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結論
第二節 研究發現(二)：安倍強軍政策下引發的驟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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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第四章中針對安倍在防衛政策中的改革措施，如解禁集體自衛權、
制定防衛武器移轉三原則、設置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提出武力行使三原則、以及 最重要的推動修訂日本和平憲法等，都是在安倍第二次內閣中的連貫政策性決定，
環環相扣地將「積極和平主義」的藍圖擘劃出來的，其中筆者分析所見三點安倍 此次內閣的企圖概述如下：(一)上任後立即修訂 10 年期的《防衛計畫大綱》及 5 年期的《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畫》，將安倍的國家軍備發展進程具體化，確實地規 劃出短期與長期的軍力整備目標、(二)創建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以主導日美安保體 制涵蓋的所有行為，以及確認政府對於內政與外交的掌控、(三)藉由「中國威脅 論」的引導與「積極和平主義」的宣傳，促使民意支持推動修憲，讓集體自衛權 因而解禁，也讓「正常國家化」的最終目標合法化。
第二節 研究發現(二)：安倍強軍政策下引發的驟變
上述這些邏輯性理論的串聯，讓日本擴軍強兵的意圖與根本原因隨著時間逐 漸浮上檯面，且日本至此已脫胎換骨成為一個新時代的亞太區域強權，對亞太的 重大決策都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但也接連帶來日本與世界各國間逐漸衍生的矛 盾，尤其是在戰後日美同盟架構下友盟關係最為緊密的美國。就此研究發現而言，
日本的防衛政策理論從戰後的受制於美、國內的左右派鬥爭而遲疑不前、到現在 安倍的開放性積極和平論調，都受美國國家整體對外策略這一大變數影響，而能 否抓穩時機讓日本擴展足夠之軍力與國際地位，就憑各屆首相的智慧，而安倍則 是歷屆首相中眼光最為精準的標準政治菁英，未來定會繼續推動日本「正常化國 家」的矢志大業。
一、日美同盟矛盾
日本基於地緣政治困境發展出的攻勢現實主義思維，在安倍首相第二次內閣 中嶄露頭角，加上國內民族意識高漲、中共崛起威脅的加持，使得日本大膽地提 出擴軍備戰的各項政策，反而讓美國認為對日本開始失去全面掌控；雖然在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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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堵中共的「亞太再平衡」策略合作同盟下一起努力，但日本卻開始以「積極和 平主義」之名動搖美國所建立的戰後日本國家架構，並嘗試脫離美國的世界霸權 控制成為自主性較強的「主權國家」。這都與安倍強調日美同盟對日本重要性的 論調產生矛盾，加上安倍企圖建立的自主性外交、國家安全保障政策，都因過度 具有日本獨立性而將為日美同盟帶來極大變數與挑戰。
再者，安倍推動「積極和平主義」的主要國內政治目標就是要修改日本和平 憲法，雖然國內民意、在野政黨(包括聯合執政的公明黨)都表態不看好該項企圖。
然而安倍卻精於利用宣傳與輿論為自己製造時機，並且大舉利用各項政治資源，
所以就筆者分析修憲目標並非不可能。日美同盟的基礎在於麥克阿瑟將軍在戰後
「協助」日本建立的和平憲法，日本企圖動搖其根本定會引起美國不安，然而為 借重日本在太平洋的政、經、甚至軍事影響力，美國也不得不讓日本朝向修憲目 標前進，在東亞戰略協助世界霸權的維持；然而美國在國家綜合實力方面近年持 續下降，所以在亞洲全球戰略期望日本能夠協助分攤區域穩定的責任，而透過增 加自己在全球軍事運用的比例，安倍也就順水推舟地以海外派兵、提升軍備等作 為持續強化日本的國家自主性，必要時才能夠以強國之姿徹底擺脫美國的控制與 制約，這也是安倍「積極和平主義」最為核心的精神所在。安倍就此搭上國內外 的順風車，推動國家軍備現代化、擴軍強兵具體化、西南諸島軍事化等重大編裝 改革措施，以日美同盟之名發展日本強軍之實。
這樣的政策模式對日美同盟而言是個矛盾，但國家不可能不以國家核心利益 為優先考量，這是國際組織的結構性固有限制，無法以緊密邦誼交換單一國家利 益。當然日本的強大對於日美同盟的安全保障合作實質作為上會有幫助，也能夠 較為有效地以民主陣線聯盟的框架共同進行經貿合作。2015 年 4 月安倍訪美期間 雙方在達成共識的前提下公開發表修頒《日美共同防衛指針》、參與日美峰會及 對美聯合國會進行演說，宣告世界：(一)日本全球地位已經提升，能夠取代英國 成為美國最為堅實的盟友、(二)進一步改良日美同盟的共同安全保障模式，提升 日本對美國全球戰略的參與度，讓日本能自衛隊夠在「協助合作」的名義下派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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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邊事態會造成日本或其盟邦之國家安全威脅」的全球各地行使集體自衛權，
成為一個真正具有全球兵力投送能力的「正常化國家」。
安倍此行對於全球戰略格局是個關鍵元素，不但以和平之名成功引導日本走 出戰後的制約，而且也不知不覺地為日美往後的經濟競爭模式種下潛在因子，雖 然日本已被中共趕過，現在已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但兩國間的經濟貿易競爭也 可能因為美國現任總統川普退出「跨太平洋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以及日本決定主導原架構並將其更名為「跨太平洋夥伴包 容與全面進展協定」(The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TTP, CPTTP)的決定 而逐漸白熱化，加深國際孤立主義的衍生。
然而從長遠發展來看，日美同盟已經偏離戰後至今的既有軌道與運作模式，
隨著日本逐漸強大且具有獨立作戰的個體能力，對日美同盟的離心力也會逐漸顯 現並增長，特別是近年美國因經濟能力疲弱而重新走向孤立主義，世界上最緊密 的日美同盟也可能在不久的將來走向衰減之勢，改變日美的世界雙邊格局既有模 式。美國在川普總統上任後明白告知全世界的「美國為主」，就是孤立主義最好 的範例，日本只會在這樣的亞太「零和局面」中尋求在中美權力轉移拔河中偶然 出現的契機，雖然不求成為區域霸權，但仍會在美中兩大強國之間的夾縫中，以 自身利益為出發點努力找到正確的道路。
二、利用美中權力移轉的契機
國際體系中的權力移轉理論其實是配合霸權理論的，而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 亞太區域各國所組成的國際社會體系：由一個居於主導地位的強國、少數大國、
一定數量的中等國家及一定數量的小國所組成。但當某一大國透過經濟成長、軍 事擴張而與主導強權間綜合國力的差距縮小，且開始對現行國際秩序或行為標準 不滿意時，爭奪主導地位的戰爭就有可能爆發，特別是在大國的綜合國力成長達 到轉折點(Transition Point)而超過主導強權的前夕，衝突最有可能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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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與中共的關係在本研究曾經以「中國威脅論」為主要鏈結基礎，這也是 大部分國際學者都頗具概念的邏輯性學說，強調日本遵從日美同盟的協約內容，
與美國協力共同「制衡」中共崛起的事實，但在本研究中筆者逐漸發現日本強軍 富國的目標不再是單純僅為協助美國穩固亞太地位，而是利用中共與美國之間的 間隙伺機而起，藉此良機迅速發展國力企圖成為亞太區域大國，並獲得從前只有 區域強權美國才有機會在國際社會中取得的政治利益，例如透過防衛裝備移轉從 購買武器的國家獲利、或是在透過主導 CPTPP 等國際經貿同盟而掌握組織中流動 的貿易利益等。
過去日本受到戰後制約的束縛，雖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軍事上也依賴日美 同盟的安全保障體制，但在安倍等歷任首相的努力下迅速發展綜合國力，不再是 以前「介於中等國家與大國之間」的國家，而是在國際貨幣基金會(IMF)與聯合 國(UN)中具有發言權的「大國」，而吾人也能在這篇研究中看出安倍真正的野心 其實是因為極度不滿日本仍在亞太區域中被認為是受制約國家，進而積極衍兵治 武地挑戰中共與美國在亞太的影響力。安倍推動各項政策，並將目標設為讓日本 轉型為「正常國家」，這個理由對於日本大和民族而言是個建立強大民族國家的 正向理想，也在適當的時空環境下逐漸走向實現，但從安倍的防衛政策內容分析，
吾人認為對安倍而言僅是個「短期階段性目標」，是個近十年之內應該就能達成 的里程碑。安倍真正的「遠程目標」是在打好國家政、經、軍基礎後，在美國綜 合國力與亞太影響力的衰弱、美國孤立主義盛行、及中美對峙前提下推動東亞的 權力移轉，將美國在太平洋的權力和平地移轉給日本，也讓日本從「大國」再度 轉型成為區域霸權而掌握東亞主導權，而迫使亞太區域中日對峙態勢與權力平衡 模組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