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審議式民主與其對當前台灣民主困境的回應
第六節 審議式民主對當前台灣民主困境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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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問題)，這個認知也會是一個重要的社會現實。它甚至是在一個討 論團體中所發生的至關重要的唯一的現實。
(ii) 或許，有些參與者實際上在說謊，但是，假如他們能夠以聰明的方法 隱藏了他們的謊言，而使得沒有人能夠注意到，這樣的謊言對這個團 體而言是沒有什麼重要性的。
(iii) 另一方面，假如大多數參與者都在回答這份問卷時表示，他們不會「信 任其他參與者所說的話」(第三項問題)，這個認知也是一個重要的社 會現實。或許他們本身就不誠實，因此就將這種不誠實的行為投射到 別的參與者身上。
(iv) 「假如幾乎每個人都表示，在團體討論中有很多謊言」，這和「假如認 知是互相誠實」相比，顯然會有非常不同的團體氣氛。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Goodin(2005)指出，除了 Steiner et al.(2003, 2004)所 提出的話語品質指數(discourse quality index)之外，Oxford-Berkeley 的語言哲學家 Grice(1975)曾提出「交談的格言」(maxims of conversation)。此外，國際關係專 家 Midgaard(1980)也曾提出「政治對話規則」(rules of political interlocution)。其 中，話語品質指數根植於 Habermas 的話語倫理學，而「交談的格言」與「政治 對話規則」則源自 Austin(1962)的著作《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雖然三者來源不同，但是內容卻有頗多相似之處。這點更證明了 Steiner 等人所提出的 DQI 有不可動搖的理論基礎。
第六節 審議式民主對當前台灣民主困境的回應
經過本章在前面的討論與整理，我們可以獲得以下的啟示：
首先，理論上，理想審議是有可能可以解決當前台灣民主的困境的。只不 過，理想言說情境在現實生活中往往很難達成。但是，這並不排除理想言說情境 是可以近似達成的142。
142 詳見註 139。
為了處理民主改革的三元悖論(the trilemma of democratic reform)，亦即在「政治平等」、「審議」
與「參與」這三個價值中，只能選擇其中兩項的困境。Fishkin 提出的解決方案，就是審議式民 調。Azmanova(2010: 49)則進而指出，如果能夠滿足 Fishkin(2009: 34)所提出的五個程序性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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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相關文獻中，目前還沒有經驗證據顯示，能夠單獨透過審議式民 主解決在極度分裂社會中的國家認同問題。
第三，由於分裂社會缺乏相互信任與相互的瞭解，因此有些審議式民主理 論家認為，審議式民主並不適用於極度分裂的社會。但是，他們顯然忽略了「所 有民主社會都需要審議」的事實，關鍵只是在於，有些社會較其他社會更難促成 審議的實踐(O’Flynn, 2006: 5)。
第四，即使有些審議式民主理論家認為，審議式民主並不適用於極度分裂 的社會，但是這並不表示就排除了去設計某種權力分享制度的可能性，這種制度 有利於跨越族群間的對話，同時培養族群間的相互信任感(O’Flynn, 2006: 4;
Fishkin, 2009: 168)。
第五，將審議式民主運用於極度分裂社會的另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提出規 範性標準，而這些規範性標準可賦予最初的權力分享制度的選擇，以及隨後引導 這一權力分享制度的進展(O’Flynn, 2006: 4)。
第六，若將協合式民主中菁英間的決策模式，改由「審議」取代「議價」
(bargaining)，則此修正型的協合式民主能夠完全滿足互惠性(reciprocity)與公開性 (publicity)這兩項審議式民主的規範性原則143(O’Flynn, 2006: 11-12)。就長期而 言，這種修正型的協合式民主較單純的協合式民主有較佳的機會，成功地處理分 裂社會中族群衝突的問題(O’Flynn, 2006: 7; Elstub, 2010: 300-301)。
第七，在協合式民主制度下的公民社會中，納入審議(對話)機制，無論是規 範性觀點或經驗性證據，都被證明是可行的(He, 2002; Dryzek, 2005; O’Flynn, 2006: 11; Fishkin et al., 2009; He, 2010; O’Flynn and Russell, 2011: 233)。強有力的 公民社會，在尊重互惠性與公開性的規範性原則下，可以在「非關族群」方面的 相關議題上，進行交流對話，進而發展出跨越族群界線的共同認同感(O’Flynn, 2006: 11)。
第八，由於政治菁英可以利用國家認同議題獲取政治利益，寄望於政治菁 英在修正型的協合式民主的制度下，由民主審議去解決國家認同議題，是不切實 際的想法。因此，有關國家認同議題的討論，應該限制在民間團體中進行。有關 國家認同的審議，由於必須提出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理由，所以必須在理想言說情
(1)對參與者提供合理正確資訊的程度；(2)對同一議題、檢視不同觀點的平衡程度；(3)參與者代 表多元觀點的代表性程度；(4)參與者真誠地權衡各種論點價值的真誠程度；(5)平等對待所有參 與者的論點價值的程度。那麼，在這五個程序性條件下，審議式民調可以在近似 Habermas 的理 想言說情境下進行(唯共識改由反思所取代，無時限的審議改由有時限的審議所取代)。
143 Gutmann & Thompson(1996: 12)指出，審議式民主的三個基本原則是互惠性(reciprocity)、公開 性(publicity)與課責性(accountablity)。而協合式民主的四個基本原則是大聯合政府、比例性原則、
相互否決與族群區塊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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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進行。
第九，話語品質指數(DQI)是一個測量工具，可以測量實際審議距離理想言 說情境有多遠。
第十，修正型的協合式民主，可以為衝突族群的政治菁英們，在政府內部 建立溝通的管道，有利於逐步建立互信。雙方可在政府內部就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的議題進行對話、審議與決策。而全面測量審議品質(例如 DQI)有助於評 估政府內部政治菁英們的表現。同時，也可檢視決策是否是由較佳論據所達成的 理性共識。至於對話、審議與決策的循環，則可持續進行。
十一、有關統獨議題的討論，則應限制在民間團體中進行，政府與政黨皆 應避免介入。為了激發公民自由、平等、公開、理性對話的意願，初期的討論應 以非關統獨的共同利益(common good)為主，審議的結果只是傳達公民的諮詢意 見 。 長 期 持 續 地 測 量 話 語 品 質 ， 無 形 中 可 形 塑 公 民 間 相 互 調 適 (mutual accommodation)的精神，進而達成社會轉型(social transformation)的目的。在這個 轉型後的社會中，公民已具備「相互尊重」與「人道關懷他人」的德行(Kanra, 2009:
20)。此時，才是公民間對統獨議題進行理性對話的適當時機。
十二、O’Flynn(2006: 7)將修正型的協合式民主，視為比較政治學中協合式 民主的延伸。Elstub(2010)將修正型的協合式民主視為「第三代審議式民主」144。 Drake and McCulloch(2011)則將此修正型的協合式民主命名為審議式協合民主 (deliberative consociationalism)。在圖 4.3 中，本文整理並繪製了如何結合協合式 民主與審議式民主去建構修正型協合式民主的示意圖，說明了協合式民主與審議 式民主所重疊之處，也正是一個「簡單的修正型協合式民主」的模型。
144 同註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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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合式民主模型 簡單的修正型
協合式民主 審議式民主
大聯合政府 非互惠性 ┼ 互惠性 互惠性 * + ┼ ≡
比例性原則 非公開性 ┼ 公開性 公開性 * + ┼
相互否決 課責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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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區塊自治 包容性 + Lijphart (1977) Gutmann & Thompson (1998) *
O’Flynn (2002) +
圖 4.3 建構修正型協合式民主的示意圖 (由作者自行整理與繪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