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食物的偏戀

林淑蓉在台灣客家研究概論(2007：152)飲食文化篇提及「食物乃是日常生活 的的一部分，從日常飲食的種類、烹調的特色、進食的習性、餐具的使用、吃的 社會場合、到食物的分享等，均反映出一個民族的文化特色，可作為理解該族群 的社會生活，或甚至成為建構族群認同的基本文化要素。」林淑蓉表達了在日常 生活中餐桌上食物的呈現不僅僅只是食物本身的意涵而已，它反映一個民族的文 化特色或成為建構族群認同的基本文化要素。

而所謂的日常生活似乎是平日我們每日的生活作息，是一種想當然耳的生活 情景，但在 Highmore (2009：1-2)書中指出

日常生活其矛盾性：日常生活既是奇特的，也是單調無味的，他追蹤自十九 世紀末至二十世紀末，不同知識份子對「日常生活」（the everyday）此一 概念的多變歷程所作的闡釋，認為「日常生活」一方面指出生活中不斷重複 的行為，一再遊歷的旅程，以及我們久住的空間，把日常生活當作是一種價 值與特性來看，就是「日常性」（everydayness）；然而不斷重複的行為也將 變成例行公事，精確地說，日常生活總是被忽略的、不顯眼的、不突出的。

這樣的矛盾，顯露出現代性的影響，日常生活是使陌生的變成熟悉的、不習 慣的變成習慣的、衝突的融合成新生的，以及適應不同生活的動態過程。日 常生活記錄了這些過程的成功與失敗，也見證了大多數革命性的創新究竟是 如何融入平凡的生活樣貌之中。

雖然是不起眼的日常生活在經由民族誌的書寫紀錄之下，顯現出日常生活樣 貌裡適應不同生活的動態過程。像 Carstens(2005) 1978 年研究客家馬來西亞社區 時，發現 Pulai 生活以稻米（分工合作）、橡膠（個別家庭）為主，沿襲中國父系 家庭、子傳及祭祖。然而 Pulai 女人在婦女會參與觀音節慶活動中，有不同於一 般社區組織的地方：Pulai 女人作為個人參加婦女會，相同家庭中二個以上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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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人可以屬於相同的組織。這個小組沒舉行正式會議且宣稱僅僅自願七年的服 務。女性參與的兩個特別儀式與男性團體有所不同之處，第一在婦女會參與祭拜 的三個祭壇之中，後二者庇佑的宣讀可以是個人姓名，而且以紅包型式謝謝儀式 的各項人員，第二夜晚婦女會的祭拜中。Carstens 注意到祭拜物品的不同及擺放 無秩序並且祭拜過程不確定及混亂，動作不一致。

Carstens 除了 1978 年觀察到 Pulai 女人在參與觀音節慶活動中參與祭拜的事 實之外，在 1984、1990 紀錄中詳實的書寫女人、外來香客在觀音節慶活動因時 代變遷所呈現的動態改變。Carstens 提到 Pulai 1984 年觀音誕祭典的儀式呈現方 式大部分都與 1978 年時的祭典相同。此時首次出現的改變有由婦女烘烤的西式 蛋糕，第一次成為敬神的貢品。外地香客被納入社群結構中而沒有被特別區分出 來。女人所負責的祭典儀式較以往更有組織也更協調。開始有女性抄寫香客姓 名，加入以往被認定只有男人可以擔任的廟務工作。

1990 年的觀音誕有著與前兩次相同的儀式活動，但是較 1984 年更為擴展的 是，外地香客被納入祭典的管理與運作之中。婦女們在 1990 年觀音誕祭典中的 任務擴展：外地香客的增加但 Pulai 的男人不願意再多負擔更多的工作，婦女只 好增加工作。負責在祭典儀式後分發婦女會所準備的供品，在祈福儀式之後婦女 會所購買的烤豬將捐贈給全社區破齋戒後的宴會所食用。非土生土長的 Pulai 已 婚婦女自願在寺廟內的桌旁協助收受香客所捐贈的香油錢，她們並沒有正式的職 稱去面對她們的工作，更有趣的是其中一位還懷有身孕。

Carstens1978、1984、1990 的民族誌紀錄下 Pulai 日常生活動態過程。由觀音 誕活動中顯現出女性在此地區地位和角色開始了一些轉變，然而 Pulai 婦女做了 更多工作卻仍舊得不到婦女參選爐主認同，雖然隨著時代的改變，重男輕女的老 舊觀念不再出現，但是在公眾場合上女性和男性的社會身分還是有所區隔。

日常生活與社會變遷有著重要關聯。Carstens 的民族誌描述了 1980 年代之後 高速公路帶來的便利，使得 Pulai 經濟與人口擴張，而且生產活動的改變，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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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農業被橡膠生產與傭顧勞動工作取代，男性繼承因土地與房舍被政府徵收所 帶來的財富。女人也藉由外出工作得到了金錢收入，經濟的收入造成女人受教育 的機會增多，進而灌輸性別平等的概念。

Carstens 長時間的民族誌紀錄呼應了 Highmore(2009：19)所提日常生活與文 化理論的核心是在理性思考的文化中，施展奇異化的能力，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尋 找奇特之處。日常生活是當地人視為理所當然的情景，在不同的視野下卻看到奇 特之處，因此本文藉由紀錄報導人日常生活中飲食的食用情形、飲食的選擇尋找 奇特之處。

報導人羅姐自組小家庭，家中成員夫妻及女兒共三人。她告訴筆者說：「烹 煮三餐時，餐桌上總是有自己喜愛的印尼口味料理、先生偏愛的台灣口味食物及 女兒喜愛的食材，煮一餐晚餐要照顧到每個人的喜好真的不容易。」不過，她提 到先生並不會排斥印尼口味的食物，也會吃一點，不像居住在關西婆家，公公、

婆婆都不會吃印尼口味的食物，嚐試都沒有就直接拒絕的情景，使得羅姐煮過一 次之後就不煮了。離開婆家、自組小家庭之後，在烹調飲食部分就更能順從自己 的習慣。筆者拜訪時，她貼心的烹調印尼口味食物外，餐桌上一樣有台灣口味食 物。而在餐具使用上她拿出碗給筆者使用，自己則習慣性的拿出盤子裝盛食物。

餐桌上食物口味的雙重呈現以及使用碗或盤子在羅姐的日常生活中是習以為常 的一件事，卻不同於筆者的日常生活常態，這樣的景象如同 Highmore (2009)所 言記錄了日常生活中不習慣的變成習慣的、衝突的融合成新生的，以及適應不同 生活的動態過程。

因此，在本節中呼應林淑蓉(2007)表達了在日常生活中餐桌上食物的呈現不 僅僅只是食物本身的意涵而已，藉由食物傳達出不同的內涵。而筆者在與報導人 訪談過程中感受到報導人在進入婚姻家庭後，食物的偏戀反應出報導人細微情感 的變化，在對於食物喜好中所表現出的生活型態，可以傳達出女性的主體自主性 也觀看到婚姻生活中的情感流動。多次與報導人的彼此互動、訪談中，報導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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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談論到對家鄉食物的思念、疑問為什麼婚姻家庭裡的家人與自己的口味不一 樣，總總圍繞在有關飲食的話題多樣化，藉由食物的喜好上傳達出平凡日常生活 中的細微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