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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日用器物和礼器的产生

古代礼器是在日用器物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在此,我们首先讨论日用 器物的产生问题。

一、日用器物的产生

人类诞生之后,便摆脱了仅仅利用天然“ 工具” 的那种出于动物本能的

“ 劳动” 形式,跃进到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劳动阶段。也就是说,人类最初制 造的器物,首先是生产工具。从这一意义上说,人类在最初还谈不上有什么 严格意义的日用器物,因为那时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实在是太低了。只是由于 生活的一些起码的需要,有些生产工具兼具生活用器的功能,因而生产工具 与生活用器常常是同一的。例如一根加过工的木棒,本用于狩猎,在人们需 要时,又可用作手杖或烤肉的支架。又如一把石刀,既可用于剥削兽皮的生 产,又可充作切肉的餐刀。总之,人类要生存,就必须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

以期尽可能地提供自己最低限度而又毫无保障的需要。那时所谓生活日用器 物是十分粗糙简陋的。

经过长期艰苦的劳动,生产有了发展,人类自身的体质、智力也有了提 高。於是生活器用方面的某些需求日益迫切而且器物的制作也有了可能。从 出土实物看,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很多遗址中,如辽宁海城小孤山、北 京周口店山顶洞、宁夏水洞沟等遗址,都有骨针、骨锥的发现。山顶洞的骨 针长 82 毫米,最大直径 3. 3 毫米。而小孤山的骨针针鼻仍十分完好,显示了 当时人类高超的钻孔技术。这些骨针,针体滑润,针尖圆锐,说明当时人类 已掌握了较熟练的缝纫技术。上述骨针、骨锥既是生产工具,也可作为中国 古代最早的日用器物的代表。山顶洞人及同时期的人类,已经过着渔猎和采 集的生活。他们既然已能用针缝制兽皮衣服,那么他们完全可能缝制皮囊之 类的东西,或缝制树皮器物,以为渔猎、采集等生活日用容器。原始人在创 造日用器物方面,常有些“ 高招” ,使在今人看来非常棘手的问题迎刃而解。

这通过有关古典文献和民族学的材料可以证明。例如:人们能利用某种树皮 制造他们所需的器物,甚至还可以做成“ 锅” ,我国北方的一些古老民族,

就是用桦树皮“ 锅” 煮水、做饭的。而拉布拉多的印第安人的“ 全部家庭设 备,实际上都是用桦树皮按几何形状‘ 缝制’ 成功的” 。( 1) 更有趣的是,人 们竟然还能把面包树、无花果树、桑树或杉树的树皮做成“ 布” 。方法是:

“ (把)树皮加以浸泡棒打,变成一种光滑材料——树皮布… … 其最重要的

分布中心是印度尼西亚和玻利尼西亚,称为‘ 塔帕(t apa)’ 。欧洲和亚洲 许多史前民族也知道树皮布。” ( 2) 这使我们知道,原始人在没有发明麻布以 前,并非只会用兽皮做衣服。至于在没有桦树的地方,人们又拿什么做“ 锅”

呢?如果那里生长着竹子,人们就会用一端带竹节的竹筒做“ 锅” ,把谷物 放在竹筒内,加水,将另一端堵死,放在火上烧烤。不久,里面的饭就熟了,

此法沿用至今。如果某地连竹子也没有,或者人们还不会用树皮、竹子做

“ 锅” ,又如何做饭呢?《艺文类聚・食物部》引《古史考》说:“ 神农时,

民食谷,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 这就是所谓石炙法。同时还有石烹法,即 将烧石不断投入盛有水和食物的容器内,使之煮熟。凌纯声在《松花江下游 的赫哲族》一书中,记述赫哲人“ 在用铁锅煮物以前,没有知道制造陶器,

在他们的传说中… … 用极大的木盆一个,内盛水,将肉放在其中,以石块烧 红,立刻浸入大盆水中,如是数次即水沸肉熟。” 于省吾先生即结合凌氏等 人的资料,考证甲骨文中的庶字是“ ‘ 从火石、石亦声’ 的会意兼形声字,

也即煮之本字” 。“ 庶之本义乃以火燃石而煮,是根据古人实际生活而象意 依声以造字的。” ( 3) 由此,我们则进而可知我国中原地区的祖先,也和其它 民族的祖先一样谙熟石烹法。有人认为陕西蓝田锡水洞发现的烧石,即蓝田 猿人的石烹遗物。此外,动物的胃也是一种常用的“ 锅” 。

约在公元前 6000 多年,我国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

就是人们发明了磨制石器、制陶和纺织,尤其是制陶,对于人类日用器物的 改善与丰富,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它使人类找到了制造日用器物最便当、

最广阔的一种途径。直至当代人类也离不开它。这个时期,竹木器和牙骨器 的制做,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仅在仰韶文化(前 5000 至前 3000 年)的 陶器上见有篮纹、席纹,有的房子的墙是用编篱涂泥的方法修筑的。而且在 河姆渡文化(前 5000 至前 3000 年)的遗物中,还发现了苇席残片和瓜棱圆 木碗。后者并饰有朱红生漆,是我国最早的漆器。该文化遗存中的木建筑构 件,使用了榫卯结构,技术已相当进步。钱山漾遗址(前 3300 至前 2600 年)

所出竹木器尤为著名。其中竹编器达 200 多件,品种有篮、篓、簸箕、竹席 等。牙骨器,仅看河姆渡出土的骨匕、骨匙、骨笄和加工精细的象牙小盅,

便可知此时的成就了。

新石器时代是发生两次社会大分工的时期,生产力有了空前的发展。第 二次大分工,使手工业成为独立的一个生产部门,这又进一步导致玉器工艺、

特别是铜器工艺的兴起。在山东、河北、河南的龙山文化遗址中,都有小件 红铜器的发现。甘肃武威皇娘娘台、临夏大何庄和秦魏家等齐家文化遗址中 发现尤多,其中少数为青铜器。甘肃东乡林家的仰韶文化马家窑类型遗址所 出青铜刀是目前最早的青铜器(前 3000 年)。( 4) 青海贵南县尕马台和甘肃 广河县齐家坪出土的铜镜,是已知最早的大件青铜日用器物(前 2000 年)。

( 5) 所谓红铜,是未曾有意加入其它金属成分的天然铜。人类首先制造出红铜 器。由于红铜的熔点高、质地软,用它制造器物受到很大限制。后来随着时 代的进步,人们发明了冶铸青铜器。青铜一般是锡铜合金,也称锡青铜,此 外还有铅青铜、铝青铜等,它们具有熔点低、硬度大等优点。早期铜器的出 现,表明我们的祖先已开始认识了金属的可溶性和延展性,掌握了锻打或冶 炼金属的初步方法,从而为青铜时代的到来打开了大门。由于铜金属特有的 坚韧性和可塑性,为古代器物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更由于它的价值昂 贵,又为古代礼器的兴盛准备了重要的物质条件。

春秋战国之际,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再也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生产力,铁 器的出现是生产力提高的重要标志。从商代开始出现的原始瓷器,在东汉时 期发展为成熟的瓷器,自新石器时代即已萌芽的漆器,经商周至战国,也臻 于精美。所有这些新材质的器种,都为古代日用器物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 袤的天地,而日用器物的日益丰富,也为新材质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道路。

此外,玻璃器、金银器、珐琅器等器种,虽然在我国古器物中占有光辉的一 席,但多未进入日用品的行列,或者有的器物很晚才成为人民的日用器物,

故不再胪列。

各种日用器物的产生,是人类在利用、改造自然的斗争中,不断积累各 种生产、生活经验的结果,是人类自身——包括体质和智力不断提高的结果,

而所有这些点滴进步的孕育者,则是千百万年的艰苦劳动——包括脑力的和 体力的劳动。

二、礼器的产生

所谓礼器,一般认为是古代贵族在进行祭祀、丧葬、朝聘、征伐和宴享、

婚冠等活动时举行礼仪所使用的器皿,指青铜器中的鼎、簋、觚、豆和钟、

镈等。此外,还有更广义的一种理解,即把原始部落的酋长直至封建帝王用 于上列礼仪的器物,均视为礼器,而在器种上不仅限于铜器。本章对礼器阐 释,主要是就前者而言。

礼器自然是随着礼仪的出现而产生的。礼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构成部 分,是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逐渐形成的。《礼记・礼运》说:“ 夫礼之 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汗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 鬼神。” 这里说的虽是吉礼,但也有一定普遍意义。从中可以看出“ 礼” 之 兴起,是为了致敬于鬼神,说明礼与原始宗教有密切的关系。其次,所用以 表示敬意之物,乃是饮食,“ 民以食为天” ,鬼神亦然。至于所用之器,不 过人类日常所用极其简陋的器物。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都起了变化。

原始宗教,最初表现为迷信灵魂,进而发展到认为“ 万物有灵” 及图腾 主义。最后几乎无所不拜,如“ 生殖崇拜” 、“ 工具崇拜” 以及对日、月、

山、川、风、雨、水、火等自然物象的“ 自然崇拜” 。山顶洞人为死者放置 了随葬品,并在遗体上撒了赤铁矿粉;仰韶文化遗址中瓮棺设有“ 魂孔” ; 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华县泉护村及信阳三里店等地出土了陶祖(即陶制男性 生殖器),新疆天山发现的原始人类生殖崇拜岩雕画等,均是证明。随着私 有制的确立,氏族家长以及氏族部落首领的权力越来越大,他们一面把尽可 能多的财富攫为己有,同时日益乞灵于宗教,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敬奉鬼 神、祖先以及百神、天地当中,一些特用器物也罩上了灵光。在山东日照两 城镇出土了刻有商周青铜礼器才特有的云雷纹、饕餮纹的玉斧( 6) 和磨光黑陶 片( 7) 。这件玉斧与同出的玉铲、玉刀等加工精细,厚仅 0. 2 厘米至 0. 5 厘米。

三里河墓葬也有成组玉器出土,这都表明玉质礼器已登上祭坛。尤其值得注 意的是,在良渚文化诸遗址发现了很多玉琮、玉璧等礼器,形大工精。寺墩

三里河墓葬也有成组玉器出土,这都表明玉质礼器已登上祭坛。尤其值得注 意的是,在良渚文化诸遗址发现了很多玉琮、玉璧等礼器,形大工精。寺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