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二節 文化對言語行為的影響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不能接受 X 的提案；在第十階段，X 最後明白 Y 是拒絕 X 的提案。
以上的推論過程很複雜，對聽話者來說，推論的過程 很 耗時。 Thomas (1995:130-135)解釋使用這麼複雜的表達方式的理由。她認為人類使用間接言語 行為都是有動機的，有可能是基於禮貌原則中的面子(face)等人際關係方面的考 量。反對意見表達是一種面子威脅行為(FTA, face threatening act)，所以會用許多 間接言語行為來避免不禮貌的面子威脅行為。
最後總結言語行為理論的變遷和主要概念。Austin 從 1960 年代開始研究言 語行為的基礎理論。其主要概念為「語言的功能不僅止於陳述語意，同時也在於 執行某些行為」(李櫻，2012: 97)，而 Searle 在 70 年代提出直接和間接言語行為 的概念，對言語行為研究有很大的貢獻。本文認為反對意見表達屬於 Searle 的「抒 發」，抒發的方式再可細分直接和間接的方式。如 Thomas (1995:127)指出，在不 同文化之間的言語行為的使用情形有差異。那麼，表達反對意見的言語行為時，
說話者傾向比較多使用直接還是間接的方式? 在華人文化中，為了明確表達自己 的見解，而使用直接的方式，還是為了維護對方的面子而使用間接的方式?華語 母語者和學習華語的日籍學習者是否有差異? 本文希望在分析過程中可以回答 這些問題。
第二節 文化對言語行為的影響
上一節探討言語行為在不同文化中的差異很大(Thomas, 1995)，因此這一節 探討文化對言語行為的影響。本節先探討有關中國文化的研究，接著探討日本文 化的研究。
有關中國文化的言語行為研究有 Chen (2006)、Cheng and Tsui (2009)、Tuan (2006)、Yang (2010)、Yang (2011)、王萌(2013)、謝佳玲、李家豪(2010)等。Cheng and Tsui (2009)分析香港人和英語母語者的二十五筆自然語料後發現，兩組的反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8
對意見表達是截然不同的。一般認為華人比起西方人不太敢表達反對意見，但語 料中的香港人在會話中使用妥協、笑著帶過等策略盡可能避免直接的衝突，或者 使用緩和詞“I think”“well”等委婉的方法來表達反對意見。她們以文化價值觀的 差異來解釋此研究結果，因為中國文化傾向集體主義(collecitivism)，遇到語言衝 突時必須要考慮和對方的關係，因此比較傾向妥協、笑著帶過、緩和詞等的方式。
Yang (2011)用問卷法和訪談法分析中文母語者和美國英語母語者的反對意見表 達情形，他也提出和 Cheng and Tsui 類似的研究結果。中文母語者使用委婉的方 式表達反對，中國人常使用「間接修飾反對(adjunct indirect disagreement)」的頻 率高，如「海外旅遊? 聽起來不錯，不過咱們要考慮考慮錢的問題」。美國人則 傾向選擇「直接修飾反對(adjunct direct disagreement)」的頻率高於中國人，如「我 覺得綠色和其他裝飾的顏色不搭配，所以我反對」4。另外，他發現中國人對社 會地位比較敏感，針對高地位者表達反對意見時避免直接衝突，以委婉的方式表 達自己的反對意見；針對低地位者選擇直接的方式。Tuan (2006)的研究結果也和 Cheng and Tsui (2009)和 Yang (2011)的類似，雖然她的研究對象為台灣籍英語學 習者和英語母語者，但台灣籍英語學習者比起英語母語者對社會地位更敏感，針 對高地位者表達反對意見時避免直接衝突，以委婉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反對意見；
針對低地位者選擇直接反駁、指控等方式。由此結果她推論，文化的因素對言語 行為確實有影響的，由於美國人傾向個人權益(indivisualism)，所以對他們而言禮 貌策略是個人選擇，但因為華人傾向集體主義，所以表達反對意見時必須要考慮 對方的面子。Chen (2006)設計十八個情境的問卷來調查台灣大學生和美國大學生，
結果發見台灣學生常避免表達反對意見，但美國大學生常使用直接的方式，並同 時兼用多種具緩和功能的正面詞語(positive remarks)。
以上的研究都認為文化對言語行為有影響，但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的看法。謝 佳玲、李家豪(2010)和 Yang (2010)的研究結果和前四位學者稍微不同。謝佳玲、
李家豪設計四種情境的問卷並探討華語母語者和英語母語者在說服行為中的反
4 原文為：I think green doesn’t accord with other decorations’ color, so, I disagree.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對意見表達情形。研究結果發見，華語組和英語組的策略使用趨向基本上多很像，
兩組提出反對意見時以「勸告」的策略最多，其次「批評」「推測」。Yang (2010) 使用角色扮演的方式設計四種情境測驗華語母語者和英語母語者，華語母語組再 分台灣人以華語對話的情形和台灣人以英語對話的情形。研究結果發現，不管相 對社會地位及性別的不同，華語母語者在反對意見表達的使用策略上，比起其他 組別更為直接，她指出台灣人的語言使用已經有所變化，台灣華語母語者在這數 十年來言語上變得更為直接而大膽的可能性。但她同時指出，雖然華語母語者說 華語時使用的策略很直接，但禮貌標記(politeness marker)的使用率是比英語母語 者高的，華語母語者多使用「我覺得、可能、有點」等修飾語來緩和語氣。她從 研究結果推論，這可能是因為這些禮貌標記在中國文化中，人們從小即被強調禮 貌標記使用的重要性。王萌(2013)則使用語篇補全測試(DTC)和自然會話分析的 方式比較中國人說中文和日本人說日語的情形，結果發現中國人都很踴躍表達反 對意見，也多用明示的方式。
有關日語的反對意見表達的研究有 Beebe and Takahashi (1989)、Haisa (1996)、
Takahashi and Beebe (1993)、王媛(2012)、村田和代(1996)、李善雅(2001)、重光 由加(2005)、宮內敬太郎(2006)、陳靜雯(2010)等。學者們指出，一般來說日本人 即使在會議等需要表達意見的場合，為了自己和對方之間保持和諧，不踴躍表達 自己的意見(重光由加，2005)，日本人比起美國人多使用假同意、轉移話題或以 笑搪塞過去等方式來避開表達反對意見 (村田和代，1996)。
但也有學者們提出不一樣的看法。Beebe and Takahashi (1989b)和 Takahashi and Beebe (1993)分析問卷法調查日本人和美國人的反對意見表達情形，他們發 現日本人對高地位者(lower to higher status)和對低地位者(higher to lower status)的 表達方式不同，對高地位者使用提問等間接的方式表達反對意見，但對低地位者 用直接的方式。Haisa (1996)也使用問卷法比較日本人和美國人的反對意見表達，
他也提出和 Beebe and Takahashi 類似的看法，日本人表達反對意見時會依對方的 社會地位調整表達方式，針對高地位者表達方式很委婉，但針對低地位者很直接。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0
宮內敬太郎(2006)則分析日本和德國的政治討論節目發現，德國人幾乎 90%的情 況先提出結論後再陳述理由或證據；日本人雖然也會提出意見，但表達方式和德 國人不同，將近 40%的日本人先陳述理由或證據最後提出結論。李善雅(2001)透 過角色扮演的方式探討日韓爭論中意見表達的差異。受試者為八位日語母語者和 八位韓籍日語學習者，兩組都是平均年齡二十九歲的男性，參與者都是第一次見 面的疏遠的關係。研究中請受試者討論文化習俗、就業問題等話題，研究結果發 現日語母語者雖然會表達反對意見，但傾向考慮對方的立場，多提出假同意「那 裡也不錯，但…」，然而韓籍學習者爭論時很少表達對方的同意，也不常表示自 己意見的缺點。王媛(2012)則比較日本和中國的電視連續劇後發現，日本人雖然 會表達反對意見，但使用「我覺得」等使用修飾語的比例比中國人多。陳靜雯(2010) 則使用訪談法和角色扮演的方式設計六種情境探討華語母語者和學習華語的日 籍學習者的異議語策略及語言特徵。結果發現，兩組都受人際關係的影響；日籍 學生雖然會表達反對意見，但受社會地位的影響大於心理距離，而華語母語者受 心理距離的影響大於社會地位。在關係熟識與地位平等的情況下，日本學生無論 在社會地位高低、心理距離遠近的等變項情況下，皆以積極禮貌策略(positive politeness strategies)的比例高；華語母語組傾向於使用直接無補償地策略(bald on-record strategies)，如「你們這個意見沒用啦」。另外，她發現日籍學習者在語 言使用特徵上與華語母語者比起來，運用華語的能力仍顯單調、生澀，因此兩組 在的語言使用特徵方面的表現有差異。
透過以上的文獻探討可以知道，因為中日兩個文化都屬於東方文化，所以有 些共同之處：由於中國文化傾向集體主義，所以在中國文化中表達反對意見時，
要考慮對方的面子是很重要的；而日本文化因為很重視和諧，所以一般認為幾乎 不表達反對意見。但兩個文化其實都要視情況，針對高地位者表達反對意見時很 委婉表達反對意見，對方的權勢差異平等或低地位時會直接表達。以上本節探討 之大部分的研究比較中國和西方國家或日本和西方國家，直接比較中日反對意見 的研究目前不多，似乎只有王媛(2012)、王萌(2013)和陳靜雯(2010)，而且研究方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向也都偏重策略的分析，研究語步和語言形式的文獻比較少，從前人研究中未能 充分探討兩個文化之間是否有文化對反對意見表達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