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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後，到了一青少年發展機構工作，過程中，發現表面是青少年問題，實際是與青少年 制度、家庭制度相關。我思考在本身工作範圍內，直接輔導年青人、強化年青人、訓練年青人 有更強的性格、意識及技巧去應付每日的成長、環境的挑戰，我覺得這是不足夠。我很多時候 思考是否「為政者」在製訂政策出現了「副作用」，令我思考是否在一些政策需要改變，每日 制度塑造他們的家庭的生活模式及所面對困難、限制，會思考是否社會制度做得更好，可讓人 的生活、發展空間更合理、更合適。
另他為何參選，譚 sir 說:「於是，這些與我唸社工時的理念、價值，如人權、互助社區 及互助的環境，甚至是確保公平、公正便必須要有完善的法治，這些價值觀念明顯地互相掛鉤 起來。作為社會工作者，應驗了唸社工時的價值觀念、求信於社工的價值觀念，也以這些思考 基礎，如更深入、更廣闊的改善問題，可能需要改善政府的政策。要有權力改變政府政策的時 候，可能需要自己是政策參議者或評議者。」
在我與他們(莫 sir、狄 sir 和譚 sir)的訪談中，雖然我們是不同年代的社工，但是我可找 到一些共同點，就是從社區出發，秉承社工的價值觀、原則等滲入地區工作中，與社區建立關 係、網絡，發揮社工的助人專業，幫助社區、居民解決他們的問題。 同時，認為社區/社會問 題是部份原因來自社會制度、政策的不善，如青少年、家庭問題等， 故需要透過這些改變，
居民才可得到生活的改善。
故我們認為參選、參政是社工以外的另一角色的參與，同時，期望社會工作的理念可在其 他場域、範疇等實踐，以及透過參選、參政等能發揮更大的效果。
其實，我一直懷疑自己、質疑自己以社工的價值觀、原則等參選、參政是否正確、可行，
同時因一直被別人的批評、質疑，我也懷疑自己的想法、能力等是否勝任當議員，開展地區工 作、參政，故此，我缺乏自信及自我認同。
另外，我一直以為自己是很孤單、孤軍作戰，原來我才發現在這參政路上，有不少同路人走 這樣的路。 同時， 如果我是另類、異類的話，他們也一樣是異類，故我絕不是孤軍作戰的。
雖然我一直認為自己可以是獨立、我行我素走這路，好像不需要別人的認同、支援或協助，我 自己可扛下去，但是原來我察覺自己是需要有同路人、伙伴等的認同、支持，還有，我也需要 找到自我的認同、價值及存在感。
我的 1994
我的參選原因中，我們(狄 sir 與一群社工、熱心社區的伙伴們) 是有一些共通點，一是 我們是認同社工的價值觀、理念等，服務社區、為居民解決困難、問題，二是我們也認同社工 是以服務層面，如輔導、訓練等，為服務對象(如青少年、家庭、社區)解決問題、改善他們生 活，然而，社會問題往往不會脫離政府政策問題、相互影響，三是我們也期望透過議會參政，
在社工以外，幫助有需要的人解決問題、困難。
我由高中時期(1985、86 年)開始認識他們(地區工作的伙伴)至參選時已有 7、8 年，我的 有不少課餘或工餘時間都會與他們一起活動、聚會，從工作至社交、聯誼也會一起，相處及合 作久了，建立了友誼。 還有這些日子裡，我是感到被尊重、被認同及存在感。
外號「大哥成」
其中，記得有人(應該啟蒙之一狄 sir)開玩笑的為我作了一個外號「大哥成」，至今已超 過 30 年了，現時同時期或同輩的也會用這個外號稱呼我。 這外號的由來，應該是 1975 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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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由邵氏電影公司出品的電影 -- 「大哥成」(男主角是陳觀泰，描述他是黑社會大哥復仇 電影，是兒童不宜的，當時我是高小生，因為當時沒有嚴格的電影分級制度，戲院也沒有嚴厲 執行，故我也有在戲院看過，對此片依稀有一點印象)。 我當時對這外號沒有抗拒，也沒有什 麼特別感覺，覺得只是開玩笑而已，久而久之，認識我都是這樣稱呼，我也習慣這個外號、稱 號，也感到算是一個尊重、認同吧。
經過一段日子，我與他們一同地區工作、選舉工作，已漸漸成為我的閒暇活動、生活的部 份，故我們是伙伴，也是朋友。 其實我的朋友不多，因自中學畢業後，已各散東西，甚少聯 絡，可能沒有聯絡上或沒有找我、我也沒有主動聯絡他們，原因是中學時期已溝通不多，故關 係一般，另他們有升學的、有工作的，真的不易相聚的。 由中學至於仍能成為朋友的只有帶 我到青少年中心當志工的「亞偉」。
這群人對我是重要的，在群體中，我可以找到尊重、認同、存在感外，也獲得滿足感、歸 屬感，這是我在家庭裡所缺乏的。 當然家庭對我是相當重要，如最關鍵時刻、問題時，我是 願意為家庭付出的。 例如父母親的臨離世前，我會盡力默默地付出、照顧，也是我的本份。
我不會把兩者(伙伴們與家人)比較，也沒有想過比較，也沒有這個必要。 家庭當然是我的先 天情感的連結，而伙伴們算是我的後天情感的連結， 只是在我的生活中，我希望尋找我的「歸 屬」， 兩者也是我的不同歸屬而已。
就算別人不了解，我也不會解釋，因為這是我的選擇，故從政也是我的選擇。就算我有後 悔、遺憾，也是我的承擔、負責任。
另我一直沒有提及我的家庭，也沒有提及他們對我的「參選」有什麼的回饋。如果在我一 直參與地區工作、參選至當選議員，他們真的沒有什麼反應，原因是我沒有與他們認真地討論，
實際上，更沒有與他們聊這部份。
我相信別人會想，也會問，『「參選」也算是一件重要事，算是一件大事，怎麼不與家人 商討一下呢?』
我的想法是:
1. 當時(90 年代初，1994 年末區議會選舉，約在 1992 年中思考是否計劃參選)，我真的沒有 當「參選」是什麼一回事，也如過往的工作、讀書，地區工作或參選在我裡只是「業餘參與」
(即在空間才參與)，也不會時常掛在口裡。 不過，雖然我是不在意，但別人對此相信有另外 的看法、想法，一般人會認為「政治是骯髒，當議員是為名、為利、為權力...」(雖然過 了約 30 年的選舉制度，但直至現在他們也一樣的負面觀念、想法)。事實上，他們經歷了多次 選舉、1997 香港回歸中國、經濟不穩，以及一些政府施政問題及政治制度爭議等，他們也在 變的，例如一般市民無疑意識提高了不少，也對政府、政黨、日常生活等，有不少抱怨、投訴 等，反映了他們對政治沒有過去的「冷感」，而且部份更是「議論紛紛」，越來越多的參與。
2. 因為我與家庭關係一般，他們(尤是父母)一直不理會我，正如以前在學校的成績、表現也 不會理會，更不會「管」，另我根本沒有太多時間在家裡，同時，我已長大，他們想管也管不 到。 而其他兄姐各有各家庭、各有各生活，以前沒有理會(照顧)我，現在也不會。 我在他們 沒有支持、沒有反對、沒有理會之下，我繼續走我的路。(當然，其後當選也沒有特別反應，
而且怎樣也不影響我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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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也沒有與朋友聊到這個「題目」，原因是可能是我的個性是沒有太多朋友、同事，同時，
因我轉換工作不少，故我沒有主動連繫他們，而且大家的工作環境變了，也沒有什麼「共同話 題」可以，老實說，如某些政治議題的看法、意見有差，便可能會出現爭辯(尤是在年輕的時 候，現在則不會)，故不會聊一些時事、政治的題目，也需要避免的，因這樣也很容易影響人 與人之間的感情。其實，我大部份的朋友也是在「地區工作」或所謂「政治」圈子裡，故我們 即是伙伴、也是戰友、朋友，一般也很「單元」，他們會有什麼的看法、建議，也不需多說了。
其實，我也有打消「參選」的念頭、想法，原因就是母親的離世。
我母親一直是長期病患者，然而，她不在意，而家人也對此不認識(她的病況)下，也未太 重視。 多年來，她如出現狀況，我也陪伴她。
某一天(94 年初)，她的情況突然轉差(其實相信不是「突然」，只是我和家人沒有察覺而 已)，直至她的最後一段路時，醫生表示日後需要接受許多的治療，故家人需多加照顧她。 而 我也到圖書館借了一些相關疾病(糖尿病)的書籍以認識其病況、治療方法、日常生活照顧注意 重點等，我一面看、一面心裡不舒服、也不開心、很擔心、憂心，因為她未來的生活也會大不 如前，生活質素會降低，擔憂她一時難以適應、生活不快樂。
另我自悔是「為何我不好好留意她、陪伴她、照顧她? 祈求上天讓她康復、讓她生活快 樂...」 我也忍忍地流淚了。
我忽然想起在上社工課程時，有一女同學說，「時常跑出去，做什麼地區工作，連家庭也 沒有理會，這有什麼用? 」我十分懊悔、自責，「為什麼不把時間多留在家裡呢? 現在母親的 狀況，我是有責任的，為何沒有好好照顧她?...」我心裡很感慨、內疚，不停自責，...，
我鼻子酸了、眼也濕透、心也痛了，眼淚如泉的流著，我也累了。
當時，沒有參與地區工作，也沒有接觸伙伴，我只是繼續回學院上社工課，其他時間會陪 伴母親進出醫院，故生活是「三點一線」，即家、醫院、學院，這個循環，生活不是「忙碌」，
而是「規律」。
我也試過凌晨陪伴她進醫院，早上回學院上課，不是上「大課」(演講廳上課)，而是「導 修課」，我因太累，故時常打瞌睡，最後被老師察覺便問我什麼事情，我只簡單說了母親的事，
老師便叫我到洗手間洗臉後才回來上課。 其實，我整節課也心不在焉、不在狀態，應該是整 天呆滯、心中只想著母親的情況，整天只是低著頭、沒有作聲，等著下課，飛奔到醫院看看她 的情況、陪伴她。
其後，我陪伴她進進出出醫院，已成「規律」，「三點一線」也只是一個個循環，只是有 時上、下午也有課，需要走多一次、兩次而已。
到了最後一次進醫院，是一個長假期(復活節)，因母親進入了加護病房(ICU，Intensive
到了最後一次進醫院，是一個長假期(復活節)，因母親進入了加護病房(ICU，Intens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