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資本主義下大學的結構性變遷
第一節 變遷中的大學與知識生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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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如真正的資本極力追求利潤率以及自我增值。本章即是以知識的社會關係為 核心，檢視知識資本主義演進過程對於大學以及學術工作的影響，尤其著重在研 究這項功能。
第一節 變遷中的大學與知識生產模式
一、 大學的歷史性變遷
學校之於社會的功能便是教育，先不論其目的是否如批判教育理論所言，是維繫 資本主義、複製階級，教育對於個人與社會都有其功用，對於個人而言，教育增 進個人的知識，促使個人發揮潛能，是一種實現積極的自由權（positive liberty）
與公平正義等人權理念的主要手段；教育之於社會，可發展個人潛能進而產生外 溢（spill-over），也就是經濟學所稱的正外部性。就本文的分析架構，教育與教 育機構事實上就是在維護知識的共有，藉由促進知識流動提升知識的水平以改善 個人與社會的生活。
高等教育與其他高國中、小學教育階段不同，不只是作為純粹地教學／學習的場 合，尚包含研究這項任務，也就是生產知識。
現代大學教學與研究的雙重功能是經過逐漸演變而產生的，現代大學的原型源自 於中世紀歐洲，最初是以學者、宿儒等為追求真理所聚集而成的一種行會（guild）。
從大學的發展歷史來看，除少數例外，在 19 世紀前絕大多數大學是簡單純粹的 教學機構，至十九世紀初，我們所謂的研究這項功能才逐漸整合到大學之中（賴 曉黎，20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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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的典範例經數度變革，從最早為神權、政治力量所控制，經過 17、18 世紀 啟蒙時代，至 19 世紀逐漸擺脫宗教與君主政治的束縛，並轉往對「人世」、「科 學」的追求。從古典大學如牛津、劍橋，以追求培育學生道德與知性能力，進而 成為紳士（gentleman）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模式。至普魯士高等教 育改革下，開始重視學術研究的柏林洪堡大學，現代大學的典範開始從追求單一 真理（神觀、教會）、自外於社會的象牙塔，演變為對各式各樣學問與理念的追 求6。
研究型大學的誕生標示出大學對於國家的重要性，研究型大學致力於知識的探索 以及培訓各種領域的博士人才，以促進經濟與社會發展，大學與社會的關連越發 強烈。二十世紀美國式的大學興起，實驗室這個單位的出現以及研究型大學的發 展使得大學成為科技發展、知識創新的重鎮，美國的研究型大學接受政府的挹注 或是與產業界合作研究，在大學實驗室當中研發出當代多項重要的科學技術。尤 其是二戰後冷戰時期以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為由，以軍用科技為目標 所研發出的多項劃時代發明。此時，軍事產業、大學行政人員、科學家與凱因斯 式戰爭－福利體制（Keynesian warfare-welfare state）的支持者形成一股聯合 力量，建立一個共同敵人（德國納粹、蘇俄與共產黨等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敵對 力量），促使國防以及國防相關的花費大幅增加（Slaughter and Rhoades, 1996），
軍事－學術－產業複合體（ military-academic-industrial complex）於是形成，
學術生產被導向為國防安全與軍事上的需求（Giroux, 2007）；另一方面，以健 康為號召的醫療產業也以類似軍－學－產複合體的方式，塑造出一個敵人（疾病），
由政府健康部門－醫療產業－大學醫學院相關系所形成一個複合體（Slaughter and Rhoades, 1996）。
6 關於大學發展歷史，可參閱金耀基（2008），大學之理念及 Clark Kerr（2001）, The Use of University；關於對金耀基「大學之理念」的批評，請見賴曉黎，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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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學術－產業複合體因為反戰勢力興起、冷戰結束、美國製造業外移等等影 響而使其正當性逐漸衰微7，適逢全球化市場的興起，取而代之的是以經濟成長、
競爭力為大旗的知識經濟結構。在知識作為一種商品與資本的先決條件下，大學 研究能力的發展與增進被當成促進經濟成長的重要關鍵，並以人力資本、顯性知 識與智慧財產的形式呈現（Etzkowitz and Leydesdorff, 2001）；相較於達成知 識的普遍性，產業與政府認為大學應致力於將知識作為促進國家經濟發展之用
（Sutz, 2001:12）。Etzkowitz（2003）認為，學術界經歷十九世紀末第一次學 術革命，將研究任務整合進大學之中，而在二十世紀後期至今，大學則正面臨第 二次學術革命，即在教學與研究之外新增了致力於促進經濟發展的第三項任務，
先不論這樣的聲稱是否為真，總之，現代大學的發展顯然已經與經濟發展緊緊扣 連在一起。
二、 產官學三螺旋結構與新興全球式研究型大學
當代的知識生產過程逐漸以大學－產業－政府三重螺旋關係呈現（triple helix of 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Etzkowitz and Leydesdorff, 2000; 2001）。
過去以科技推力（technology push）和市場拉力（market pull）簡單的線性模 式（linear model）架構分析大學的知識生產，顯然已不足。當前知識生產的模 式如同創新系統所強調，是經濟體系中各個參與者複雜互動之下所產成的結果。
以矽谷為例，在全球知識高速流動的今天，仍因有一流大學、廠商、人力和創新 環境的搭配，而具有高度創造性的隱性知識和豐厚的技術租金的能力，因而也不 斷創造出多且高度創新的企業，且難以取代（王振寰，2010：40-41）。Etzkowitz and Leydesdorff（2001）強調大學－產業－政府三重螺旋關係是一種動態的知 識生產結構，政府在其中的角色並非如同過去般以控制、統合主義為出發點，而
7 但至今，軍學產複合體仍佔美國 GDP 相當高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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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協助產學之間的互動，藉由法規、政策、補貼制度的設計營造創新環境，拉近 產學之間的距離8。
三者以產學計畫、合作研究、人才交換等方式，或是在組織層次上以合資企業
（joint venture）、衍生企業（spin-off）等混合式組織（hybrid organization），
建立起產官學三者之間的網絡，促使知識在此螺旋互動結構中不斷向上提升。
圖 三、大學－產業－政府三重螺旋結構 引自 Etzkowitz and Leydesdorff（2000）
我們看見的是，大學與社會的密切互動，大學不再是象牙塔，而是深刻地鑲嵌在 社會結構之中。由於大學與社會中不同成員的互動與關連更為頻繁與密切，連帶 著，校園的內部：教授、兼任教師、大學部學生、研究生、專職研究人員、行政 人員，甚至不同學術領域、學院系所間的關係也越顯複雜，大學校園成為各種成 員的大拼盤，多元、且追求不同利益，甚至相互競逐的主體；各種成員與社會中 的利害關係人，如政府、家長、企業、媒體、第三部門等等產生各式各樣合作、
衝突的關係，大學成為各種勢力競逐的角力場。大學不再是一個如同”uni”-versity
8 例如美國政府在 1980 年通過的 Bayh-Dole Act，允許聯邦公共補助的研究被大學佔有，並且藉 以增加大學的收入（Slaughter and Rhoads, 1996; Etzkowitz and Leydesdorff, 2001; 溫明忠，2011：
109-110）；另我國的大專校院產學合作實施辦法也看的到類似的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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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面上存在單一價值的機構，而是如 Kerr（2001）如神來一筆所下的註解，是 一個豐富多元的 multi-versity。
隨著大學的研究產出與經濟競爭力的關連性越來越強烈，使得部分研究型大學成 為超級研究型大學（Super research university），誕生出一種新興全球式研究 型大學的典範（Emerging Global Mode of research university, 下簡稱為 EGM）； 極為稀少的 EGM（且多半為美國的菁英大學）享有高聲譽，以全球為範圍競逐 學生、教授、資金與合作機會，因而成為各國政府與大學亟欲追趕的目標（Baker, 2007a, b; Mohrman, Ma and Baker, 2008）。
Mohrman 等人（2008）指出 EGM 的八個特點：1. EGM 超越民族國家的疆界，
以全球為範圍提供教育服務並突破知識的界線；2. EGM 的研究密度不斷增強，
並強調以自然科學方法應用於自然科學以外的領域；3. 教授與研究人員不同於 傳統上獨立的研究個體，開始使用團隊合作、跨領域、國際合作的方式進行知識 生產，而其生產的知識是為了解決現實世界中各式各樣問題；4. 由於研究需耗 費大量的經費，因此大學須從政府與學生之外另覓財源，包括企業以及私人贊助 者，競爭各種科技創新的贊助金，創造各種以利潤為導向的事業單位；5. 政府、
產業與大學間產生新的關係以促進經濟發展，並以生產的知識促進社會利益；6.
EGM 採用新的人才徵募策略吸引學生、教授、研究人員與行政管理者；7. EGM 的內部漸趨複雜，包括跨領域、整合型的研究中心與學術訓練課程，以及更為精 良的研究設施；8. EGM 與政府、非政府組織以及多國政府組織進行合作研究，
藉由學生與教授、研究人員的人才移動以確保國際化的高度水準（Mohrman et al, 2008）。
EGM 的發展完全鑲嵌在資本主義的競爭結構上，從資源挹注乃至學術產出，都 與知識經濟、競爭行為、全球化等有著高度關聯，更使我們理解到，產－官－學 三螺旋結構以及以經濟成長為使命的第二次學術革命，是資本主義的競爭結構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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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知識的社會關係產生轉變後所形成的結果。這樣的變遷也使得大學的運作與其 成員的經驗世界也因此產生重大轉變，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學與社會之間的社會 契約已經由過往強調大學對社會的長期發展，轉變為強調大學在經濟方面的貢獻，
除非大學能對於國家的財富積累與競爭能力提供實質的貢獻，否則它將逐漸失去 獲得資源挹注的正當性，高等教育體系「必須」開始投入創造財富（wealth creation）活動（Sutz, 2001）；這使得學術工作者將其研究走向由基礎性（basic）、 好奇心所驅使（curiosity-driven）轉向為追求實用性（applied）、利潤導向
（profit-oriented）、市場導向（market-oriented）的研究（Slaughter and Leslie, 1997; Etzkowitz and Leydesdorff, 2001）；大學的管理者與資助者將各項用於 私人營利機構，衡量生產力以及利潤的管理技術，包含績效評鑑制度，引進至校
（profit-oriented）、市場導向（market-oriented）的研究（Slaughter and Leslie, 1997; Etzkowitz and Leydesdorff, 2001）；大學的管理者與資助者將各項用於 私人營利機構，衡量生產力以及利潤的管理技術，包含績效評鑑制度，引進至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