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北亞史在近代日本的成立
第三節 東洋史治學方法的差異─東京大學與京都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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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東洋史治學方法的差異─東京大學與京都大學
1897 年，日本政府基於對於國家發展的需要，決定在關西設置能與「（東 京）帝國大學」相互競爭的京都帝國大學，其中有法、醫、理工、文四分科 大學。59 京都帝國大學第一任校長木下廣次認為：「京都帝國大學不是東京 帝國大學的分校，而是一所獨立的大學。為了學校的長期生存與發展，我們 必須有獨立的辦學特點。」60 同年「（東京）帝國大學」改稱為「東京帝國 大學」。
1901 年（明治 34），時任大阪朝日新聞記者的內藤湖南，發表〈京都大 学と樸学の士〉，他認為清國之強盛實因樸學之士備出，而目前國民期盼京 都大學的設置是因對於僅有東京大學的現況有所不滿，加上東京大學壟斷學 術，而京都此地遠離政治中心，可無視名利的追求學術，故在此時空背景下，
京都大學應以培養樸學之士為其最大的天職。61 所謂樸學也就是清國考證學 的簡稱，至此可知內藤湖南的思考。62
1904 年（明治 37），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將 9 學科整併為哲學、史學、
文學三科。同時「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史學科」聘請白鳥庫吉，講授「漢 魏六朝西域史」、「塞外民族文化史」、「滿鮮上代史」等課程。63 1906 年
（明治 39），京都帝國大學設置文科大學，首任文科大學學長（相當於文學 院院長）為狩野直喜，設置哲學、史學、文學三科，首先有講座教師的是哲 學。1907 年（明治 40），「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史學科」原定聘請桑原騭 藏擔任東洋史學第一講座，但是當時桑原騭藏仍在清朝留學，故由籌備委員
59 《京都大學文學部五十年史》（京都：京都大學出版会，1956）。
60 《京都大學文學部五十年史》（京都：京都大學出版会，1956）。
61 內藤湖南，〈京都大学と樸学の士〉，收入內藤乾吉、神田喜一郎編《內藤湖南全集 第 三卷》（東京：筑摩書房，1971），頁 271-275。
62 礪波護，〈內藤湖南〉，收入礪波護、藤井譲治編《京大東洋学の百年》（京都：京都 大学学術出版会，2002），頁 81。
63 石田幹之助，〈白鳥庫吉先生小傳─その略歴と學業〉，收入白鳥庫吉著《白鳥庫吉全 集 第十卷 雜纂》（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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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那學。
1910 年（明治 43），「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漢學科」下的「支那史學 科」改為「東洋史學科」。69 如前所述，在改稱「東洋史學科」前，中國史 的講授是由那珂通世負責，其後是由市村瓚次郎與白鳥庫吉共同擔任東洋史 學第一講座，市村瓚次郎講授中國史，白鳥庫吉講授蒙古史、西域史。70 1916 年（大正5），池內宏（1879-1952）負責朝鮮史講座。71
1920 年（大正 9），以內藤湖南等學者為基礎成立的支那學會發行刊物
《支那學》，當時的學者還有支那文學的狩野直喜、鈴木虎雄、青木正兒，
支那哲學的高瀨武次郎、本田成之、武內義雄、小島祐馬等學者，更有研究 自然科學的新城新藏加入，相當具有影響力。72 同年，東京帝國大學史學科 將「支那史學」改稱「東洋史學」，「史學」改稱「西洋史學」。
1925 年（大正 14），市村瓚次郎、白鳥庫吉退休，箭內亙接任東洋史學 第一講座，藤田豐八、加藤繁共同負責東洋史第二講座。1926 年（大正 15），
箭內亙病逝，藤田豐八接任東洋史學第一講座。73
京都帝國大學的東洋史學教師在初期對於敦煌學的研究以及與中國學界 的密切交流，可見其發展治學特色的端倪。在內藤湖南進入京都帝國大學任 教後，逐漸發展不同於東京帝國大學東洋史研究的特色，最後形成「支那學」。
69 東京大学百年史編集委員会編，《東京大学百年史 部局史一》，頁 624。
70 東京大学百年史編集委員会編，《東京大学百年史 部局史一》，頁 626。
71 東京大学百年史編集委員会編，《東京大学百年史 部局史一》，頁 626。
72 宮崎市定，〈独創的なシナ学者內藤湖南博士〉，收入氏著《宮崎市定全集 24 隨筆下》，
頁249-250。
73 東京大学百年史編集委員会編，《東京大学百年史 部局史一》，頁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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