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安倍首相改革前(2012 年以前)的防衛政策環境
第一節 日本防衛政策內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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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理解安倍與日本國家防衛作戰構想的需求類型，與國際軍事同盟的政策走 向。
第一節 日本防衛政策內部因素
一、經濟因素
2011 年的日本，因國內生產總值高達 5.9 兆美元而位居世界第三，人均國內 生產總值超過 4.5 萬美元，各項經濟指數位居世界領導地位，首都東京不僅是國 內第一經濟中心，也是亞太地區第一大城與當時全球生產總值最高的城市。當時 的東京證券交易所的每日交易量僅次於妞約。但這些指數仍掩蓋不了日本從 1990 年代經濟泡沫化之後的一蹶不振，爾後市場經濟狀況低弱，被稱為「消失的十年」。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日本經濟持續走低，加上 2011 年開始天災不斷(如福 島核災、東日本大地震)、2012 年的歐債危機，日本似乎再次陷入經濟低靡窘境。
自 2012 年安倍第二次執政後，「經濟發展」與「國家安全」就一直是其制訂 政策時考量的核心利益。正如吉田茂、其祖父岸信介兩位成功以美方為主的國際 助力喚醒國家經濟實力的前首相，安倍以「利益是根本，友好是手段」兩句話為 執政依歸，希望以經濟蓬勃發展進而厚植國防實力，以國際貿易鏈結帶動亞太地 區的集體安全防衛體制，所以上任之後即擘劃執行一連串的經濟政策，冀以國家 內部施政調整影響亞太周邊貿易熱錢流向，世稱「安倍經濟學」，又因其政策分 為三大類而稱安倍「經濟三箭」。
這個在日本民主歷史上動用最大規模國家預算的經濟政策，還沒納入第三支 箭的經濟增長戰略用費前，初期(2013 年)金額就高達 105 萬億日圓，5但國家財 政收入根本無法彌補這樣的缺口，就以 2013 年度日本國家財政收入而言，僅有 不及一半支出的 43 萬億日圓，讓原本就債台高築的日本雪上加霜。
5 黃亞南，安倍經濟學豪賭日本未來(北京：人民東方出版社，2013 年 6 月)，頁 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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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998 年至 2013 年日本經濟對策規模
時間 內閣 經濟對策規模
(萬億日圓)
其中政府的 補充預算 (萬億日圓) 1998 年 小淵內閣 17 8.5 1999 年 小淵內閣 17 8.1 2000 年 森內閣 11 5.8 2002 年 小泉內閣 14.8 4.5 2009 年 麻生內閣 56.8 14.7 2009 年 鳩山內閣 24.4 7.4 2010 年 菅內閣 21.1 5.8 2013 年 安倍內閣 20.2 10.3
資料來源：《安倍經濟學豪賭日本未來》6
雖說國家債台高築，安倍仍然深信自己領導的內閣施政將會大有可為，故在 美國新任總統川普在就職後數日決定簽署退出跨太平洋貿易夥伴同盟協定 (Trans-Asia-Pacific Partnership, TPP)後，續以「價值觀外交」手腕與各會 員國交好，企圖成為 TPP 的新主導者。
二、法制因素
日本防衛政策在法制因素方面，有三項主要的基礎法規，分別是日本憲法、
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與聯合國憲章等，依據這三部法規向下建構出「防衛政策基本 方針」、「防衛計畫大綱」及「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畫」，分別代表日本在防衛方面 的基本方針、長期(約 10 年)及中短期(約 5 年)的建軍規劃。所以日本的建軍規 劃與防衛發展都受限於上述的三部法規。
日本於戰後由美國擬定的「和平憲法」，是世界上第一部完全捨棄武力交戰 權的國家憲法，在當時是美國為抹煞日本軍國主義所強制灌輸在日本國土上的法 令。然而因該部憲法對於防衛戰力的限制，讓日本國內長久以來面臨「戰與和」
6 同前註，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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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爭論，尤其是其中第九條規定日本必須遵守：放棄戰爭、不能持有武力、不擁 有宣戰權的三個原則，所以也得放棄集體自衛權，只允許行使個別自衛權，即在 本國受到攻擊時才能進行防衛性作戰。然而這樣的防衛軍力對國家而言是不足的，
所以過去的幾十年間，日本僅能依賴日美同盟的共同作戰架構維持國土安全。
不能夠以國家的身分主動運用軍力，也無法在敵軍攻擊生效之前完全進行國 土防衛作為，這樣的法律限制讓日本右傾派極力主張修訂憲法，讓日本不僅維持 基本防禦性戰力，也能夠因應友盟國家受威脅情況提供軍力協助，在安倍晉三第 二次上任前形成反對當前法律限制的氛圍。
三、民意因素
即使二戰已經結束 70 年，對日本防衛發展的限制，也因美國對日美同盟逐 漸增長的需求而開始有所變化，日本國內民意仍然無法完全接受國家再次捲入戰 爭的可能性。因此就算在安倍上任前，政府內部就有復興日本正常自我防衛能力 的想法，但始終未能在國內的反對民意中形成實質的法案。
但接連而至的外來威脅讓國內民眾不得不正視日本正在面對的中共威脅。
2010 年 9 月中共民間保釣組織在九一八事件 79 周年紀念活動期間舉行大規模反 日示威運動，中共政府默許進行，該組織針對前週在東海釣魚台與日本海上保安 廳艦艇衝撞而被扣押之中共漁船，於日本大使館集結抗議。2012 年 9 月日本政府 發起購買釣魚台事件，引起過去宣稱主權的我國與中共都表態抗議，加劇中日仇 視態度。2013 年中共無預警宣布建立東海防空識別區，美國與日本均立刻提出嚴 重譴責，認為中共刻意以此舉侵蝕日本在東海(包含釣魚台列嶼)的控制權。以上 三個中日重大對立事件短時間接連發生後，讓日本國內開始出現主張強化軍備的 聲音。
另外，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責任分工也逐漸加重，除了北韓核武的邊緣危機 外，中共崛起而造成地緣政治緊張化，讓美國相信其亞太霸權地位已受威脅，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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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萌生要求日本負責更多的駐日美軍預算，與舉行更多聯合軍事演習，這也與波 灣戰爭後希望爭取更多國際認同的日本官方政策相同。更多的區域安全責任讓國 內右傾份子開始構思是否應該修改憲法，讓自衛隊能夠真正支撐起應該要有的日 本國際榮耀。然而國內反戰份子卻認為自衛隊的戰力應該虛化，認為日本不應持 有參加戰爭的任何可能性，而是遵守和平憲法的宗旨維持一個國土防衛性軍隊。
除了對防衛發展的支持外，民眾對於國家發展的期許也在對於政黨的民意支 持率上顯現出來。自從自民黨 2009 年下台後，一直到 2011 年民意支持率還沒能 回升，在 2012 年 9 月所舉行的黨魁內部選舉也仍舊暴露官僚體制的弊端，民眾 普遍認為候選人仍舊以政治菁英為主的「太子黨」，而黨內競選過程也是派閥交 易的結果。7然而安倍積極以推動經濟改革與強國政策的政見，接連贏得許多選民 的認同，畢竟經歷過多年的經濟蕭條與附屬美國，日本民眾也希望下一任的首相 能夠有不同的做法，讓國家積極地向上發展。這是當時安倍在第二次執政前的國 內民意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