ， Huntington(1996)對「文明的衝突」所建議的解決方案，就是結合「協合式民主(協 合式權力分享)」與「審議式民主」(雖然 Huntington 並未引用任何協合式權力分 享的文獻)。

在實務上，Fishkin et al.等人，在 2007 年 1 月對長期處於族群衝突(天主教 徒/新教徒)的北愛爾蘭 Omagh 地區(1998 年愛爾蘭共和軍爆炸事件的地點)進行審 議式民調。這是世上第一次在暴力衝突後的極度分裂社會中所進行的審議式民 調。在 Omagh 地區，天主教學校與新教徒學校各自為政、互不來往。但是由於 學生註冊人數日漸減少，於是面臨了學校關閉與資源共用的問題。這次審議式民 調 的 議 題 是 教 育 政 策 ， 參 與 者 為 學 生 家 長 ， 主 辦 者 為 英 國 的 Newcastle University、美國 Stanford University，以及北愛爾蘭的 Queen’s University of Belfast。經由審議前後民調的比較，他們發現：參與者增進了知識面，促進了對 立宗教社區間的理性溝通與互信，擴大了彼此間的共識與合作意願( Fishkin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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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事實上，北愛爾蘭目前就是個採行複雜式權力分享制度的國家(Wolff, 2009b)。

Kanra(2009) 指 出 ， 審 議 應 包 括 社 會 學 習 (social learning) 與 決 策 (decision making)兩階段。一般審議式民主理論只將審議視作決策的程序。Dryzek(2000: 1-7) 在其所倡導的話語式民主(discourse democracy)中，將民主視為「一個永無止境的 動態過程」，「在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下，人們在公共領域中相互論辯或對話」。 Dryzek (2005)也指出了，在極度分裂社會中，「審議與決策鬆脫」(亦即「審議的 社會學習」部分)的重要性。

舉例來說，現代土耳其是凱末爾按照西歐國家模式所建立，實行政教分離。

長期以來，土耳其就是一個世俗土耳其人與伊斯蘭教人相互對抗的極度分裂社 會。在 2002 年 11 月土耳其普選前，偏向伊斯蘭教的 AKP(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的政治菁英們體認到：保障回教徒社會、政治、經濟權益的一勞永逸方法，

就是效法西方法律制度下對人權的保障。由於 AKP 改變了過去抗拒政教分離的 立場，因而促成了對立雙方公民就保障人權議題，進行類似日常生活的對話。因 此，Kanra(2009)應用 Q-methodology 研究方法，得出這樣的結論：「社會學習階 段的審議，有利於促進對立雙方間的相互瞭解與相互尊重」。

He(何包鋼)(2010)在澳大利亞邀請中國與西藏的留學生參與西藏問題的審 議研討會(deliberative workshop)。雖然雙方在澳大利亞有眾多留學生，但是大部 分留學生都沒有意願參與此一研討會。由於隨機挑選參與者已屬不可能，最後找 到自願參加的 14 位西藏留學生與 12 位中國留學生。雖然他的實驗結果顯示：審 議對話具有「增加智識，增進相互瞭解，促進相互信任、提升審議能力，以及導 致採取溫和立場」等作用，但是對於西藏是否應該獨立這一問題，雙方在審議前 的看法分歧甚大，雙方在審議後的看法分歧更大。何包鋼的研究，突顯了將審議 式民主運用到國家認同問題所可能面臨到的困境。值得一提的是，雙方大部分的 參與者都認為，「權力分享」是一個處理此一困境實際可行的方案(He, 2010:

729)。此外，何包鋼也對 O’Flynn(2006)、Dryzek(2005)與 Fishkin et al.(2009)這三 篇論文做了一番比較。

729)。此外，何包鋼也對 O’Flynn(2006)、Dryzek(2005)與 Fishkin et al.(2009)這三 篇論文做了一番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