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論兵與憂國書寫
第一節 論治國理念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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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論兵與憂國書寫
承前兩章之論述，可得知杜牧於仕途上有「功成身退」之追求，只是奈何現實因 素而不可得，因而轉向於書寫當中追尋「積極用世／歸隱故園」的二種生命價值。然 而要論及貫穿杜牧宦遊生涯之現世理想實踐，當屬其以天下為己任，有經世濟民之 志，更有報效國家、為國捐軀的決心。而談論杜牧的所有治國理念之根，乃在於
「兵」，因此「兵策書寫」成為杜牧有別於其他文人作品裡的特殊題材。就杜牧宦遊歷 程的寫作題材而看，「兵策」實是代表了杜牧欲於仕途抱負上的具體展現，也就是說，
詩人在建功立業上有明確的目標與方式，而這也影響了兩種生命基調的開展，因未能 功成身退，則會將功成身退拆分為「積極用世／歸隱故園」兩個面向，進而在書寫中 完成安頓。杜牧寫了不少詩作來表達平定天下後的治國藍圖，而在可以文德教化、經 世濟民之前，必先安平天下，而一統天下則必先仰賴於軍事兵防，論兵談軍成了杜牧 整個宦遊生涯中最高度聚焦以及關注的議題。他並不流於道德呼籲，而是撰寫兵策、
表達建功沙場的志願，以傳達自己對於此議題的重視。
第一節 論治國理念之形成
杜牧生於公相之家，尤其深受祖父杜佑治典實學的影響，而杜牧對於經世濟民亦 有自己一套具體的建構過程：先安平天下、再談經邦濟事。這源自於杜牧的成長背 景。少年時所看到各種關於藩鎮的亂象，導致大唐兵力疲弱、國勢頹唐，外患自然接 踵而至。
杜牧少年時期，就目睹過幾次藩鎮亂象。藩鎮與節度使的起因，乃源自於唐初之 時，設立是為了邊將屯防者，主要用來防禦外敵，並無地方父母官般的管理職責。1到 了唐睿宗景雲二年之後，節度使成為正式的官職，唐玄宗時，擴增節度使的兵力，設
1 「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 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詳參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 50，頁 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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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天寶十節度使：磧西、北庭、河西、隴右、朔方、河東、范陽、平盧、劍南、嶺 南。然而隨著地方藩鎮實力漸強：「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要 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天下。」
有地、有民、有兵、有糧，藩鎮朝廷兩相消長之下，朝廷的勢力自然不得不弱。2 而後三鎮（平盧、范陽、河東）節度使安祿山叛變，揮兵京師，朝廷勢弱不能 敵，唐玄宗退位，唐肅宗靈武登基，命李光弼等其餘藩鎮共起討伐，雖平定安祿山，
卻也元氣大傷，使各地藩鎮氣焰高漲，各據一方：「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
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署 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於廷。」3朝廷國勢中衰，不僅無法指揮地方藩鎮，他們擁兵 自重，若有派兵攻打外患之事還得尋求藩鎮同意，若藩鎮不出兵，朝廷也無可奈何，
因而有言：「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4當時藩鎮囂張跋扈到何種程度，《新唐書》
有載：
故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於士卒，往 往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 撫之，謂之姑息之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由方鎮，姑息愈甚，而兵將愈 俱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擊，虜其將帥，並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為，
反為和解之，莫肯聽命。5
這些各據一方的節度使若死亡，則子握兵權，自稱「留後」，不肯歸於朝廷，然而皇上 苦無能力招降，只能採用姑息政策，使得國家處於「分裂於方鎮矣」的窘態。6
杜牧對於藩鎮問題心繫不已，前已論及，杜牧的童年是伴隨著國家藩鎮問題長 大，國家因為一直採取姑息政策，才使得藩鎮問題越發嚴重。但到了唐憲宗時期，憲
2 同上註。
3 詳參﹝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 210，頁 5921。
4 詳參﹝宋﹞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鑑》，卷 259，頁 8445。
5 詳參﹝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 50，頁 1323-1326。
6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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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猜忌刻薄，以強明自任，恥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奸諛。故其疑蕭復之 輕己，謂姜公輔為賣直，而不能容；用盧杞、趙贊，則至於敗亂，而終不悔。
及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強，至於唐 亡，其患以此。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慎，志平僭叛，能用忠謀，
不惑群議，卒收成功。自吳元濟誅，強籓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當此之時，唐 之威令，幾於復振，則其為優劣，不待較而可知也。11
杜牧十六歲時所睹「見盜起圜二三千里」，12即為李師道之戰。幸得憲宗才能使唐 威復振，也可見藩鎮之患對國家禍害有多嚴重，這也是詩人深感用兵之重要，深信國 家存亡始於兵事。然而好景不常，穆宗即位，長慶元年，幽州兵變，幽州盧龍軍都知 兵馬使朱克融囚其節度使張弘靖以反，禍不單行，同時間另有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其 節度使田弘正以反，兩鎮同時發生叛變，藩鎮之亂再度四起，然朝廷已非元和氣勢，
根本無力征討，只能採取安撫政策，先赦朱克融、再赦王廷湊。長慶二年，魏博節度 使視史憲城為心腹，以為先鋒兵馬使，軍中精銳皆交給他，然而他轉頭逼殺田布，且 眾部將皆聽命於他，奉為留後，朝廷毫無辦法，只能任命憲誠為魏博節度使，可是他
「雖喜得旄鉞，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鎮連結。」13也就是說，朱克融、王廷湊、
史憲誠三人，表面伏於朝廷，實際上卻是河北三鎮聚攏一氣，暗地反抗朝提，朝廷雖 知事態嚴重，卻悉數無能，《資治通鑑》載之：
崔植、杜元穎、王播為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 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水奏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 取。14
11 詳參﹝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 7，頁 219。
12 ﹝唐﹞杜牧撰，吳在慶校注：〈注孫子序〉，《杜牧集繫年校注》，卷 10，頁 782-785。
13 詳參﹝宋﹞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鑑》卷 242、﹝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 8。
14 詳參﹝宋﹞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鑑》卷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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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唐亡，唐都未能復取河朔。與唐憲宗時期一將對比，無怪乎杜牧有言：
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戎狄乘其邊，坐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 知兵。」不知儒者竟可知兵也，竟不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 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
〈上周相公書〉，卷 12，頁 843-844
而藩鎮有多不服從朝廷，也可從劉悟一事見之。劉悟原先為湽青節度使李師道的 部將，如前所述，他後來斬首李師道有功，朝廷便重用他，將其任命為昭義節度使。
然而隨著劉悟的勢力逐漸壯大，也愈加驕縱。當時長慶元年朱克融叛變時，朝廷調劉 悟為幽州節度使，望他能帶兵攻克朱克融：「以昭義節度使劉悟為盧龍節度使。悟以朱 克融方強，奏請『且授克融節鉞，徐圖之。』乃復以悟為昭義節度使。」15這種作壁 上觀之舉，《資治通鑑》亦言：「加劉悟檢校司徒，餘如故。自是悟浸驕，欲效河北三 鎮，招聚不逞，章表多不遜。」16根本無心歸順朝廷。
杜牧見此狀極為不滿，因而寫了〈上昭義劉司徒書〉。他於文章中提及劉悟之所以 能夠節度使，皆是因為當年斬首叛臣李師道的功勞，朝廷賜與他的榮華富貴以及權 力：「古今之人，亦將軍止已矣。將軍德於國家甚信大，國家復之於將軍雅亦無與為大 矣。」17他苦勸劉悟國家給他的資源甚多，昭義軍兵力強大：「此天下之郡國，足以事 區區於忠烈，無如上黨者。明智武健，忠寬信義，知機便，多筭畫，攻必巧，戰不 負，能使萬人樂死赴敵，足以事區區於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爵號祿位，富貴 休顯，宜驅三旋，上校恩澤，宜出萬死，以副倚注，天下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 負天下三無如之望也。」18以其劉悟天下三無如者是也，應當在國家與人民陷於危難 之中，擔起重責。最後總結了唐朝建立以來的叛兵與下場，望劉悟能夠頓悟並效忠於
15 詳參﹝宋﹞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鑑》卷 241。
16 同上註。
17﹝唐﹞杜牧撰，吳在慶校注：〈上昭義劉司徒書〉，《杜牧集繫年校注》，卷 11，頁 835。
18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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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此文鋪陳流利，立論有憑有據，加之情感憂民憂國，杜牧史學學問深厚，通古 知今，又對邊防之事、地理環境、兵馬軍糧等用功頗深，因此撰寫的文章不是只有道 德高度的勸說，更有實際策略供上位者參考使用，唯其此時未能擁有一官半職，良策 在懷，也是無用武之地。
大和八年，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皆頗驕蹇且不循法度，與先前驕矜藩 鎮無二。杜牧因此憂心忡忡，但無奈官不在其位，無法上陳己策，只能作文〈罪言〉：
「國家大事，牧不當言，言之實有罪，故作罪言。」19〈罪言〉一篇指出山東乃戰爭 之源，透過歷史事實佐證，此地人民「沉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唯山東敦 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 下。」是兵家必爭之地，但朝廷卻不思策略處理此地：「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胤 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此地戰略意義不凡。並進一步地指出，有上中下策 可用，最上策是自治優先，穩扎根基之後再思收服；中策是攻取魏地；下策是浪戰。
杜牧此文鞭辟入裏，《新唐書》本傳甚至全引此文：
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 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系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
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 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系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