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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模組化與切割化的機會，進入價值鏈中的某些段落，並學習、改進先進廠商 的技術，藉由產業與研發網絡創造自身的產業創新與進步，王振寰（2010）稱 之為快速跟隨網絡。但是隨著產業在價值鏈中的發展過程，技術水準逐漸提升進 而威脅到先進國家與資本，先進資本為確保自己在價值鏈中的超額利潤，將會限 制後進國家的技術取得，這就是王振寰所稱的追趕的極限。當知識水準欲提升至 突破性的領先者地位時，就越無法依靠追趕、模仿、學習的方式，僅能倚靠本身 的研發能量進行技術突破。（Evans, 1995; Amsden and Chu, 2003；王振寰，

2010）

過去，台灣在產業發展方面，以「政府起頭、私部門接手」的模式為主，以工業 技術研究院（下稱工研院）主導研發、透過技術外溢與人才外流等衍生新公司，

造成了以工研院為系譜中心的網絡關係；以工研院進行研發後技術轉移的發展模 式逐漸轉變成與廠商之間的技術合作，又當技術進入知識搜尋階段，工研院等公 共研發機構就越發無用武之地，取而代之的是大學與中央研究院等進行創造新知 識的深層領域（陳東升，2003；王振寰，2010）。

大學就在知識不斷向上突破的發展過程中，被捲入創造資本競爭力、打造知識經 濟的計畫之中，也深刻地改變了大學與學術工作的本質。

第五節 小結

本文的基本觀點，就是所謂的知識經濟，其實是知識的社會關係轉變為虛構商品 與虛構資本後的結果，並連結到國家經濟的發展與競爭能力。戴曉霞（2006）

認為，在競爭激烈的全球化市場中，天然資源、技術勞力以及經濟規模已經不是 競爭優勢的基礎，而是知識與創新的能力；知識作為一種投入生產的關鍵要素，

能扭轉弱勢國家因為缺乏自然資源、充沛資金等先天限制，擺脫依賴理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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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理論中所稱，先進國家對後進國家的宰制，產生「以小搏大」的可能性（戴 曉霞，2006：51-53）。

顯然，這種對於知識經濟的美麗憧憬普遍存在於主流的論述之中，但卻完全無視 於知識經濟之所以能夠存在的客觀條件。越是隱性的知識，越難以被模仿，從而 才能產生可觀的科技租，而隱性、難以模仿的知識越是從未知領域搜尋而來

（Nonaka, 1994; Foray, 2007）。知識經濟絕非一種架空的理想，它的建構需 要極為可觀的投資，從知識經濟中最基本的元素－教育，乃至尖端科技的實驗室，

無一不需要大量的花費，絕非如樂觀論者所稱能突破重重客觀限制。舉例來說，

以生物科技這項當代知識經濟的核心產業來說，2007 年全球投資該產業的資金 高達 318 億美金，其中美國即佔 258 億美金，美國也是世界各國當中從生技產 業當中獲利最高的國家（曾瑞玲，2010），反映出「真實」的知識經濟成本與門 檻不可能低廉，因為這與知識經濟的本質相違背，因為知識經濟的獲利基礎，便 是將各種成本轉化為經濟租，低成本意味著低門檻、容易突破。

尤其當知識的水平朝向未知領域時，耗費的資源越多，則政府、企業與研發單位 的合作投入就越顯重要，尤其以台灣這種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體，個別企業根 本無法負擔知識創新所耗費的成本，也使得政府介入更顯的必要。所費不貲的問 題也指向了台灣發展知識經濟時的關鍵議題，即重點領域的資源投入與集中配置，

這也是頂大計劃為何要採取集中資源挹注的政策邏輯。

回歸到知識經濟的本質矛盾，知識共有與私有之間的衝突。國家在知識經濟的作 用說穿了便是平衡知識共有與私有，國家一方面須讓知識流通以利知識生產，但 卻又必須確保知識私有，以鼓勵資本主義下知識生產者的創新動機。

這種矛盾具體而微地展現在大學這個特殊場域，大學在本章所述的動態發展過程 中，作為一個教育機構，它必須確保知識共有，但是作為一個知識經濟中知識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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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與資本的供給者，又產生了私有的性質，而學術工作者就站在這個矛盾的現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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