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資本主義下大學的結構性變遷
第三節 資本主義式高等教育變遷的批判
二、 績效制度下的學術工作：規訓與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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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大型企業，尤其是生技、醫藥業以大量資金誘使學者違反學術倫理，以不 完全或有問題的論證方式進行研究替企業的產品背書，此類事件層出不窮，凸顯 出以企業資金為來源的學術研究容易偏向企業利益，而不免使得學術產出失去公 共性質，違反社會利益，是以由企業資金作為大學資源的主要來源有相當大的疑 慮，學者是否能在資源供給者的權力控制底下保有學術研究的自主與中立，必須 打上相當大的問號。
無經濟誘因的研究主題在資本主義式的大學報酬結構中被輕視，更別說那些可能 會對資本產生威脅的研究，就以近期發生的台塑集團控告中興大學教授莊秉潔，
認為其研究指出六輕的一級致癌排放物砷、鎘佔中區排放量四成以上，導致雲林 沿海居民癌症死亡率偏高並無事實根據；台塑以莊教授並未取得實際數值，而是 以推估的方式，因此是一種臆測而非推論，因此不屬於學術自由以及言論自由保 障的範圍，因而控告莊秉潔侵害名譽權求償四千萬元。如同彭明輝教授在個人部 落格9上批評的，台塑應該要另外提出嚴謹的論證證明台塑並無造成莊教授所說 的汙染，而非以告訴的方式，將學術研究經由法律程序論定之。此事件亦明證了 資本有直接壓制任何可能危及其利益的學術研究，而不僅只是以資源引導學術走 向商業化，學術工作者在資本主義式的大學變遷過程將逐漸喪失其自主性，對於 知識的創造與多元將產生相當大的壓抑。
二、 績效制度下的學術工作：規訓與宰制
績效制度建構出資本主義式的學術工作，讓學術工作者異化為資本轄下的學術 工人，更為重要的是，學術工作者本身會追求聲望極大化，而在當下，聲望是 以學術績效的方式呈現，連結到學術工作者本身擁有的資源與權力；績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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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學術產出－學術競爭力－國家競爭力連成一線，將學術工作與國家競爭力直 接扣連在一起，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大旗直接加諸在學術工作者的意識形態 之中，由內在驅策學術工作者的工作動機。正如同 Foucault（1977）對於權力 內化為個體內控機制的討論，政府、產業、學界三者以霸權式的權力所形塑出 的學術績效制度已經內化為學術工作者的慣習，取得意識型態上的正當性地位，
此觀點亦是我國學界對於資本主義式的高教變革中著力最深的部分。
我國的學術績效管理制度以評鑑制度為核心，在 1975 年時教育部便開始針對部 分大學院系進行評鑑，當時的目標是在了解大學系所水準並提供改進與政府決策 的參考（教育部，1991）；至 1983 年開始討論擴張至所有系所，並委由學術團 體試辦，訂定了「大學學門評鑑委託公正學術團體試辦計畫」，後於八十一、八 十二學年度委託中國機械工程學會、中國電機工程學會以及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 會針對機械、電機、管理等學門領域進行評鑑；1994 年修正後的大學法與其施 行細則公布，由各校依據國家需求以及各自的特色訂定評鑑標準，向教育部報備 後由教育部組成組織評審委員會進行評鑑；至 2003 年成立民間單位「社團法人 台灣評鑑協會」，2005 年年底成立「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2007 年 1 月公布實施「大學評鑑辦法」，依據該辦法第三條：「大學評鑑之類別如下：
一、校務評鑑：對教務、學生事務、總務、圖書、資訊、人事及會計等事務進行 全校整體性之評鑑。二、院、系、所及學位學程評鑑：對院、系、所及學位學程 之課程設計、教師教學、學生學習、專業表現、圖儀設備、行政管理及辦理成效 等項目進行之評鑑。三、學門評鑑：對特定領域之院、系、所或學程，就研究、
教學及服務成效進行之評鑑。四、專案評鑑：基於特定目的或需求進行之評鑑。」
至此我國高等教育評鑑制度的已然成型。
其中，針對教授的學術產出的評鑑方式，主要是以量化指標為主，以發表文章數、
國科會計畫與產學合作計畫數目等等來衡量教授的工作績效，並結合了升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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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頭銜，以及更為基本的工作權問題。以量化指標為主的評鑑方是猶為人文、
社會、法律學群的學者所詬病，因為這些學門領域的特殊性，使得該學術產出的 速率無法與理工科系或是人、社、法領域中以量化研究為主的學門相比擬；另外，
學術發表的形式著重的是期刊發表，專書則被邊緣化，對於需要較長時間寫作、
較多篇幅作為完整論述的學術研究，亦有不利影響；更進一步，期刊發表又以 SSCI 等英文商業資料庫、或是我國國科會推動建立的 TSSCI 資料庫中所列載的 期刊為首，一方面限縮了非英語系的研究發表的舞台，二來促使教授朝向有限的 幾個「著名期刊」發表文章，也扼殺了其他期刊的生存空間。
對此，由人、社、法學者推動的「反思台灣的（人文及社會的）高教學術評鑑研 討會」，以 SSCI、TSSCI 等期刊資料庫的排序與量化為主的績效考核制度作為 批判主軸，探討議題包含全球化、國際化、商業化對高等教育的影響，文法社學 群難以獲得經費補助，教學與行政以及社會服務等表現不被重視績效考核重視，
研究計畫審核不公，新進人員負擔過重，六年條款，獨尊量化研究與英語發表等 等問題（反思會議工作小組，2005）。
雖然這群學者在研討會後所出版的論文集中提出十項主張，但是事實上對於這樣 有明顯問題的學術評鑑制度，台灣學術界，乃至該小組內部都未能形成真正的共 識，以至於根本無法形成真正的改革力量。這點在 2012 年 2 月 18 日台灣高等 教育產業工會成立大會上可見一斑，各個教授為了成立宣言中「建立合理的高教 評鑑制度，提升高教品質」這一項目標，就爭執了不下一個小時。許多教授顧慮 到「社會觀感」（其實就是卓越的正當性大旗），而不敢徹底反對高教評鑑，而冀 望能有一種評鑑方式能顧及教學、研究、服務，以及量化／質化，英語／非英語 等等問題之間的平衡，就筆者淺見，這根本是不可能的。
這有點類似大學聯考以及多元入學的爭議，即便形式上修改了單一的成績評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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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仍舊不改其競爭的本質，而以多元之名，美其名是更為公平，但事實上是將 競爭蔓延至生活的每一個層面；試想，若學術評鑑制度平衡了教學、研究、服務，
量化／質化，英語／非英語等等所有層面，則學術工作者根本就是被納進了一個 全控機構，生活中的每一個層面，那怕是為了理想參與社會改革的活動，都被納 入評鑑的審核之中，又何來有半分的學術自由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