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事件發生的經濟因素
第三節 金融惡化衍生的民生問題
一、 惡性通貨膨脹問題嚴重：
光復後百廢待舉，經濟復建，最需要的是食物、原料、機器與其零件 及其他必需品，如何取得用來支付龐大需求的流動資金確是一件困難的 事。早年台灣建設資金若非依賴貿易出超，便是外來資金流入，可惜戰後 初期這兩項來源都暫告斷絕，經濟重建幾是手足無措的同時，卻又發生通 貨膨脹的嚴重問題。
當時許多公營事業無法自給生產，而擴充其生產設備、購買原料、周 轉等所需資金，均以銀行貸款為主，應繳的盈餘亦以貸款來繳納政府。故 銀行放款對象就以各種公營企業及交通事業單位為主，而該放款數額，竟 佔放款總額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所以貸款膨脹便直接促進了通貨增發，通 貨增發又刺激了物價上漲，反過來又增加公營企業對資金之需要，國民政 府就再以濫印鈔票的方式來應付資金短缺問題，使金融市場的混亂情形雪 上加霜。如此不斷的惡性循環，通貨膨脹問題就日益嚴重。
其次，陳儀在臺灣採取地區性貨幣制度的主要目的，原本是希望能隔 離大陸上日趨嚴重的通貨膨脹。但自一九四七年下半年起，大陸金融局勢 快速惡化，蔣氏政府才會授權臺灣省政府，可以按照上海與臺北兩地物價 水準，自動調整臺幣對「法幣」的匯率。
當時的中國正處於惡性通貨膨脹階段，台灣本身外匯結算須經中國大 陸通行之通貨折算而進行，帶給投機商人很大的套利空間，因此無法完全 防止來自大陸以外匯形式輸入的通貨膨脹。當時不合理的匯率，使得套購 台幣成為熱門交易，此種以中央政策，刻意壓制收復區幣值而提高法幣價 值的作法，在上海及華北皆是明顯的例子。307例如中央銀行為配合官僚資本
306陳正卿：〈試析台灣二二八起義前的四大經濟矛盾〉，李敖編：《二二八研究續集》，頁 179。
307例如在 1946 年的上海中儲券與法幣兌換，若依上海與抗戰區批發物價比較，其合理兌換比率 應是 35 元偽幣兌換 1 元法幣。而華北聯儲券與法幣之合理兌換率，約為 6 元偽幣兌 2 元法幣。
但對前者強制規定 200：1，後者則是 5 元聯儲券兌 1 元法幣。此便造成收復區人民頓成赤貧，
而帶法幣之接收人員立成暴富，更導致收復區民眾競相拋售手中偽幣，物價立即暴漲；而法幣 亦成供不應求，不斷加印結果，通貨膨脹更形惡化。收錄於翁嘉禧：〈二二八事件與戰後台灣
套購台幣，爭取台灣低廉商品，有時將台幣匯率訂為1：40，引起市場的大 量拋售，不久又將匯率壓低到1：30，又助長套購者大量買進，而一些擁有 特權的官商，卻能以1：28匯率成交308，不公平的匯率，把台灣市場搞得極 為混亂。
一九四七年元月上旬，一千法幣可換得三十六元台幣，到二月上旬，
卻漲至五十六元，當時在台灣旅行的中國記者唐賢龍曾這樣說：「法幣在 中國，幾乎到處跌價，隨時貶值；但在台灣卻是唯一的例外。不但不跌價，
不貶幣，且反而大走紅運，步步高升！」309自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三日至同 年八月十八日這一段不到七個月的期間內，臺幣對法幣的調整多達七十四 次，由 1：92演變到 1：1635。其後大陸改革幣制失敗，「金圓券」的貶值 情況尤為悲慘，通貨膨脹隨政局之混亂與軍事的挫敗日益加速。改制之初，
官方規定一萬八千三百五十二圓臺幣兌換一圓金圓券的匯率，只維持了兩 個月，經過一連串的調整後，一九四九年三月底臺灣對金圓券的匯率變成 3：1；短短兩個月後，又成為1：2000310，可以看出貨幣市場的混亂情況。
因為匯率變化快速，所以藉著匯率變化的炒作獲利行徑，在光復初期 相當明顯。根據台灣銀行一九四六年四到八月統計，該行此期匯往南京、
上海、廣州等地之款項共三萬九千兩百七十四筆，總計五億七千三百四十 四萬六千元台幣，平均每筆兩萬元台幣。而當時匯入台灣的款項共一百六 十筆，共計六億七千八百九十萬七千元台幣，每筆平均在四百萬元以上。
出入款數額差距竟如此懸殊，証明大投機商對台灣金融市場之熱衷，311當然 其賺取之利差更是可觀。儘管台幣對大陸貨幣之匯率不斷機動調整，台灣 經濟在戰後仍呈現惡性的通貨膨脹，台灣資金動員更形困難，對當時人民 生計更是很大的打擊。
一九四七年九月台幣與大陸法幣兌換率是一比七十二，四八年八月十 八日台法幣兌換率是一對一六三五。十九日廢法幣為金元券；一金元對三 ００萬法幣，四金元對一美元。二十日台元與金元兌換率，居然是一八三 五對一金元！四八年十一月一日，台金兌換率是一０００對一，四九年四 月十一日，台金兌換率是一００對一００，同年四月卅日，規定外匯是八 萬元台幣對一美元。同年五月三日，台金兌換率是一對一００，五月廿六 日，一對一０００，廿七日，一對二０００。同年六月台灣銀行發行新台 幣；舊新台幣兌換率是：四萬元換一元。十六日停止新台幣與金元卷匯兌
的經濟政策〉，《思語言》第 36 卷 4 期（1998 年 12 月），頁 12。
308翁嘉禧：〈二二八事件與戰後台灣的經濟政策〉，頁 13。
309王建生、陳婉真、陳湧泉：《1947 台灣二二八革命》，頁 83。
310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之金融史料》（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3 年），頁 297。
311翁嘉禧：〈二二八事件與戰後台灣的經濟政策〉，頁 13。
業務。這是台灣人一段夢魘生活的歷史。312
再以黃金的交易為例，中國大陸黃金價格暴漲以及物價普遍波動的影 響，在台灣的黃金就與法幣一起飛漲，一九四七年二月初的台灣金價已達 每兩二萬餘，隨後更級級飆升，至二月十三日長官公署通令全省一律停止 黃金與外幣之公開買賣前夕，台灣黃金的黑市價格居然突破五萬而直逼六 萬，313並沒有隨著上海各地金價的下挫而降價，這種價格失衡的嚴重情況，
一直持續到政府使出「禁止買賣」的殺手鐗以後，原已飆漲的民食米糧開 取代黃金，再度成為風暴的中心。
二、物價上漲、糧食缺乏：
通貨膨脹是萬惡之源，因為通貨膨脹馬上伴隨而來的就是物價飛漲。
早年台灣建設資金若非依賴貿易出超，便是外來資金流入，但戰後初期這 兩項來源都暫告斷絕，經濟建設幾是手足無措。中國通貨膨脹經各種管道 輸入台灣後，對當時人民生計更是很大的打擊。314
一九四七年年初，中國大陸的物價指數以上海最高，台灣的物價卻還 在上海之上。比如一雙膠鞋，在上海只賣三百元台幣，在台灣卻要賣一千 一百元；一斤豬肉，在上海只賣六十元，在台北要賣一百二十元315。楊逸舟 先生在其著作中提到他的一位友人說，戰前存了三萬元在銀行，時價相當 於三千萬元，可是戰後倥傯之際無暇領取；等到領出時，居然只購買一包 香煙而已316，從這些例子可看出物價貴得非常不合理。
物價暴漲除了因為通貨膨脹引起外，生產萎縮亦有以致之。戰爭中許 多工廠和設備，都遭盟軍轟炸損壞，加上日本管理技術人方大多撤離，全 台工廠各自為政、資金取得困難、生產原料缺乏、運輸不易等因素，在「管 理不善，指導欠佳」的惡劣條件下，經濟復甦遲緩，生產低落情況一時難 以扭轉。
施行統制經濟政策後，鹽、糖、石炭雖然不屬於專賣物品，但這類大 宗物資幾乎和專賣品一樣受到統制，且大半部分銷往大陸，以牟取暴利。
比如日本投降之際，行政院長宋子文即下令將接收的白糖無償搬出台灣，
所得全部繳交國庫，究竟運出多少不得而知，保守估計有十五萬噸。317經此
312李喬：《埋冤一九四七埋冤下冊》，頁 124。
313桑牧：〈金鈔市場話滄桑〉，《人民導報》第 3 版（1947 年 2 月 16 日）
314林鐘雄：〈1940 年代的台灣經濟〉，張炎憲、陳美蓉、楊雅慧：《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集》（台 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1998 年）第 1 版 2 刷，頁 45。
315王建生、陳婉真、陳湧泉：《1947 台灣二二八革命》，頁 81。
316楊逸舟：《二二八民變－台灣與蔣介石》，頁 54。
317參考程玉鳳：〈沈鎮南與戰後台灣糖業的接收與重建 1945-1950〉，頁 23-27。
掠奪後，糖業公司損失慘重，只得再剝削小農民，使收購價格低於種植成 本，可憐的農民只得自毀蔗園另謀生路，逼得產糖地竟開始缺糖，而台灣 的消費者也要付出比非產地更高的價格，才能買到白糖，引起極大民怨。
在國民黨經濟政策下，不僅鹽、糖、石炭這類大宗物資受到統制，連 火柴這種小東西也逃不出其魔掌。火柴在台灣原是異常充裕的消費品。陳 儀這一班人到台灣時便接收了三百五十萬箱的火柴。翌年，台灣發生了空 前的火柴荒。根據官方的解釋，因為「缺乏適當的運輸工具」，一九四七 年上半年只配銷了一千四百七十三箱火柴。實際上，陳儀政府接收的火柴，
早已運往中國大陸了。這個空前的火柴荒延續甚久，到一九四七年二月，
每一小盒火柴漲至三、四台幣，而且還是有價無市。318
所以重回祖國懷抱的台灣，經濟上傾向往大陸輸出農礦產品，再由大 陸進口民生用品。但陷入內戰中的大陸，不但無法提供台灣所短缺的各種 經濟援助，還在政府統制掌控下，將台灣的米、糖、鹽、煤等物資大量又 廉價的運往大陸，使得本地物資缺乏，造成物價暴漲。
在供需不平衡的狀況下，漲價獲取暴利的情形隨時可能發生，預期心 理使奸商巨賈趁機囤積居奇，惡性循環後還造成更嚴重的問題──糧荒。
在供需不平衡的狀況下，漲價獲取暴利的情形隨時可能發生，預期心 理使奸商巨賈趁機囤積居奇，惡性循環後還造成更嚴重的問題──糧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