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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團體中，每個成員差不多都有角色，如主席、財政、康樂等，每個月都有會議商討未來 工作、活動，以及團體內的聯誼活動，如暑假或舉辦活動前，還會分工及成立「任務小組」籌 備活動。 因為每次會議、推行活動時，我們互相討論、交流，在團體中，我可以「發聲」、
表達意見，而且有人聽到我的聲音、意見，這讓我可以參與，感到「我」的存在、我感到被重 視、不再渺小，原來「我」在這裡。
經過多次的參與(團體的會議、活動等)，及當志工的過程中，越來越發現「我」的存在、
我的價值、我的能力，並不只是一個「服務使用者」，同時，也是一個「服務提供者」，可以 幫助別人、讓別人快樂，也讓我感到滿足感、能力感，也與小時候不一樣。
那時候，除了在家裡吃飯、睡覺，學校上課、踢足球，我便會在青少年中心，因為在這裡 再次感到有「我」及歸屬感。
另記得在高中的一個暑假，自己會到父親的農田幹活，當黃昏時，便會到青少年中心當志 工、流連，然而，因為需要下田幹活，為了利便，故只會穿拖鞋，而自己幹活完後，也自然地 會穿拖鞋到青少年中心。 當時，社工姑娘對自己溫和地說「因中心規則，是不能穿拖鞋到中 心，下一次來中心時，可否穿運動鞋或其他鞋子呢?」在香港部份青少年機構是會要求會員穿 著較為「端莊」，如不能穿拖鞋、男生也不赤裸上身等，其後，她也與自己多次提醒、溝通，
期間也提議「可否帶一對鞋子，存放在中心，待到中心時才換上」，然而，當時自己正處於青 少年成長期，有點反叛， 加上為了工作的方便，始終仍是穿拖鞋出沒。不過，這讓我認識及 建立社工的 大哥哥、大姐姐 形象，他們會以理性、同理、溫和、友善的與別人雙向溝通及應 對方法，是與家長、老師不同，而且是有效及正面。
這事件讓我認識與以前不一樣的東西，就是原來雙面向的商討、協調是可能的，因為在學 校、家庭多是單向、囑咐，甚至命令式的由上而下的過程，作為學生的我、兒子的我，根本沒 有「發聲」的餘地，更不可能提出意見、交流，故在青少年中心內，我相對獲得相對的「自由」、
「發言」、表達的機會，同時，也開始感到「我」又再「浮現」，我感到「我」的存在，而「我」
開始不再「渺小」。
小結: 我的青春時代
我的「堅持」 -- 終於「捱過去了」(扛過來了)
「堅持」，「堅決保持住或進行下去」(漢語網)。
「堅持」，用來形容我的青春期(中小學時代)是很適合不過。但如當時年輕的我，當 然不會這樣形容或描繪，而用「黑暗的壓抑」，因為我是在自覺或不察覺地被「壓抑」、
被「矮化」，而漸漸被「壓縮」、被「渺小」，至「無助」、「無望」、「無奈」，也 不會反抗、不會解釋、不會「發聲」，甚至是被埋在「黑暗」中，而且可能外間沒被「發 現」(可能我沒有向別人「求助」)，因為我覺得在「黑暗」中看不到、找不到一點的希 望、幫助的光，雖然如此，我相信「路是漫長也要走，黑暗的盡頭總有光」，或是俗語 說「船到橋頭自然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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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是必須與大社會、小社會的洗禮，如社會化、制度化學習(如學校，猶如 工廠的「流水作業/生產線式」分工、機械製作「模型」，期望每個也是一模一樣的「標 準產品」(孩子))。
而家庭則是要求孩子是本身符合「期望」，這「期望」是除了家規外，還有社會規 範等，如家庭長輩「說了算」(沒明文的家規)，或是家族傳承的規範，也是與學校沒有 太大差別，也是在上下層的關係(家庭中的父母與子女、兄弟姊妹等; 而學校裡的老師與 學生) 都是「要求」孩子順從、服從，也對孩子是無形的壓抑、控制等，尤是過去的傳 統社會、家庭，故孩子經過這個「制度」(學校和家庭)才會正式成為「產品」推出市場(大 社會)。
故小時候所「學習」的「條條框框」、「有形或無形知識」(如書本上的或是「說了 算」的口頭式)等，只是期待孩子能符合別人/社會需要而已。
而我則是在這「制度」，如實體的部門、機構(包括社會福利服務、學校、家庭等，
還有「軟體」的法律、政策、服務等的其中之一的「產品」。相信是「我」這產品不是
「次貸」(次級產品)，便是「另類」，和其他的不一樣。因為我不是什麼「好貨色」，
又不是「名校」「出品」、成績也不好，而且日後走上了一條從政的「不歸路」(因一般 人也認為政治是骯髒，從政者便是政客，玩弄權力、爭逐名利的負面刻板印象 )。
故我要堅持到最後，相信是會「扛過去的」，「惡夢會醒、惡運也會走」，又或在 小時候，看到天氣變化，天氣惡劣，如颱風、寒冷冰霜，蔬菜、瓜果、花卉被受侵襲、
摧殘、甚至沒了，可是父母親仍與會「大自然」搏鬥或共存，繼續翻土、播種、灌溉、
施肥、除草、滅蟲...收割、賣到市場去...重覆又重覆，循環再循環， 我不自覺 地看到他們的「堅持」，現在我的這份「堅持」，也是他們「留下」在世界上，相信這 是叫「傳承」吧!
真的直至到青少年中心，開始找到「我」的存在、價值，也察覺我是不渺小、有能 力，也感到滿足感，便開始找尋我的「夢」、編織我的「夢」。
第四節: 織夢: 決志「社工路」
為何決定報讀社工及當社工，以及當議員?
我在小時候及青少年的成長，都是活在自我察覺或不察覺的「壓抑」、被「矮化」的制度、
環境下，我只有在青少年中心可以「有限制」(因中心仍有其規則限制)下「釋放」自己，也開 始尋找「我」，感到「我」的存在，而且再不渺小。
故我也看到中心的社工好像舉辦不少的活動，我心裡想「可以一面籌辦活動予服務對象(兒 童、青少年)，另一面可以幫助別人，而自己又可以獲得滿足感，最重要是相信自己也有信心、
能力辦得到，並且覺得並不是那麼難啊!」這是我的第一個想當社工的念頭，當然這是一個「天 真、無知」的想法，因為當我在 21 歲進入社會服務時，才知道是「翻天覆地」、「截然不同」
的事，根本是「另一回事」、「大有不同」。
我當青年工作員(仍沒有社工訓練)與同工帶一群高小學生宿營，以前當志工時也曾參與類 似活動，以為只是陪伴這些玩玩而已，可是當籌劃者、帶領者時，是完全不同的角色、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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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會與同工分工外，還要準備整個計劃的物資、流程/程序、每節的活動內容、工作...，
以及參加者的安全措施，總之大大小小的事情也需要照顧周全，尤是晚上，一些小朋友會因貪 玩而影響他人休息或發生意外等，故工作員需要因應應對，這也是工作員(我)的「職責」，其 實並不是「玩」的，真的不易啊!
我也重新認識社會工作，更加促使我報考社會工作課程，走上社工路。
其後，我才知道不只有我有這樣的想法，以為曾當志工，便能當社工，還以為籌辦活動是 非常簡單的事，最後才理解不是想像那麼簡單。 原來我認識不少社工的同工也會在進入「社 會服務」之前，會有這樣的「誤解」，當中包括我的社工同學、同工等，原來不是只有我，我 是不孤單的。
另在中心不單是當志工，還可接觸社區，如社工邀請我「公民教育」的活動，當中有認識 選舉、地區事務的計劃，參加者會走訪議員、大學老師等分享，讓我認識什麼是選舉、地區事 務，如什麼交通運輸的公車服務的改善、學校的學位不足、缺乏醫院醫療服務、環境衛生...
等，原來是與自己「息息相關」，當時十多歲的我根本亳不關心，只知道吃喝玩樂、還有公開 考試，怎樣也不知道可以是影響至現在的自己。原來社工除了籌劃、推行直接服務外，還可以 在不同的領域、方式幫助他人，這是其中之一「社踏入「社工路」的「契機」，也是「從政之 路」的「啟蒙」。
還有一個重要點是影響我決定了走我的「社工路」，就是當時(80 年代中)的青少年中心 主任/主管，也是我從政啟蒙者之一，他參與地區議會選舉，而我也與一群居民協助他參選，
讓我參與更多的地區服務，從而我是一個普普通通的高中學生，漸漸對社區產生莫名的歸屬感。
在 1980 年港府公佈「香港地方行政的模式綠皮書」，建議香港 18 個行政區設立地區管理 委員會和區議會，推行全民投票選舉制度(周子峰編，2012)。1982 年舉行區議會選舉，選出 民選區議員。1983、86 年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舉行分區選舉，選出民選議員，另外，政府也 委任部份議員在區議會及兩個市政局，以示平衡作用，也佔穩及保持影響力(周子峰編，2012)。
區議會只是屬諮詢機構，負責向政府提供意見，是政府和市民溝通的橋樑，其職能包括負 責公共設施及服務問題; 責影響區內人士的福利問題; 負責區內小規模的環境改善計劃; 促 進區內康樂文娛活動及負責小型工程及社區活動。而選民資格是年滿 18 歲的香港永久居民，
以及通常在香港居住(周子峰編，2012)。這時候，由於香港政府推行了政制的改革，也開始進 入了「代議政制」的時代，也是踏出「民主化」的一步。
同時，由 80 年代初開始，有部份社工參與地區工作，並組織、培訓居民關注及參與地區 事務，並帶領居民把地區的訴求向政府反映，要求民生的改善，從而提升他們的社區意識及充 權，再者，這些社工(部份)聯同居民一同走出來，參與地區選舉，期望為本身、社會的權益發 聲。
雖然當時年紀尚小的我，約 17、18 歲，會在課餘時間或工餘時間(其後中學畢業後工作) 協助他們的工作，漸漸對我生活的社區有更多認識。
原來「我」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參與社區事務，如街頭簽名運動、居民座談會、家庭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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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我」是可以透過不同途徑向政府反映意見，爭取改善社區環境、設施，改進政府的 政策、服務。
原來「我」不是那麼渺小，是有能力、有力量，讓我開始關心自己所處的社區、地方，也 對自己所生活的地方產生歸屬感 ，這種是無形的感覺，產生了一份改變社區的責任，也讓更 投入地區工作。
「歸屬感」這個名詞，相信對許多香港人(包括我)是相當陌生，因為香港一直只是「借來 的地方」，是「跳板」、過渡的地方，在戰爭時，有以萬計的人為逃避災難的地方、避難所，
「歸屬感」這個名詞，相信對許多香港人(包括我)是相當陌生，因為香港一直只是「借來 的地方」，是「跳板」、過渡的地方，在戰爭時，有以萬計的人為逃避災難的地方、避難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