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事件發生的政治因素
第一節 終戰前期的政治情況
一、政治真空期的情況：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及九日，盟軍的兩顆原子彈分別在日本長崎和廣 島的陸地上開花。時隔一週，日本就宣布無條件投降，二次大戰正式結束，
台灣也脫離了日本半世紀的殖民統治，台灣也因此暫時被中國託管，國府 稱之為「台灣光復」。驅除了五十年的陰霾，台灣人民歡聲雷動，從此再 也不必當被風雨摧殘的〈雨夜花〉：「無人看見，每日怨嗟，花謝落土不 再回。」
日治時期，日本對台灣實行嚴厲的統治策略，但彼時日本明治維新後 已有現代化法治的觀念，故手段雖高壓，但一切行政程序都井井有條，一 絲不苟。因此日本在台灣設立總督府行獨裁政治，集行政與立法於一身，
但總督府不能兼司法裁判，所以司法成為獨立制度，在審理人民訴訟案件 時，日本裁判官的廉潔公正和忠於職責，大致維護了台灣的社會正義，而 且「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只要台灣人訴之於法庭，則可以光明正大的爭 取應有的嚴正裁判，所以台灣人被日本人的訓練成不畏武力和暴力而信賴 法律的法治國民，171也養成事事「守法守紀」的優良習慣。彭明敏在口述記 錄中也曾提到這一段：
台灣人對日本的統治非常怨憤、痛恨。因為歧視的政策，造成台灣人 變成次等國民，在教育、社會上都有很多歧視，數十年的統治因而使得人 心理上有一種怨恨。日本當時進入法治的時代，所以一切行政都條條有理，
治安也很好。晚上睡覺門窗不用關，這是大家知道的事。特別重要的是司 法機關的公正、獨立、清廉，即使是牽連到台灣人的案件，一旦到法院都 可得到公平、公正的處理。雖然大家對日本有怨言，但因司法是社會最後 一道防線，有這一正義的精神在支持著，日本五十年的統治並沒有發生全 島性的反抗運動。172
台灣人民的法治觀形塑，日本統治台灣時確實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特
171楊逸舟：《二二八民變──台灣與蔣介石》，頁 59-60。
172根據彭明敏先生口述記錄，收錄於台灣省文獻委員會二二八事件文獻集錄專案小組：《二二八 事件文獻補錄》（台中：台灣省文獻會編印，1994 年），頁 154-155。
別在日治末期時，所謂 「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守法境況，在日人嚴酷
對此吳濁流於其自傳《無花果》中，便回憶這段歷史：
處於政治的真空時代，而能如此民心一致於自治的例子，恐怕是世界 政治史上所罕見的。這些青年團員沒有報酬，也沒有人命令，從8月15日起 至接受官員來台為止的兩個月間，自動自發地確保了治安。尤其夜間，有 如冬季防火警戒班一樣，各地青年輪流當班，一絲不亂地平安地渡過這真 空時期，這種台灣人的驕傲，值得大書特書。179
二、歡欣鼓舞迎接「祖國」：
接管前還有另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台灣同胞對國民政府與 祖國即將到來所表現的狂歡和雀躍。
除了各地三民主義青年團紛紛出現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民間團體──
「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的成立，也發揮了相當程度的政治作用。這個團 體是由日治時代台灣本土金融業先驅陳炘所發起，結合林獻堂、葉榮鍾等 日治時代的民族運動人士組織而成。擔任該會總幹事的葉榮鍾有一段追 述，可以窺見當時同志們奔走籌備的熱絡景象：
九月初我被推充任該會的總幹事，同時我也在民族路租了一間小房子 住下，於是我本身和我的家屬，開始一生最忙碌、最熱鬧的生活。各地方 的舊同志，遠自台南、高雄、三三五五接踵而來。無論新知舊雨，見面時 莫不笑逐顏開，他們都是懷著滿腔希望和一股熱烈如火的興奮心情，討論 今後應如何來建設我們的新台灣。180
「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的種種籌備工作，都是在為被「祖國」接管
做準備，包含：製作國旗按成本價讓與民眾懸掛；指導民眾練唱國歌；在 全台各地設置歡迎門、牌樓；籌備歡迎會與祝賀會；設置接收軍官招待所、
指揮餘興節目和音樂隊及市民遊行活動等181，琳瑯滿目的歡迎節目，為當時 的台灣社會帶頭營造「歡欣鼓舞」、「氣象一新」的氣氛。
六百萬島民，猶如一日千秋地等候接收人員從祖國過來。那種心情，
就像是等呀等的，人家不來還是在等。只因接收人員不來，所以政治方面
179吳濁流：《無花果》（台北：草根出版事業，1995 年 7 月），頁 136-137。
180葉榮鍾：《台灣人物群像》，頁 410。
181參考戴國輝、葉芸芸：《愛憎二二八－－神話與史實：解開歷史之謎》，頁 11-14。
完全成了真空狀態。為此，台灣人自動地起來了，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
維持治安。六百萬人以燃燒一般的氣勢，開始學習中國語和中文。懂得中 國語和中文的人，主動地當中國語講習所的義務講師，無酬給民眾教授語 言。182
由於「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的主事者，多半是過去民族解放運動的 領袖人物，他們過去活躍於政治圈的鮮明形象的早已印在民眾心中，所以 遇到政治權力大轉移的時刻，由他們來主持這的工作，自然順理成章，無 人有異議。儘管他們沒有一絲公權力，但在這個「無政府」的狀態下，的 確發生了不少的政治作用。政治學者陳少廷曾評論說：「這個時期的兩個 政權轉移那麼混亂的狀況之下，能夠平安的度過，主要是台灣的民間領袖 做好了鋪路的工作。」「經由他們的努力，奠定了中央政府能夠順利接收 台灣的基礎。」183
三、參政的熱潮：
對新政權即將開始，台灣人民對擁有自己的參政權、可以真正「當家 作主」充滿了憧憬和期待。吳濁流也曾編織過這樣的美夢：
報上打出了「建設三民主義模範省」的口號大肆鼓吹，全民一致發了 狂一般向這個理想目標前進，人人希望能把台灣建設成比日本時代更美好 的地方。184
台灣人民的憲政思想早在日治時期即已逐漸成形。這是由當時的知識 份子在吸取世界思潮和日本大正民主思想後，義不容辭的擔綱島內傳播 者，積極地灌輸人民對憲政民主的意像。特別是知識份子認為，憲政體制 對民主政治發展來說，除了可防止統治的專斷暴力外，亦可促使政治社會 的模式化、制度化，而得以讓統治者進入民主的常軌。因此知識份子對國 府在憲政施行的腳步上，亦多抱持著深切的期許。果然這期許很快在南京 的中央政府於一九四六年宣布「民主的中國」即將採用新憲法後，成為人 民對台灣民主憲政發展施行之期待。比如李喬書中所記錄的基隆市副參議 長楊元丁就是一例：
182吳濁流：《台灣連翹》（台北：前衛出版社，1999 年），頁 152。
183陳少廷：〈中國民主運動發展史（二）－台灣部分〉，《八十年代》第 4 卷第 1 期（1998 年 2 月）。
184吳濁流：《台灣連翹》，頁 153。
楊元丁四十九歲，基隆籍人。在港都社會的名聲，實際上比參議長黃 樹木還大；同在仁愛區選出的二位，楊得五０六票，黃二五五票。楊在日 據時期是反日的活躍人物；參加過「臺灣民眾黨」，被日人指為左傾，先 後遭日本當局下獄六次。
昭和十二年，七七事變爆發，楊藉經商之便輾轉進入中國華中，參加 了抗日工作。終戰後攜眷返臺，加入了蔣為圳的政協；去歲參加三月三十 一日的市參議員選舉，並被推為副議長。185
由是，社會領導階層的仕紳、知識份子、甚至青年學子，對地方政治
紛紛產生興趣，興起一股參政的熱潮。這股熱潮可以從一九四六年台灣省 所辦理的公民宣誓登記及公職候選人聲請檢附的熱烈情況可見一斑。例如 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十五日台灣第一屆省參議員選舉，計有一千一百八十位 候選人角逐三十名參議員的席位，當選率僅百分之二點五四，亦即大約每 四十位候選人，只有一個人有機會當選。其中以台南縣和台中縣的競爭最 為激烈，台南縣有四百八十一名候選人，競爭四個席位；台中縣不遑多讓，
二百四十八名角逐四席，選情也非常激烈。186可見得當時台人對「當家作主」
抱著極深的期望，對參與政治也有著濃厚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