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社會自主管制之系譜
第五節 小結—良善管制的理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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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的提倡與推行。公私協力的啟迪意義是，國家不再居於下命地位支配其所屬 臣民，取而代之的是合作關係，國家與社會成員協力分擔生活共同體所衍生、待 解決的公共問題。這些問題之解決進一步成為公共任務具體化的基礎，並且由制 憲者、立法者加以實定法化，在彼此作為夥伴關係的公私部門間形構一個合作框 架。
要之，從國家圖像的轉變可以清楚看出社會自主管制的座標處。國家不再扮 演獨占的管制者與事必親躬的家父，但也不是如瘦身國家完全將管制任務放任社 會部門自己處理；相對地，國家扮演的是驅動者、擔保者與調節者的角色，適度 驅動、引導社會部門與私人主動、自我組織、自力履行公共任務並擔保其自我設 限、自我完成管制任務，僅在私人管制任務不良履行時出手承接，並調節社會部 門自我履行管制任務場合，私人與私人間的利益衝突。
第五節 小結—良善管制的理型期待
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如果以國家權力發展擴張史的觀察，得理解為一種 奠基於管制國家、社會規訓化（Sozialdisziplinierung）進程370
370 OESTREICH, supra note
，傳統行政法學中 概念建構中之高權與「管制」之手段性有高度連結的結果並不令人意外。但法律 規範（Rechtsnormen）並不是在每一種情況下均能發揮其所欲的效用，尤其是傳 統規制性法律（regulatives Recht）經常必須回顧其有效性條件，來檢視該規範是 否達成其預先設定的目的。法律或政策執行研究學闡釋，當每一種干預式或管制 式的調控在轉換時，會激起許多異議及反動力量，以致於調控的成果與其說是原 則，不如說是例外。因為源於 60、70 年代的調控概念已經證明本身難以實現。
由於傳統國家控管的嘗試皆為由上而下的命令型態，每一個國家控管的嘗試已經 遭遇到的困難，諸如知能匱乏、欠缺作成行政行為（尤其是行政處分）的必要資
305, at 199. 江玉林，憲政國家的權力建築學—從傅柯與厄斯特萊希對 於規訓的解讀談起，載：現代性的政治反思，2007，頁 34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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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都將直接移轉到所有國家控管的類型上。371
此外，從二十世紀後葉以降迄今，對於國家角色之理解在福利社會、風險社 會 372、資訊社會、全球化社會等新型態社會結構之形成下典範性地移轉。另一 方面，在二十世紀末葉有所謂「市民社會之復甦」373現象發生，致使吾人於「國 家╱社會」這組二元區分下所形成市民社會與國家事務相分離、進而確立國家角 色與任務之界限的結論不再理所當然，同時也影響在該組區分基礎下所形成的行 政法學典範（例如公私法之區別）。374亦即，傳統上認為由國家高權所獨佔之任 務，或因為福利社會概念下所帶來之給付行政概念，或因為風險社會帶來之危險 控制、專業判斷與安全需求，或因為資訊社會、全球化社會產生之國家界限模糊 與經濟互動，以公權力主體為核心國家之不一定能適切回應個別事務領域中拋出 之問題與刺激。375
所以，國家控管的形式不再能像過往以單方高權、下命的形式形成社會關 係。公共任務履行的新發展趨勢是納入高密度、多態樣的公私夥伴關係（PPP）。
這個以公部門履行公共任務方式轉型為中心的討論，不僅可以貼上像是瘦身國家 或是主動國家的標籤，同時虧空的國家預算壓力也促使國家與私人兼任務分配新 方式的探尋。376
傅柯曾謂：「必要的不單單是生活，更是良好的生活。實際上包含的是良善、
維持、便利、與生活的愉悅。」377
371 F. Becker, Kooperative und konsensuale Strukturen in der Normsetzung, 2005,S. 6.
如果說治理的目的正是在於「良好的生活」，
372 風險社會所帶來之災害防禦與操控，含括為權力與責任之再組織。傳統以國家高權擔負保衛
社會生活秩序與安全之任務，由於任務類型之分殊所蘊含之事務領域專業性，國家不再勝任 獨佔性之權力。參照 U. Beck，同註 5。
373 Daniel Bell, Civil Society versus Civic Virtue, in: AMY GUTMANN,THE FREEDOM OF ASSOCIATION
239, 272(1998).
374 M. Schmidt-Preuß, a. a. O. (Fn. 6), S. 162-164.
375 M. Schmidt-Preuß, a. a. O. (Fn. 6), S. 162-169.
376 J. Ziekow, a. a. O. (Fn. 177), S. 23.
377 FOUCAULT, supra note 239, at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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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安全的渴望是權利發展的契機，那麼治理性權力運作下所仰賴的措置
（Disposit），也是一種將力量最大化並提取出來的過程。只是不同於規訓機制，
他不是透過對肉體本身的影響對個人進行訓練，而是通過總體的平衡化與規律的 狀態，「對生命、對作為類別的人的生理過程承擔責任」的一種調節，而其目的 除了建立一種保障機制，更是優化生活狀態。378亦即，當歷史呈現出國家藉由治 安與博理將生活的良善、生活的維持、生活的便利性與生活的愉悅納入考量，379
378 M. Foucault，錢翰譯，必須保衛社會—1976 年法蘭西學院演講系列，1999，頁 232。
被突顯出來的是一種積極的權力作用—不是否定與壓抑、而是開展與激發。
379 FOUCAULT, supra note 239, at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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