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當前台灣民主發展的困境
第二節 藍綠差異的分界線：經驗研究的線索
2.2.5 綜合討論：藍綠雙方基本差異的分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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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左移，但是省籍效果還是存在。然而，「這種省籍效果的影響力其實是受到地 域的分化所影響」111(徐永明、林昌平，2009b：26)。此外，張佑宗、趙珮如(2006) 也發現，泛藍或泛綠的認同者，居住在其支持陣營較弱勢的地區，最後投給其所 認同陣營的比率高於同樣認同其陣營，但居住在其陣營得票率較高的村里。
台灣在選舉地理上的「北藍南綠」的地域差異，也同時反應在「南閩北閩」、
「南客北客」等差異上。因此，台灣南北的地域差異，似乎也應被視為台灣藍綠 分歧背後的重要地理界線。
2.2.5 綜合討論：藍綠雙方基本差異的分界線
經由以上經驗研究的資料，我們可以大致理解藍綠社會分歧的分界線。這 些分界線是多面向的，並非只是過去刻板印象中「外省人投國民黨、本省人投民 進黨」這種單純的省籍差異或族群差異而已。事實上，這些差異也反映在認同、
年齡層、教育程度、職業別、階級，以及地域差異上。
首先，省籍或族群的差異已不再是藍綠之間的主要差異。雖然本省人與外 省人之間有明顯的認同差異，但是族群內部也有相當大的差異，「省籍的界線並 不完全等同於國家認同的差異」(吳親恩，2007：161)。藍綠之間最核心的不同 點，反映在認同或意識形態上。而台灣意識的強弱、對本土(台灣人)政權的堅持，
相較於省籍、族群差異，或者年齡、教育程度或職業別等差異，反而是藍綠支持 者間更為關鍵的基本差異。
其次，藍綠支持者在階級上的差異是值得注意的，但這或許只是反映了不 同階級的生活環境的差異。由於階級位置也可能會影響民眾對生活前景的認知，
特別是對於近年來兩岸經貿互動的前景的認知(陳陸輝、耿曙、王德育，2009)，
因此，在藍綠的兩岸政策上，階級身分也可能對於藍綠支持的選擇，扮演獨立的 作用。
第三，在台灣選舉地理學上所呈現的南北地域差異也是顯而易見的。然而，
光是地域差異，似乎仍不能說明藍綠分歧背後的核心價值的差異。究竟，所謂北 藍南綠的地域差異，是造成分歧的原因？抑或只是這種分歧所產生的結果？基於 現有的經驗研究所提供的證據，恐怕尚不足以說明南北的地域差異就是造成藍綠 分歧的主要原因與關鍵差異。事實上，北藍南綠的地域差異可能正好是近年來藍
111 他們指出，閩南人、客家人的投票行為，存在「南客 vs 北客」與「南閩 vs 北閩」的地域 差異。特別是在控制住南北地域差異的因素後，原本不固定的省籍效果，變化為固定的省籍效果。
他們說明了台灣南北的地域因素，確實是影響泛綠陣營在總統大選中得票率高低的重要因素(徐 永明、林昌平，2009b: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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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的對立分歧，在不同的區域所各自演化出的結果。
因此，以上這些相關的經驗研究所提供的線索，為我們指出了一個重點，
也就是台灣的藍綠分歧背後最核心的差異，不僅僅只是省籍、族群意識上的差 異，也並非單純的年齡、教育程度、階級上的差異。事實上，僅管地域上的南北 差異是明顯的。但是，最關鍵的差異還是在於認同的差異，而這種對認同的重視 反映在政治上，正如吳乃德所說：「認同成為台灣目前政黨唯一的分野」(吳乃德，
1993)。這也意味著有兩群公民，抱持著對於未來完全不同的想像。
第三節 台灣民主困境的關鍵難題112：認同差異113與政治不信任
基本上，台灣可以說是一個集體記憶、集體感受和集體期待在歷史與迷思 雙雙失落的夾縫裡一一被撕裂的社會，呈現出來的是一片心靈破碎而分歧 的景象，人們彼此之間多有、且明顯呈現出來的，只是緊繃的對立矛盾情 緒，特別是觸及到國族認同問題的時候。
─ 葉啟政(2005：255)
在上一節，本文已經檢視了相關的經驗研究，指出藍綠分歧最關鍵的不同 在於認同上的差異。在這一節中，本文將進一步指出，當前台灣民主困境的關鍵 難題，不只是在於認同上的差異，事實上，認同差異更帶來了本省人與外省人，
以及藍綠支持者之間的一種普遍性的政治不信任的問題。我們認為，認同差異與 政治信任不足，是當前台灣民主困境的關鍵難題。
112 吳乃德(2002)也曾將「認同衝突」與「政治不信任」視為台灣族群政治的核心難題。不過，
吳乃德所指出的政治不信任的問題，只是在討論不同族群間的政治信任差異(他指出由於認同差 異，僅管本省人跟外省人在社會生活上交融，仍有近半數的本省人認為外省人不夠認同台灣，這 導致了本省人對外省人的政治不信任)，而並未去比較藍綠陣營雙方的支持者，分別在其支持陣 營與對立陣營執政時，對政府的信任程度、以及對民主的態度的差異。因此，本論文接下來在定 調當前台灣民主困境的關鍵難題時，將會在認同與信任這兩個面向的討論上再作補充。
113 在這裡必須說明的是，在台灣討論國家認同的研究中，有些學者所指涉的是「統獨傾向」(例 如吳乃德，1996，2000)，有些學者指涉的則是台灣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的差異，而這種認同差 異，有些學者將其認定為「族群意識」來處理(例如吳乃德，2002)，不過也有些學者將族群意識 用來指涉「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等四大族群(黃宣範，1993；王甫昌，1998，2002，
2003)。不過，台灣認同與中國認同的差異，乃至於統獨傾向，兩者之間高度相關。有些學者則 認為，其實這兩者都屬於國家認同的範疇(黃光國，1987；王甫昌，1994)。本論文在這裡所採取 的是比較廣義的國家認同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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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藍綠選民間的政治不信任
這是一個欺騙的年代、不信任的年代，習慣欺騙與被騙的人，如今都在高 度不信任的氛圍中共同生活。許多人聲稱不再信任公共事務、政府機構以 及負責管理它們的那群人了。政治人物、記者、律師、醫生、企業領袖等
「專業人士」被投以猜疑的眼光，他們說的話被大打折扣，他們的動機則 受到高度的質疑。無論這種信心危機是否確實存在，或者只是一般人的感 受，此一危機都已經弱化了我們的社會和民主，傷害了個人、社會和整體 國家的競爭力。
─ O’Neill (2004)
一般來說，所謂的信任(trust)，是在本身不具備充分知識的情況下所做的決 定。換言之，一個人在授權他人之後，因為對方的疏忽或者濫用此授權，其結果 可能對自己造成危險，個人已預先理解到可能的風險，且仍願意授權(Warren, 1999)。信任也可能是雙向的信任關係，甚至是一種信任網絡的關係(Tilly, 2005)。
互相的信任讓整個社會的運作與協調更為順暢，如 Luhmann(1979)就指出，個人 對他人的信任，讓社會領域內集體行動的協調成為可能。Giddens 認為，信任是 確保人類「本體論的安全感」的核心心理機制。對自己、對他人、和對事物的信 任，認為其不會出現意想不到的、令人驚懼的發展，能夠提供行動者此一存在的 安全感(Giddens, 1990: 112-124)。Giddens 區分出兩種信任類型：「對系統的信任」
(trust in system)以及「對人的信任」(trust in person)，前者是以「從未謀面者的承 諾」(faceless commitments) 形式來進行，行動者對此知識是無了解能力的門外 漢。後者則以「面熟者的承諾」(face work commitments) 形式來進行，互動雙方 的誠信是長期互動的結果。因此，對人的信任與對系統的信任，事實上，是奠定 兩種「值得信賴感」(trustworthiness)基礎上：第一類是來自所熟識的人事物，第 二類則是來自彼此陌生的人事物。簡言之，所謂的「面熟」或者「從未謀面」在 信任關係中發揮不同的作用。若信任關係的雙方彼此是熟人，雙方間的信任往往 存在相當低的未知因素。反之，若信任關係的雙方彼此是陌生人，信任的基礎則 是建立在相當高程度的未知因素上(Giddens, 1990: 79-88)。所以，信任對於一個 社會是相當重要的，有助於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Putnam, 1993)。
信任是一個相當廣泛的概念，儘管社會信任與政治信任並不完全一致，但 是這兩者卻呈現正向相關(Hetherington, 2005)。關於政治信任，一般的定義是，
在沒有刻意要求或監督的情形下，政治系統會產生讓民眾滿意的結果。而足夠的 政治信任能夠讓政府在治理時不需要事事預先徵求人民的同意，充分的政治信任 還可以允許政府推動一些必要但短期可能會造成痛苦的政策(Gamson,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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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on, 1975)。
如果政治信任偏低，特別是當民眾對政府的信任降低到一定程度時，就可 能會削弱民主體制的正當性(Miller, 1974)。同時，對政府過低的政治信任，會使 得民眾希望一種有限的政府，在一些重要政策上，政府也難以聚集足夠的政治支 持，這當然也會削弱了政府解決問題上的能力(Hetherington, 1998; Miller, 1974)。
反之，如果民眾對政府的政治信任過高，對民主政治的發展也未必一定是 有利的。因為對政府過高的信任等於是人民放棄監督政府的權力，並無條件支持 政府的作為(Hardin 1998, 1999)，如此一來，執政黨不太需要擔心是否能繼續執 政而不再力求表現，就有可能造成政府的怠惰。因此，過去對政治信任程度的研 究中都顯示，對政府的政治信任過高或過低，對於一個健全的民主社會，都不是 一種理想的狀況。
當然，如果理論上民眾能夠完全透視一個政權的動機與治理能力，並精準 地預測這個政權所有政策的一切後果，那麼基本上不存在政治信任與不信任的問 題(Hardin, 1999: 23)。然而，在現實世界中，政治信任的問題並無法透過智識主 義的角度來解決(黃俊龍，2010：106)。有些學者甚至將民眾對政府的政治信任，
比喻為像是雇主與受雇者之間的一種「委託關係」114(Mueller, 2003)。因此，信 任絕對是民主政治能否成功的關鍵要素之一。
比喻為像是雇主與受雇者之間的一種「委託關係」114(Mueller, 2003)。因此，信 任絕對是民主政治能否成功的關鍵要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