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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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語言演化 (language evolution) 是緩慢改變但永不停歇的漸變過程，語言學家所 好奇的是語言如何改變，改變的動因是什麼，或該用什麼比較法或假設去捕捉這 些改變。早在1859 年查爾斯‧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在《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時，關注到語言的起源與演化，並且注入豐富的想像與推論，但 礙於沒有嚴格的制約與規範，使得這樣的推論只能停留在猜測的階段。甚至到 1866 年，巴黎語言學會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 發跡後，身為領導語言 研究的權威，停止了這樣的研究熱潮。一直到1975 年，紐約科學院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舉辦「語言與言談的起源和演化」(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Language and Speech)會議，重燃了語言演化的研究；加上運用了心腦科學所發展 之理論制約與規範，才使語言演化變成一門科學。語言演化議題主要聚集生物學、
心理學與語言學的研究；Pinker & Bloom (1990)認為人類語言能力是經過自然淘 汰 (natural selection)演化而成的複雜的生物適應 (complex biological adaptation)，
此外 Hurford (2003)認為還必須再加上世代交替之下以學習為主的語言適應結果 (learning-based linguistic adaptations)。Newmeyer (2003)認為語言最初的目的是表 達概念化，並非作為溝通之用。所以從各種領域都可能獲得演化的證據，如語言 習得、歷時語料甚至由語言使用可以發現語法化的痕跡，係從鬆散且隨機的語言 片段組成較為簡潔的語句，如 My dad...He plays tennis...He plays with his colleagues 變為 My dad plays tennis with his colleagues。本文認同語言的改變起源於語言的 使用，人類每天使用語言，也在創造或改變語言，這些新產物被散播到語言社群 (speech community) 並逐漸固化 (conventionalized)，再以詞彙或是字串的方式進 入某一結構系統，此過程可視為語言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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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研究語言演化為大目標，本文的動機主要分成語言層面與理論層面。就 語言層面而言，漢語趨向詞一直是許多語言理論所研究的題材，就不同的理論所 探討的議題和角度，趨向詞匯集多種研究的色彩。語法化理論主張詞彙或結構依 循特定的單向性路徑，由實詞語法化為虛詞，如動詞變成補語或詞綴的過程，歷 史語言學研究已證明句法上的移位導致趨向動詞變成趨向補語，其牽涉重新分析 (reanalysis)、詞類降類 (decategorication)、語義演變 (semantic extension)等諸多變 化(太田辰夫 1987; Chappell 1992; 王錦慧 2002; 王錦慧 2004; 馬玉汴 2005;
梁 銀 峰 2007; 魏 培 泉 2013) 。 另 外 有 學 者 運 用 語 法 化 單 一 演 變 路 徑 (unidirectionality)及語義延伸 (meaning extension)，研究現代華語1趨向詞經歷變 化並沈澱於共時的多義現象，並串聯路徑、方向、時間流動、規範和時間經驗相 關的諸多語義功能(劉月華 1998; Wu 2003)。亦有學者運用位移事件的類型 (typology of motion events)觀察漢語句法表層結構和語義成分的對應關係，端看 是否由趨向動詞或補語表達路徑之語義角色，以呈現跨語言的語言類型差異 (Talmy 1985; 柯理思 2003; Lamarre 2007; Talmy 2007; 柯理思 2007; Lamarre 2008; Lamarre 2009; Yiu 2013)。
就理論層面而言，本文認為語法化是研究語言變化的適切點。語法化理論研 究詞彙變成語法標記的漸變歷程，如身體部位名詞變成後置詞 (如英語 be (one’s)side 或者是客語「項」)、或是動作動詞變成助動詞 (如 be going to 變成
gonna 表未來)，因此藉由判斷該詞彙是否變得必須與其他字詞一起出現，或是語
音形式是否變得縮減等，來捕捉進入語法化歷程的特徵，並且回饋到理論層面的 是呈現由實詞到語法詞或是語法詞更虛化的單一方向性歷程(Hopper and Traugott 2003)。
1 為了避免混淆，本文使用「現代華語」（或簡稱「華語」）稱呼臺灣的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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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法 化 是 有 系 統 性 地 變 成 詞 彙 或 詞 素 形 態 和 語 義(systematic changes in morphosyntactic form and meaning) 的過程，而且參與了語言成分重組的概念，如 組合關係 (synstagmatic relation) 是單一成分組成序列的整體單位，如「看書」是 由「看」和「書」按照順序排成的結構；或是聚合關係 (paradigmatic relation) 說 明有聚合關係的語言成分，可以在相同位置上互相替換，如出現在句式「我過 」 底線位置的詞彙「馬路」、「天橋」、「地下道」等構成聚合關係。因此語法化 的研究範疇不應僅僅侷限於特定字詞，而是整個結構，Lehmann (1992)認為動詞 出現在與動詞搭配的連動式裡，會變成助動詞，最後變成詞綴。他也提到相對名 詞與另一名詞共現時，該名詞會變成修飾詞。Hopper & Traugott (2003)認為詞彙 和結構進入特定語境而具有語法功能，或者是Pagliuca (1994)提及詞彙和詞組變 成語法形式及語義的歷程。
在語法化研究裡，結構是一個若有若無的概念，Traugott (2008a, b)認為很少 人提出在語法化研究結構的看法，不過有些學者意識到結構的角色，如Bybee et al. (1994)曾經談論過「構式」或「結構」，認為演變不只是在詞根或詞彙，而是 整個構式或結構。但是研究語法化理論的學者不會特別定義構式或結構在語法化 裡所扮演的角色，構式或結構多半被視為句法單位串的稱呼。Lehmann (1992: 406) 亦提及：「不僅僅是詞彙參與語法化，而是聚合關係及組合關係下的整個構式或 結構。」舉例來說，羅曼語族的時態屈折形式是由拉丁語 habere ‘have’演變而來；
從拉丁語 habeo ‘have’ 到法語第一人稱未來式-ai 的演變過程，不僅僅是前者變 成後者的形式縮減現象，而是 habeo 因聚合關係變成時態系統的成員，而且當
habeo 結構一語法化後，因組合關係而出現新的「綜合性」(synthetic) 動詞。因
此組合關係就是一種形式自主的表徵，體現於詞序順序的自由度，即結構成分之 組合關係越強，詞序自由度越低，反之亦然。當語法化過程走到一定的程度，使 結構呈現固定的詞序，如拉丁語 cantare habeo ‘I have to sing’ 的詞序自由度比較‧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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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以說 cantare habeo，亦可以說 habeo cantare，但法語的詞序自由度相對低，
形式限定於(je) chanterai，不能變成(j’)ai chanter。
Traugott (2008, 2015)、Traugott & Trousdale (2013)與 Trousdale (2008, 2010) 注意到結構的角色，並且透過構式的角度重新思考與觀察語法化的現象。有別於 之前的語法化研究，通常是分成形式與語義的兩個個別的演變路徑，藉著構式是 形式與意義的配對體，以構式為研究語法化的單位，有益於研究者同時考慮形式 和意義。令人好奇的是構式是如何演變，是否分成構式內部與構式類型的改變，
以及利用構式的優點，本文將於第三章陳述由構式觀點切入語法化理論之論點。
除了理論探討及語言分析之外，本文試圖提供兩個實證導向的研究。首先，
為了瞭解「過」構式的分佈與出現頻率，本文將探討語料庫現有的方法，呈現相 關的數據結果，並且以語言使用為主的語料庫作為實務的探究。另外，就過去研 究的論點得出，相較於動詞而言，趨向補語的角色是句法較不顯著的地位，同時 因為趨向補語是從動詞演變而來，趨向補語本身已歷經語法化，所以較容易得到 語音弱化。仔細來看，前者的觀點是認為不同的句法結構，而造成不同的語音或 重音形式(馮勝利 2009)，基本支持語法和語音存在對應關係。而後者對語音弱化 的判斷，主要是由語法化過程和直觀的認知而推得。許多學者從漢語方言找尋語 音改變證據(Lamarre 2007; 吳福祥 2010)，但是這些證據都是間接，而且學界也 缺乏共識。本文欲藉著語音的口語產製實驗，深入瞭解語音和語法的關聯，將會 為語法化理論呈現另一個面貌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