拚配技術與本土保護主義

越南茶最大的爭議除了在食安問題之上，就是這些越南茶混充在台灣茶之 下，偽裝成是台灣茶的名義販售的混茶行為。在 2017 年 6 月，南投縣鹿谷鄉就 發生了越南茶混充進入台灣茶，並且得到二等獎的新聞，在媒體眼中，被視為 是「洗茶」的行為：

法務部調查局指出，某茶農以越南進口茶葉混充台灣本地茶葉，參加南投縣某 茶葉生產合作社 104 年冬季茶葉比賽，透過國內的茶葉比賽機制，藉此「洗 茶」方式取得認證之欺瞞手段，使消費者誤信該得獎比賽茶是台灣茶葉，願以 高價購買。（風傳媒，2017/06/13）

因為全球農糧系統中食物的複雜移動之下，許多浪潮建構出重新回到在地 想像的方式，但也因為這樣的論述浪潮出現（Feagan，2007）。用越南茶葉與台 灣茶混充就被認為是不被允許的行為；但這樣的混充其實也是遊走在技術－誠

信之間的模糊地帶，其實說的就是「拚配」的技術。

拚配技術其實在製茶完成後，將茶葉變成商品售出的過程中是相當重要的 一環，吳聲舜（2013）就說明為何需要拚配技術：

（茶葉拚配）主要是因為茶葉產製會因為產地、季節、氣候環境、栽培管理、

加工技術技術等不同因素，在品質上，即使是同一生產者、同一生產地、不同 年的同一產季、甚至是同一生產季不同製造日期所生產的茶葉，也會有所差 異。廠商為求均一和穩定的品質、降一成本或擴大出口量，會將不同產地、季 節的茶葉，以專品評師進行分級評鑑、在拚配調配成該公司的特色產品。

茶農被問到拚配這項技術的時候，其實都不諱言說，這是一項高技術性的 作法。他們最常舉的例子都是立頓公司的拚配，立頓公司為了追求固定的產量 與風味，也是從世界各地收購茶菁，再經由拚配師之手，才能製作成穩定的產 品，因此拚配技術也在立頓公司中被視為是不能外流的商業機密。

但這樣的技術，更多的是被媒體指涉成是不誠實的混充行為，尤其是用境 外的茶葉與國內的茶葉拚配的行為；吳聲舜（2013）也以只有黑心商人，沒有 黑心茶葉的標題，說明了拚配茶葉在法律的合法性，但利用低價茶葉假冒高價 茶葉確實會對茶產業造成的危害。

練聿修（2018）將拚配技術的標籤化視為是劃界的行為，其中牽涉到的是 兩種邊界的劃界，一個是以「本土」為意義的象徵性邊界，另外就是因為進口 茶大量移動而在法令上制定劃設的空間性邊界。作者指涉兩種邊界運作形式的 混和去形成在地性的意義。

台灣的在地性意義，在過去空間的轉變上，原本將越南也視為同樣是生產 的空間，但在後續出現境外茶移動過強需要被管制的時候，浮現的是以台灣在 地性的定義該要如何去界定。其中除了產地之外，另外就是要靠台灣各地區的

「特色茶品」的技術門檻與特殊性，去強化在地性的意義。

南，該如何去強化自己品牌與在地性的意義？

Winter（2003）指出對於在地食品的支持（turn to local）或對於品質的支持

（quality turn）並不一定是等同於創造出一個反抗當代全球食物生產鏈的其他方 法。對於在地食品的支持不只是個人的選擇，而是涉及一套政治權力的運作所 建立出的本土保護主義（defensive localism），這種防衛性在地主義更是基於在 地、區域性的政治發展而產生；DuPuis & Goodman（2005）同樣也反思了這種地 方的保護主義，在過去常用一種本質的、標準化的概念去討論，而會忽略到在 地本身複雜的議題，在地的生產模式是受到不同尺度政治力量（new politics of scale）的建構，或是 Feagan（2007）文章中，提醒我們想像在地性意義的時 候，可能會成為單純排外的想像，而忽略了在地的意義是如何被生產出來的。

茶區的特殊性在於不同茶區所擁有的不同茶品，因為茶的物質性與製茶技 術性與環境調和下所製作出的特色茶，建構出一種空間領域的意義，阻絕了境 外茶葉甚至是其他茶區茶葉的移動性。

然而台灣各地之間的差異，更進一步形塑了台灣這樣尺度的在地性領域，

其中又以茶改場的產地標章制度（圖 17）的說明更可以見得：

產地證明標章是透過公正之團體來核發標章，制訂標章核發規範，訂定品質標 準、安全標準等審查及查核機制。臺灣各茶產區因氣候、土壤及生產加工方式 之不同已具備地理標示之特性，可透過地理標示加以保護，藉以區隔其它地區 類似產品，以保障臺灣茶的獨特性與權益，而其它地區之產品即使以相同之製 造方式製成，亦不得標示該地理名稱。（茶改場，2012 年 8 月 9 日）

圖 18、台灣各茶區產地標章

（圖片來源：台灣茶葉產地及安全追溯雲端服務系統）

各個產區透過技術的實踐，可以發現在地性的空間意義，已經不單純等於 台灣空間為尺度的定義。而是以不同產區、技術產生不同地理空間上的區隔，

強化了在地性意義，並利用台灣不同地區的特色產品的模式，以地方為尺度，

用不同茶品交織出來的台灣茶的在地性。

當中有趣的是，為何這次的爭議為何會發生在南投的名間、鹿谷茶區的拚 配？這其實也是技術性門檻的跨越帶來的影響。

就筆者訪談高山茶區以及在南越地區的茶農，大致上得出兩個原因:

其一是鹿谷茶區的海拔地帶，正好是位於中低海拔，與越南茶的口味相對 相似、其二就是在製茶技術的環節中，鹿谷茶區著重的是茶葉的重烘焙技術的 凍頂烏龍茶茶品，茶葉的本質已經可以用後面的炭火技術去調整，即使專家也 難喝出產地之間的差異，到最後最後只能用科學檢驗方法，來去區分台灣與越 南茶（詳見第三節）。

在地性意義透過物質性與技術的運作，建構出台灣為領域的空間意義，同 樣也反映在人們的消費行為之上，許多茶家開始宣稱喝台灣茶的是安全、健康 的選擇之外，同樣也是對於在地茶產業的支持與有將台灣茶文化傳承的意義。

由此可以發現 Lahav（2013）所述的在 911 對於移民移動性的威脅與動員限 制上，區分成國家文化經濟尺度與身體安全尺度風險的論述轉變與多元的行動 者彼此動員。在這波茶安風暴與茶葉回到本土的論述中，其實兩者都並未消 失，相反的兩者是彼此扣合在一起，同樣的動員限制移動的行動者，也包括國 家行動者與非國家行動者如本土茶農的共構下，欲求治理的也不僅是茶葉的移 動性，同樣也是 governmobility 概念最開始延伸的一詞治理性

（governmentality），治理的是消費者選擇深化意義下的本土茶葉。

台灣在地性形成的過程，對越南茶而言，就有了阿姨每次口中「要死掉了 啦!茶葉越來越難賣了!」的說法。然而這些越南的茶農擔憂，是茶葉被台灣的 在地性意義排除後，反映在茶廠的經營上，面臨到茶葉無法換取足夠資本以維 繫茶園與茶廠的運作，進而使茶樹的物質性影響浮現，深化了整體產業的蕭 條，而後更被排除於台灣在地性意義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