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文獻回顧(二)：取徑的選擇
1.3.1 面對「民主內戰」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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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在下一節，本文將接續討論，為何選擇取徑於審議式民主與權力分 享式民主，並且說明為何這兩種民主形式能夠承擔這樣的任務。
第三節 文獻回顧(二)：取徑的選擇
1.3.1 面對「『民主』內戰」，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民主？
「解決民主制度之疑難雜症的良方，便是提供更多民主」。
── John Dewey (引自 Swift, 2003: 121)
「民主能為世界帶來永久的和平」。
── Immanuel Kant (引自 Reiss, 1991)
面對「民主內戰」，一場因認同的衝突，並以「民主」為形式所進行的內戰。
民主仍然是它的解決方式嗎？Dewey 的話語，似乎已經清楚地提供了我們答案。
事實上，除非採取比較極端或者不人道的方式，否則很難達成政治的同一性。例 如 Gellner 所說：「某些國族實現了他們的國族主義，卻反而造成了其他國族的失 敗。除非把異族全數殺死、驅逐或同化殆盡，否則就無法讓該領土成為單族政體」
(Gellner, 2001: 3)。不過，昔日的納粹德國已經走入歷史山洞，在今日的世界，
任何極端的做法都可能會引起國際干涉，除了極少數不民主的國家，在民主國家 已經很難看到極端的作法。事實上，或許正如 Dewey 所說，要治療在民主化過 程中產生的病症，或許沒有比提供更多民主，更適合去治療它了。
因此，本論文的基本立場是：「民主產生的問題，只能透過更多的民主去解 決」。當然，我們勢必得要問：如果我們想要循民主的路徑，來緩解這種來自認 同分歧所衍生出的藍綠對抗，顯然傳統的多數決民主已不可行，那麼我們應該要 選擇甚麼樣的民主形式才能擔當這樣的任務？
首先，面對人民的分裂，民主絕對仍是必要的。由於公民身分需要不同的 個體之間要有共同目標、共同利益、共同規範。因此，公民之間的衝突，只能循 公共理性去解決(錢永祥，2004：126)。而且，也沒有任何非民主的方案，更能 夠去處理人民內部的敵意所造成的局面。然而，在台灣的民主內戰中，民主所面 對的課題，已經不僅僅只是處理人民與統治者的關係，而是要擔負「緩和」與「調 節」人民內部的敵意與對抗的任務(錢永祥，2009：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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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僅管民主社會不是民主制度出現的必要條件，但卻是民主體制深化、
鞏固，乃至於長期比較穩定維繫的必要要素。特別是，台灣的民主制度本身並不 誕生於一個民主的社會當中，但是卻一定要透過民主的社會，才得以深化與鞏固 (顏厥安，2009：163)。換言之，民主唯有透過民主社會才能夠深化和鞏固，但 首先必須改變國家與社會的二分法，改從「國家在社會之內」的觀點，正如湯志 傑(2009：198)所說：我們應該從「社會本身才是改革與民主實踐的根本戰場」
這個角度來思考。因為唯有當我們創造並且確保有助於民主的結構可能性條件，
我們才能落實並深化民主，讓它變成一種生活方式，而不只是一套形式的程序。
湯志傑(2006)指出，藉公共領域強化社會的自主性，開展公共性，是一個可 能的出路，但是也不宜寄予過高的期望38。從而打破對政治的不當期望，認清「民 主化」不可能一舉促成社會各方面的進步與變革。這也正如吳介民(2004)所指出 的，身分認同不只是源自親密領域和私人領域，而也是公共領域中社會溝通與社 會建構的結果。如何透過公共溝通擴大我們的民主包容性，無疑地，是台灣社會 當前的重要課題。
基於這樣的思考，李丁讚也認為，台灣的民主缺乏了公共領域的要素，因 此需要用「更全面性的、更具有善意的溝通」來化解當前的困境(李丁讚，2004)。
錢永祥(2004：135-139)指出，投票式的民主制度，並沒有為公共領域設置出一個 可以讓它扮演的積極角色，使得這種制度缺少了它應該有的公平性和公共性。但 湯志傑則更進一步指出，不能只從李丁讚歸納的微觀民主社會生活著手，而是也 需要在制度的面向努力創造「有利於民主的可能性條件」(湯志傑，2009：199)。
換言之，要解決當前的困境，不能依賴多數決民主，我們必須先創造合宜 的「制度條件」。事實上，民主政治其中一個核心的特質，就是「以制度的確定 性，來緩和權力競爭的不確定後果」(吳介民、李丁讚，2008b：65)。然而，選 舉制度明顯有其不足之處，台灣社會許多問題都是由選舉活動直接或者間接所造 成的。選舉制度是民主的基石，可是在多數決的邏輯下，選舉卻也讓社會既有的 分歧變得更加對立。事實上，民主體制並非堅若磐石，歷史告訴我們，民主如果 經營不善，不能善加處理社會分歧的問題，民主甚至也可能出現逆流或崩潰。
因此，我們必須進一步追問：那到底什麼樣貌的「民主形式」更適用於在 藍綠對立下的台灣分裂社會呢？
朱雲漢認為，要思考台灣當前的民主困境，包括構思體制上的改革或是公 共文化的改造，都必須在思維架構上有更多的突破，不能只是侷限在過去習慣的
38 湯志傑提醒，在這樣的情況下，作為社會內環境的公共領域，是社會自己觀察自己的重要機 制，因此也是感知問題及提出問題解決的重要場域。公共領域雖然不見得真能找到最好的論證，
促成共識，解決爭議與對立，但至少總可以發揮溝通達成「理解」的作用，有助於「再進入」， 在各個獨立自主的論述之間創造出相容性及可比較性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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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中打轉，尤其不能以美國的那套體制運作做為準繩(朱雲漢，2007：263)。
張佑宗(1996：192)認為，台灣在民主鞏固的過程中，發展適當的政治文化是許 多關鍵因素之一，更需要克服一些障礙，而化解內部族群衝突的問題，更是關鍵 中的關鍵，民主改革不可避免地會挑起族群議題，因為族群議題乃是達到政治動 員的利器。正如 Dahl 所說：「民主化之後，如果這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沒有健全 的民主政治文化提供支撐，那麼當這個民主國家面臨危機時，就有可能再度被另 一個威權體制所取代」(Dahl, 1997: 38)。朱雲漢(2004)也指出，針對台灣民主發 展的困境與挑戰，最終仍取決於藍綠之間的政治菁英能否建立一套在行政與立法 機關間，以及藍綠政黨間的制度化協商機制，並在政治菁英間培養出「共識型」
的政治文化。
對於當前的民主困境，李丁讚也提出一種「共治」的主張，他指出，共治 與多數決不同，是由相關當事人平等協商、溝通對話所達成的共識。社會普遍參 與，並與政治一齊努力，就是共治。在共治的格局中，領導者首先要把自己從政 治社會降回到公民社會中，謙卑但積極地面對社會各種力量，傾聽各種不同聲 音，尤其是敵對陣營和邊緣的聲音(李丁讚，2009b：217)。
另一方面，民主的政黨競爭之所以發展成內戰，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統治 勢力的矛盾，延伸擴散為人民內部的矛盾。雖然整個社會嚮往民主，卻無力發展 出普同的參與身分與平等的尊重關懷，只能用「對抗」作為民主的集結方式，用
「我們」與「他們」之分窮盡社會的相處關係(錢永祥，2009：179)。因此，民 主必須擴大焦點，從處理人民與統治者之間的關係，轉成人民內部的「公民要如 何相互對待」的議題(錢永祥，2009：177)。換言之，或許我們應該尋找一種適 合於「公民社會」39的民主觀，作為普及平等參與、公民身分、公平制度的理念 (錢永祥，2009：179)，才足以處理眼前的迫切問題。
那麼，究竟什麼樣的民主觀，才能適應台灣這種對抗的環境，並擔負此任 務，進而解決當前的民主困境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先了解的是，民主政治並非真正「統治」
民主社會，而只是「中介」社會中的政治意志，協調社會中的公私利益。這主要 展現在促進與完成溝通的能力上，然而，從李登輝的威權民主改革，經歷民進黨 執政八年，到國民黨重新執政，太多的施政作為都還是以政治的便宜手段宰制、
壓迫社會，而「缺乏溝通的能力」(顏厥安，2009：166)。因此，李丁讚主張，
應透過更廣大、更全面的公共參與，每個領域不同顏色的人，可以在具體的行動 方案中平等協商、溝通對話，進而慢慢建立信任與連帶，真正的合作與共治的基 礎就可以逐漸建立(李丁讚，2009b：216)。
39 錢永祥對「公民社會」的解讀是：「公民之間要有共同目標、共同利益與共同規範，公民之間 衝突只能循公共理性解決」(錢永祥，200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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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介民則認為，超克藍綠分歧的前提是真實面對結構困局，而不是提倡唯 心的和解論，因為抽離現實條件的超克論，不會為多年來不斷「內捲化」、自我 再生產的兩個民間社會內部各自的集體焦慮與「妒恨心態」，帶來任何舒緩效果。
藍綠各方應該在「台灣是一個主權受挑戰民主國家」這個前提上進行公共對話，
尋求政治生活的共通點。換言之，差異國族認同之間的互相肯認，需要以對於台 灣外部結構處境的共識為前提；以此為基礎，擴大政治社會的認同範圍。統獨未 來的選擇，不是「如何談」，而是「基於何種社會共識來談」(吳介民，2009：153)。
據此，如果我們再進一步追問：台灣政治上的藍綠對立、第一民間社會與 第二民間社會之間的敵意、對峙與不信任，又應該基於甚麼樣的社會共識來談？
關於這點，劉靜怡(2009)認為，在台灣當前分裂對立的民主困境中，因為公 共領域從未建立起堅實的基礎，公民社會也難以成為民主體制運作的基石。她主 張「人權保障」是在嘗試緩和台灣社會分裂對立現狀時，最為可行的共識基礎，
先透過人權保障此一共同價值的普及化與深化，或能縮短藍綠兩對立陣營的距 離。而吳介民、李丁讚則認為：「只有『生活在台灣』才是我們共同的基礎，唯 有暫時放下認同，透過公共領域的審議協商，慢慢找出共同的利益和觀點，進而
先透過人權保障此一共同價值的普及化與深化，或能縮短藍綠兩對立陣營的距 離。而吳介民、李丁讚則認為：「只有『生活在台灣』才是我們共同的基礎，唯 有暫時放下認同，透過公共領域的審議協商，慢慢找出共同的利益和觀點，進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