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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相信我背後有一個集體的支援、支持「後盾」，他們也信任我的工作，故雖然我們「物理」
方面的離開集體(如缺乏日常接觸、溝通)，也不感到沒有支持。
其實，當時我沒有什麼埋怨的「戰友」、「同行者」，現在也沒有(因為已過去，沒必要
「重提舊事」，而且，雖然我曾被遊說，但最終參選是我的決定。再說，如不是寫論文，我不 會從「百子櫃」拿出來，回想「前塵舊事」)。然而，當時我沒有想像中的喜悅，因為我遺憾，
我的「同行者」已不幸地「全軍覆沒」，全部落選，除了替他們不高興外，我也心裡也明白，
我日後要「孤軍作戰」，心裡也有點失落。另我真的沒想過，需要單打獨鬥十多年，也辛苦了 十多年而已。 (幸好，現在我再不需要為此辛苦了)
我曾經想過，兩個「如果」的方案就是: 一、如果有其他伙伴/同行者能與我一同當選會 如何呢? 二、這選舉是「全軍覆沒」，包括我自己，又會如何呢?
第一個相信我應該不再是單打獨鬥，會並肩作戰，不再是「獨行俠」了，也沒有「孤軍作 戰」的辛苦。 另我也選舉失敗，很大可能不會再繼續參選，專注於社會工作發展，只會回復 過去的參與角色，如會在工作以外，助選及以「同行者」角色協助伙伴們的地區工作。 當然，
以上兩者「如果」，現實是沒有發生的及也沒有「如果」，只是已發生及已過去的是 -- 「社 工議員」。
另外，回到學院如何繼續扮演「學生」的角色，這一切都對我是很沈重，也不是一下子可 以好像「換了一件衣服/制服，便可把角色立刻轉換過來，轉變為另一角色」，或許是真的因 角色轉變時，可能真的有特定「衣服/制服」可以讓別人或自己能「辨識」不同角色、身份，
如醫生、警察和消防員等，可惜是學生(因已不是中學生、小學生了)、議員是沒有這種明確的 識別，導致別人和我未能「角色辨識」而出現「角色混亂」或「角色期望」落差。
那時候，我不可以，仍沒有這能力改變(當然，過了一段時間，我也漸漸適應了，我也努 力改進了)，另一方面，就算我可以做到了，別人也未必可以，事實也是如此，他們只會選擇、
期望「我的角色」，不是我期望的角色，如在學院，我應該是一個「學生」，可是老師、同學 也會「主觀認為、選擇、期望」我是一個「議員」，而在議會，我應該是一個區議員，然而，
議員、部門官員、工作人員等，仍會「認為」、「選擇、期望」我是一個「學生」(就算我已 畢業，成為社工)， 只是當我連任議員後，才真正當我為議員。
這種被動、被塑造是外部「主觀選擇、期望」的形態(或是我的角色)，也是我成為「異類」
的其一原因，然而，別人的「主觀選擇、期望」與我的期望(希望別人認同我的「正確」角色，
如學院的我是「學生」，議會的我便是「議員」)，可是有所雙方的落差，也讓我感到無奈、
無助，再者，事實上，我也沒法一下子改變過來。 故這也促使「異類」的誕生。
我從沒想過當「異類」
我從決定參選的第一天，我從沒想過「異類」。
我參選的意願、初衷:「我是期望在社工角色、所服務的場域(青少年服務)以外，可以透 過其他途徑、場域、領域、位置，運用不同的角色、功能等，為居民(人)服務，可以幫助社區 及幫助有需要的人，解決他們的問題，為他們謀求福祉，為他們謀求更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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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接受社工訓練的「社工」，我思考當一個社工在社會服務機構能夠服務社會，也相信 在其他場域、位置或角色，也可以服務社會。
我選擇參選區議員時，老實說，我根本不知道或不懂「從政」是什麼一回事，也沒有在意 什麼是從政，只知道已與一群伙伴參與地區工作多年，我們的「集體」也希望有更多人參選，
以增大本身的力量，期望可以對社區有更大的改善，另也覺得社工的能力有限，是否可在其他 領域、角色裡做更多的事情，幫助到更多的人。
我真的沒想過與別人不同，也沒想過成為「另類」、「異類」， 同時，我也沒有察覺地 走向「異類」社工的路。
社工同學的問題
在打開了其一的「百子櫃」時才記得，當唸社工文憑時，原來有一個同學(因同一導修小 組的同學，比較相熟，也是少數知道我會參選的同學，她已婚及有兩個孩子，是班中少數較自 己年長的同學)，她曾問我，「為何參選? 從政目的是什麼? 從政是很麻煩的、要小心呀!」
當時我並不在意，我心想，「從政，不是什麼從政，只是地區工作而已，與當社工也沒有 太大差別，就與以前一樣，都是幫助別人，和過去一樣，與伙伴一同為居民爭取改善社區，也 應該沒差別吧!」
老實說，真的沒有察覺與其他人有什麼不同，包括社工同學，故也沒有與許多人討論(除 了我們的伙伴)，甚至說過，與家人也只是聚會中說了一、兩句而已(他們沒有表示支持、也沒 認真反對)。根本心中只想在社工角色外，服務社區、幫助有需要幫助的人，可能」也算是「另 類社工」(可能與一般的社工的「不一樣」，而是在社會服務機構以外服務的社工，在另一領 域層面服務的社工)，期望可以獲得更多的滿足感、成就感。
現在再回想，原來這位社工同學的問題，已「提醒」我，只是我也不知道，也沒「醒覺」
而已。事實上， 她的提問、意見已是反映了某部份人對從政、政治的「既定」的想法、概念，
會對從政、政治有一點疑問或會帶有點負面。
如「政治」是在一般人心中是負面的，我會問，工作場域也有「辦公室政治」、家庭裡沒 有政治嗎? 學校沒有政治嗎? 那裡沒有政治? 只是場域、層面、層次不同而已，也可說政治是 無處不在，也不可逃避， 沒有什麼不同，為何這是「另類」呢?
我再詳細思考，那位社工同學的問題、想法也是有其原因，因為香港人已對政治有「根深 柢固」的概念、想法。
在這方面，有學者認為，香港人缺乏政治意識(political sense)，因為戰後以來，政治 是社會上敏感的題目。 在學校裡，政府過去禁止老師和學生談論政治。我記得中學時，所謂 中國歷史，課程只講到 1911 年(我在國中三的中國歷史也是寫至 1911 年民國成立便沒有了)，
即清朝覆亡，民國成立，以後中國的發展，老師是不談。香港人對政治的知識，過去也十分貧 乏(周永新, 1990)。
顯然易見，香港人的政治冷感，是由政府一手造成的。其實香港人對政治也不是全無興趣，
單看香港人對北京民運事件的反應，可見他們對政治也不是全無意見(周永新,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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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對政治看似冷感，但我一向不同意這種看法。50 年代來港的，曾經歷過 8 年抗日 戰爭，他們對政治怎會不認識。 以後來港的，大陸政壇出現的鬥爭更是如火如荼，他們會不 知道政治是怎樣一回事。唯一對政治不了解的，是那些在香港長大的青少年，他們對政治未必 沒有興趣，只是觀點過於天真，在老練的政治家看來，犯的是政治幼稚病。無論如何，香港人 對政治的態度，是無奈多於冷惑(周永新, 1990)。北京民運事件發生後，部份香港人從政治睡 夢中甦醒起來(周永新, 1990)，他們會是從冷漠漸漸關注，可是對政治的概念也沒有改變(周 永新, 1990)。
而我的前服務機構主管譚 sir 曾說:「家庭，因為以前歷史，故我父親是不贊成我從政，
政見不同，尤是後期傾向民主派。因當年父親是共產主義的追隨者，社會稱為「左派」，雖然 只是「無名小卒」，但在宣傳下，已根深柢固。共產黨的在香港宣傳特色是強調民族團結、中 國人、中國民族，任何勢力，如外國，如任何看不起或否定，都是屬於侮辱中華民族，由清朝、
民國至共產的改革都是慘淡，所以我父親與我都不會帶一點批評性討論，政治方面，他不認為 一個國民可以討論，可說是國民愚昧，沒有思考國民與國家關係，也認同國家管理者有無上權 威。在我參政首 2、3 年，我們有不少矛盾，曾試過好幾次幾乎直接影響父子關係，我們討論 總是不歡而散。 但是，我有能力一次又一次的選舉中成為得勝者，他心底裡是高興，是兒子 成就的一部份，他只可惜我與他的政見不同。我是避重就輕的，避開討論，只聽意見，並刻意 地工作去修補父子關係。母親是沒有主見，是父親的「應聲蟲」，她總認為政治是凶險、骯髒，
恐怕兒子不能應付人與人爭鬥的關係裡，她也曾看到父親在政治鬥爭中，幾次起落，受過苦、
吃過虧，故時常在身旁碎碎不休地說，「可以不玩，就不玩，不要自己太辛苦」。兄弟姐妹是 受教育的人，明白香港社會是發展中，明白民眾背後的聲音、價值觀是什麼，他們是支持並付 諸行動，如捐款選舉、為我助選，更幫助別的參選人當「小志工」助選。雖則我們不多討論有 關政策，基本上也是支持。唯獨哥哥的理念上與我有少許差異，雖他不是傾向共產黨，但他覺 得民主派中是良莠不齊，不能盡信、神化，應該務實，也沒有為我帶來壓力。當選區域市政局 議員時，也為有這兄弟而有少許自豪。」
過去，香港人對政治有兩個現象出現，一是對政治冷感，盡量不參與政治活動，只是努力、
埋頭苦幹當一個「經濟動物」營營役役，為家庭、為自己，有些更會找機會到下一站 -- 移民 至其他地方，離開這「寄居地」。
另一會是因「國共內戰」後，他們同是戰後從大陸逃難至香港的移民，有兩個「極端」，
一是國民黨，另一是共產黨的追隨者，尤是我們俗稱他們為「左派」的共產黨的追隨者是不少 的。如譚 SIR 情況，因政見不同而與家人的矛盾也不是尋常事(正如近年(2014)「佔中」事件，
泛民主派(統稱為黃色陣營)、建制支持政府/左派(統稱為藍色陣營)等更是「兩極化」，「黃 藍」互相爭吵、爭拗，家人、朋友也因此出現矛盾，猶如過去「藍綠」對峙沒有兩樣。事件完 結，這情況仍延伸下去。因此，因為過去的經歷，長輩也會對後輩:「政治是骯髒、凶險，少 惹它，可以不玩、就不要玩。」
另外，我的其一「啟蒙」，狄 sir(他是社工、曾是立法局議員、區議員)說過，「當年，
他參觀時，也有不少社工爭議、批評，如社工總工會主席公開批評他，社工參選是有違社工的
他參觀時，也有不少社工爭議、批評，如社工總工會主席公開批評他，社工參選是有違社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