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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參與社會、社區事務，我是不會為別人助選，也不會加入匯點(論政團體)，其後轉變為「政 治團體」、「政黨」，最後我踏入了「社工路」外的另一條的「從政路」。
因我是在青少年中心長大，社工是從小便接觸的「人物」或角色，當我踏進每一間「青少 年中心」，對我有莫名的親切感，故從小時候便決定成為社工。
70 年代中，我是一名小學生，是服務接收者，80 年中，我是一名高中生，在青少年中心 當志工，轉為服務提供者，可以在中心內的志工團體與其他伙伴一同策劃、組織及推展活動，
我可以從團體溝通、互動、參與，可以認識一些同是中學生的朋友，可從參與、合作找到樂趣 及滿足感，並感到是團體的一份子，也讓我投入其中。
同時，因參與志工，認識了一群社工(其中有的是我的一些啟蒙)，其一是當時青少年中心 的中心主任狄 sir，他已有參選計劃，他和他的伙伴開始進行地區工作，如一些軟性活動，家 庭旅行、日營及節慶的小型嘉年華會、父/母親節活動等，另有一些硬性行動，如運輸交通(巴 士、鐵路服務的改善等)、醫療服務不足(爭取興建醫院、改善公共診所服務等)、教育 (增加 中、小學學位等)、環境衛生及公共房屋問題，以及爭取促進本地民主制度進程等，我們會辦 簽名運動、居民座談會、展覽、與政府部門商討、爭取，以及請願、遊行等，他們都會邀請我 協助，當志工、帶領者等。 這些對我是很有新鮮感，以前讀書時候是從來沒有接觸，更沒有 想過，感到很豐富、很有趣，而且我在伙伴中年紀較小， 故其他人會幫我、一起做，也不會 怕做錯，可以放心繼續下去。
80 年代中，中學畢業、出來工作的我，初時會在課餘/工餘時間，只是「玩票」態度，打 發時間而已。 當參與一段時間後，我在過程中，參與越來越多，我不只是志工、而是組織者，
也與他們變成朋友、伙伴們，在群體中，找到了認同及歸屬感。
因為開始時，不熟悉他們的運作，我會一面幹、一面學習，他們也會提點我，給我意見改 善，我的工作也越來越順暢，越來越投入。除著地區工作的累積，也有一些成果及回報，如巴 士服務的改善(如班次增加等)、興建醫院已開始規劃、進展等，我明白這些工作不是一朝一夕 便會有成果，需要堅持、繼續爭取改善。 另外，過程中，我理解每一個民生事務都需要從居 民/社區的需求出發，也與相關政策、服務規劃連結，每個行動需要有目的、部署、計劃、檢 討、跟進等，也對社區事務的越來越關注。同時，這對我是一種學習、訓練，故漸漸增加了自 我能力感。
我們在街頭工作時，一些居民會積極的回應及讚揚，如主動打招呼、表達意見、給予支持 等。我感到被別人認同，也知道我的工作能帶來社區環境、服務等改變，也為居民帶來生活改 善、福祉，也推動我繼續參與、更加投入其中。 這也是我的樂趣、滿足感。
還有，選舉過程中，我由在街頭派宣傳品、掛宣傳品，逐漸參與助選團的會議、商討、策 略等，感到被重視、認同、讚揚，擔當角色也重了，最後所協助的候選人成功當選，也感到自 己是參與一份子及滿足感。 91 年狄 sir 參選立法局(97 後稱為立法會)，選區比較以前的大了 許多，選民也多了許多，故需要由原本工作的地區擴展至他區，進行選舉宣傳、拉票等，最後，
幸運地，他當選了。 在 92 年，他們邀請我加入他們的壓力團體--匯點。
一個立法局議員負責選區加大了，有部份是對我們而言是新的社區， 我被分派至新的社 區開展工作，我運用過往的經驗、模式推動地區工作。 狄 sir 及伙伴們，為了繼續開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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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及 增加更多的選票，鞏固未來發展，故我們(我和伙伴，約有 6、7 人)籌備參與 94 年區議 會選舉計劃，成為候選人、也是從政者的開始。
一切從 80 年代開始
其實，(80 年代之前)過去的殖民地政府在政治上專制，對民意並不尊重，更不主動支持 一些有關市民參與的活動， 另一直缺乏開放的政制及市民參與的文化，此外，香港人也受傳 統中國以家族為中心的文化薰陶，對社會事務一向都表現冷漠，更不會向政府作任何要求(梁 祖彬,1994)。 至 80 年代開始香港政治環境改變影響， 因為英國了解到，要在 1997 年香港交 回給中國，於是急於加強香港的民主化過程，在「中英談判」未開始前，已推行了地方行政計 劃， 帶給香港居民前所未有的全民投票，賦予選舉地區代表的權利(梁祖彬,1994)。 這一系 列的政治改革，相信是英國與中國政府在談判時的「籌碼」， 然而，也帶來香港人開始關注 及參與地區事務， 為自身利益爭取; 加上 1989 年「六四事件」後，令香港人對政治的覺醒，
政治意識的提高，積極爭取政治、政策改革，推展更多的民主化，以改善社會、生活環境。
另外，當時(70、80 年代)，因社會發展及人口增加，政府在鄉郊地區開發一些新社區， 將 市區人口遷移，以及安置越來越多的從內地來香港的新移民， 也看到政府城市規劃的失當，
如大量人口遷移至新市鎮、新社區時，是嚴重缺乏不少社會服務(如學校、政府醫院/診所、公 園、球場等康樂設施)及交通運輸設施配套等。 故一同與地區工作、服務的伙伴，而這些伙伴，
大部份是社工及高等教育的畢業，(社工及伙伴)成立了一些地區組織推行地區工作。
為了釐訂社區需要，合力解決社區問題，改善生活環境及素質，在參與過程中，讓居民建 立對社區的歸屬感，培養自助、互助及自決的精神; 加強市民的社區參與及影響決策的能力和 意識，及發展居民的潛能，培養社區領袖才能，以達更公平、公義、民主及和諧社會(甘炳光、
莫慶聯, 1994)。
因此，有不少社工、高等教育(部份是海外留學回港)參與選舉，而我當時是志工的青少年 中心主任也在那時候(80 年代中)參與多次選舉，我也與伙伴們一起參與助選，其後，他當選 後，我們繼續參與、協助他的地區工作，如過程中，推行了無數次的簽名運動、居民會、請願 及與政府部門會議，爭取改善社區服務、設施，以及期望政策有更多的改進和政制民主化更大 的進展。
自那一次助選後，我也積極參與各個選舉，如區議會、區域市政局及立法局的選舉戰役，
從「無數次」的助選，雖有勝也有敗，但每次也感覺到有我的付出，別人也看到的存在，這對 過去時常被「壓迫」的我、失踪的「我」，不被受重視的我，又再尋回、又再有價值、有能力 感，故每次助選都會投入、全力付出，希望別人看到「我」、我的存在、價值，期望別人的認 同，這對於我是很有滿足感，也支持我繼續參與。
到了 90 年代初，伙伴們正籌劃、部署另一次(1994 年)區議會選舉，正積極鼓勵更多人站 出來當「候選人」參與選舉，經過蘊釀、商討，提議了不少人參與，其一是我，而我心中也有 忐忑、疑慮，考量是否參選。
當我認識的候選人是 80 年代中參選的狄 sir，其後他聯同伙伴們一同參選，他們會是社 工、大專畢業生，已一直在社區工作，熟識社區，爭取民生事務的改善，已具領導才能、技巧 等，而我只是一個社工學生、青少年中心工作員，故我是對自己的能力充滿懷疑，我是否勝任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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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體中，他們大部份對我是信任。而這群體的組成主要是狄 sir 與他友好的社工，以匯 點成員為骨幹，加上從多年地區工作而認識的居民/伙伴，包括我。他們對我過去的表現、參 與、投入，他們都給予肯定、支持，推薦我為參選人(因仍沒通過甄選，故可稱為參選人或準 候選人，另正式進入選舉期時，得到足夠選民提名才可真正成為候選人)。 我雖然增加了一點 自信，但是我仍感到有許多的不足，如對媒體、群眾的表達技巧，選舉工程的策劃、策略等，
幸好，集體自內部甄選前，提供訓練，提升個人應對選舉所需的技巧、能力，如何面對媒體、
選舉論壇、群體的應對等，我已說過本身表達一般及不愛表達，故對我是有很大的幫助。
例如，1 分鐘或 3 分鐘報告的訓練，可以在 1 分鐘或 3 分鐘說出選舉政綱的重點，尤是在 選舉論壇可以如何掌握時間把介紹重點，這是屬於口才訓練。 訓練時，會運用攝影機拍下來，
然後我們的集體會對我的表現作出批評、意見，讓我不停練習、改善，我漸漸可以有組織、有 條理地表達、報告，這對我日後的口頭應對有一定的幫助及增加了一點自信。
在正式成為準候選人，是需經過甄選過程，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是參選人要介紹本身所 草擬的選區政綱，以及選舉計劃，如介紹選舉工程的日程、工作、策略等，然後答問時間，讓 集體成員評論、建議及互動。 第二部份是集體成員投票通過，因內部沒有競爭者，故以集體 過半數支持通過正式成為準候選人。
雖然我們集體推薦了準候選人，但最後還需要與其他民主派政黨、團體協調，目的是避免 派系內競爭，選舉中，讓其他非民主派候選人漁翁得利，也增加選舉勝出的機會。一般情況下，
因為選區多，故民主派內可以協調成功，一個選區只有一個民主派候選人。 只有少數可能有 不同團體的堅持而不讓步，原因是他們認為本身候選人已在選區工作一段日子，已有一些成 績、名聲及建立地區關係等，另他們各自計算，認為在這選區出選是比較有利、勝出機會高，
還有因地區工作時的競爭而引起了衝突、彼此關係差，甚至結怨，故這會最困難協調的原因。
如真的不能協調，結果一是民主派內團體代表會再遊說候選人或投票/商討推薦; 另外，也 是最差的結果，一個選區有兩個民主派候選人參選，這因互相競爭而讓其他派別對手，如傾向
如真的不能協調，結果一是民主派內團體代表會再遊說候選人或投票/商討推薦; 另外，也 是最差的結果，一個選區有兩個民主派候選人參選，這因互相競爭而讓其他派別對手，如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