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川康興業公司的創辦與經營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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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陳惠芬博士. 抗戰時期川康興業公司的創辦與經營模式分析. 研究生：劉得佑 107 年 8 月.

(2) 摘要本論文嘗試從制度經濟學的視角出發，並以川康興業作為個案，透過對其籌備與創辦過程、公司的制度設計及其經營活動與經營模式等諸議題的分析，試圖回答以下兩個重要問題，一為川康興業公司所展現的制度創新意涵與經營限制；二為此一過程中所體現的，國民政府與重慶金融財團之間的政商關係。透過本論文的研究，本論文認為川康興業公司的制度創新意涵表現於兩個層面，分別為國民政府地方經濟建設制度的制度創新，即戰時國民政府試圖建構一套結合中央、地方與民間力量的新型態的地方經濟建設制度，川康興業公司即為國民政府的重要嘗試；以及川康興業公司自 1942 年 8 月以後，逐步採用的集中化管理制度與大型公司化的組織結構，其制度特徵實對於戰後國民政府國有企業公司制度的建構提供重要參考。至於川康興業公司的經營限制，本論文認為主要有三：一為資金規模與戰時經濟環境的限制，使川康興業公司無力執行原本規模宏大之建設計劃；二為自辦或合資興辦的企業數量過少，如各類生產性事業皆只有一到兩間企業，實難產生規模經濟以帶動該產業，甚至是區域的經濟發展。三為公司經營者未能以專業與公司利益為經營的首要考量，如在前期的墊款代辦原料與企業投資，受扶助的對象，多與公司高層往來密切，最後，此一過程中所體現的，國民政府與重慶金融財團之間的政商關係，本論文認為兩者實呈現綿密而又複雜的政商關係。在川康經濟建設相關活動的開展與川康興業公司的經營中，並不難看見重慶金融財團成員的積極參與，兩者之間的互動與合作十分密切。但在川康經濟建設以外的領域，如公司與產業經營方面，雙方便存在著既合作又衝突的政商關係。但總體而言，本研究認為兩者的政商關係應是合作性大於衝突性，因國民政府在四川的統治基礎薄弱，實需要在地的政治與經濟精英協助推展相關建設，重慶金融財團這批帶有軍、政背景的經濟精英，確為戰時國民政府推動川康經濟建設的重要助力。關鍵字：川康興業公司、抗戰時期、經濟發展、制度創新、經營模式. i.

(3) 目次第一章. 1.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回顧. 6.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史料運用. 20. 第四節. 撰寫架構說明. 21. 第二章. 22. 川康經濟建設計劃擬議. 第一節. 抗戰爆發與西南建設問題. 22. 第二節. 川康建設期成會與〈川康建設方案〉的研擬. 36. 第三節. 《川康經濟建設五年計劃大綱草案》的提出. 57. 第三章. 川康興業公司的創立及組織設計. 76. 第一節. 川康興業公司的籌備與創辦. 76. 第二節. 資本結構分析. 87. 第三節. 公司治理結構與人事配置. 第四章. 107. 119. 川康興業公司經營模式分析. 第一節. 業務活動的規劃. 119. 第二節. 從墊款代辦原料到產業投資. 132. 第三節. 桐油收購與以商養工的經營個案. 144. 第五章. 157. 結論. 163. 徵引書目 ii.

(4) 表次. 表 2-1-1. 1935 年蔣介石西南行時間及其政治論述(四川). 26. 表 2-1-2. 1935 年蔣介石西南行時間及其政治論述(貴州). 27. 表 2-1-3. 1935 年蔣介石西南行時間及其政治論述(雲南). 27. 表 2-2-1 川康建設視察團視察範圍(以行政督察專員區劃分). 39. 表 2-2-2 川康建設視察團視察項目表. 40. 表 2-2-3 川康建設視察團成員名單. 40. 表 2-2-4 川康建設視察團中政府各部門成員名單. 42. 表 2-2-5 川康建設視察團各組視察時間、區域表. 42. 表 2-2-6 〈川康建設視察團總意見書〉撰寫架構. 43. 表 2-2-7 〈川康建設視察團報告書〉經濟建設相關意見表. 46. 表 2-2-8 《新新新聞》對川康建設視察團各組活動的報導. 48. 表 2-2-9 〈川康建設方案〉內容整理表. 50. 表 2-3-1 西南經濟研究所成員名單. 59. 表 2-3-2 《川康經濟建設計劃草案》撰寫架構. 60. 表 2-3-3 《川康經濟建設計劃草案》大綱項目選擇原因. 61. 表 2-3-4 〈四川省經濟建設綱要〉內容整理表. 64. 表 2-3-5 川康經濟建設委員會當然委員組成表. 67. 表 2-3-6 川康經濟建設委員會聘任委員成員名單. 69. 表 2-3-7 〈川康經濟建設計劃大綱草案〉撰寫架構. 72. 表 2-3-8 〈川康經濟建設五年計劃大綱草案〉中的產業項目. 75. 表 3-1-1 《川康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要點整理表. 79. 表 3-1-2 川康興業公司籌備委員會委員所屬單位整理表. 82. 表 3-1-3 川康興業公司籌備委員會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討論事項整理表. 83. 表 3-1-4 川康興業公司官股董監事名單. 85. (1942 年 1 月). 表 3-2-1 川康興業公司中央官股股本結構表. 89. 表 3-2-2 川康興業公司省級地方官股股本結構(兩省境內). 90. 表 3-2-3 川康興業公司縣級地方官股股本結構(兩省境內). 91. 表 3-2-4 川康興業公司省級地方官股股本結構(兩省以外). 93. 表 3-2-5 川康興業公司商股股本結構(本地商業銀行). 94. 表 3-2-6 重慶金融界重要經營者軍政背景分析表. 94. iii.

(5) 表 3-2-7 戰前重慶市同業銀行公會會員. 96. 表 3-2-8 重慶市商業銀行交叉任職情況. 96. 表 3-2-9 川康興業公司商股股本結構(本地商業銀行). 98. 表 3-2-10 川康興業公司商股股本結構(本地實業界). 100. 表 3-2-11 川康兩省投資企業董監事分析表. 101. 表 3-2-12 1937-1941 年間四川絲業公司股本比例變化表. 103. 表 3-2-13 川康興業公司股本結構. 105. 表 3-2-14 戰時各省企業公司股本結構分析表. 106. 表 3-3-1 川康興業公司部處室組織架構表. 110. 表 3-3-2 川康興業公司專業經理階層職員配置. 114. 表 4-1-1 1936-1944 年間國民政府貿易額統計表. 122. 表 4-1-2 〈川康興業公司業務概說〉中扶助民營企業相關內容整理表. 125. 表 4-1-3 〈川康興業公司業務概說〉中利用社會游資相關內容整理表. 127. 表 4-1-4 〈川康興業公司業務進行方案〉內容整理表. 129. 表 4-2-1 〈川康興業公司委託代辦原料申請書〉內容整理表. 135. 表 4-2-2 墊款代辦原料相關內容整理表. 136. 表 4-2-3 〈川康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辦原料簡則〉中抵押品的處理規則. 136. 表 4-2-4 申請墊款代辦原料的單位與企業類型分析表. 138. 表 4-3-1 財政部貿易委員會各處室工作職掌. 145. 表 4-3-2 〈川康興業公司與復興公司商討合作經營桐油業務辦法〉. 150. 表 4-3-3 〈川康興業公司收購桐油試行方案〉. 152. 表 4-3-4 〈川康興業公司與各煉油廠合作要點〉. 153. 表 4-3-5 稽核員周今明關於中國植物油料廠萬縣分廠的調查報告. 155. iv.

(6) 圖次. 圖 2-2-1 川康建設視察團組織架構圖. 38. 圖 2-2-2 1935 年四川省行政督察專員區區域圖. 39. 圖 2-3-1 川康經濟建設委員會組織架構圖. 66. 圖 3-2-1 川康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認股書. 88. 圖 4-1-1 進出口押匯流程圖. 124. 圖 4-3-1 1939 年中美桐油借款執行流程圖圖 4-3-2 實施桐油統購統銷前四川桐油交易系統圖. 147 148. 圖 4-3-3 實施桐油統購統銷後四川桐油交易系統圖. 150. v.

(7) 第一章. 緒論. 本章將先闡明本論文之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並梳理學界現有與本論文相關之學術著作，指出學界現今研究議題可供補白之處。再者，將說明本論文之研究方法與史料運用，最後對於本論文的撰寫架構作一簡單扼要的介紹。.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932年1月30日一二八事變爆發後兩天，國民政府基於安全理由，宣布遷都洛陽。1同年3月，國民黨於四屆二中全會上通過〈以西安為西京洛陽為行都案〉。2為因應遷都之決議案，國民政府隨即展開相關的準備活動。從此一決議案中可知，相對於西北建設，在1930年代初期，國民政府的建設規劃顯然還未及於西南地區。此間因素固多，國民政府權力未能有效掌握西南各省應為其中關鍵。但隨著剿共戰爭的展開與戰局的變化，以往鞭長莫及的幾個內陸省分，特別是四川，開始被納入蔣介石與國民政府的國防戰略考量中。 1933年2-3月，國民政府發動第四次剿共戰爭，目的在消滅鄂豫皖邊區的共產黨勢力。中共紅四方面軍將領徐向前因戰略考量，率軍進入川北，並趁四川軍閥混戰之際，建立「川陝邊區革命根據地」。劉湘為消滅共黨勢力，在與劉文輝混戰之際，亦曾派兵多次進攻，但皆以失敗告終。「二劉之戰」過後，劉湘被命為「四川剿匪總司令」，開始組織六路川軍進攻川陝邊區革命根據地， 1934年夏秋之際發動攻勢，然最終慘敗。為解決共軍問題，劉湘於11月前往南京與蔣介石商討剿共事宜，蔣氏有意調派中央軍入川剿共，但為劉湘所拒，雙方最終決議成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參謀團」入川協助作戰。此舉象徵著國民政府的權力正式進入四川，亦為打破四川獨立性的開端。中央與四川之間政治、權力關係的變化，使蔣介石與國民政府在思考國防戰略問題時，漸將西南各省納入考量。1935年3月4日，蔣介石發表〈四川應作復興民族之根據地〉演說；38月、10月間，蔣介石又分別在峨眉軍官訓練團和〈革命文獻—淞滬抗戰〉，《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20200-00015008。 2 該案的主張有三：（一）以長安為陪都，定名為西京；（二）以洛陽為行都；（三）關於陪都之籌備事宜，應組織籌備委員會，交政治會議決定。參籌備事宜，應組織籌備委員會，交政治會議決定。〈淞滬事件（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90200-00006247。 3 蔣介石，〈四川應作民族復興之根據地〉，收於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十三)》(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4 年)，頁 113-119。 1 1.

(8) 成都行轅發表〈四川治亂為國家興亡之關鍵〉、〈川滇黔三省的革命歷史與本團團員的責任〉演講。4在這些演講中，蔣介石強調在挽救民族危機的時刻中四川地位的重要性，儼然已將西南各省，尤其是四川視為中國抗戰的根據地。除此之外，隨著共軍長征結束進入陝西延安，日本在華北地區推動所謂的「華北五省自治運動」，遂使得西北成為國防戰略上的一大隱憂。因此，蔣介石與國民政府在抗戰根據地的抉擇上，漸由西北轉向以四川為中心的西南各省，如1936年6月，蔣介石在與英國財政專家李茲羅斯(Frederick Leith-Ross， 1887-1968)討論對日本的作戰計畫時，即清楚地表明將四川當作抗戰根據地的想法：「我們將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維持一個自由中國，以待英美的參戰，共同抵抗侵略者。」5 1937年7月盧溝橋事件爆發以後，隨著戰事的推進，上海、南京以及許多沿海省份相繼淪陷，同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宣布遷都重慶。為累積抗戰實力，積極從事國家建設遂成為刻不容緩之事。因此1938年3月，國民黨於武漢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並於會議上通過〈抗戰建國綱領〉。(下稱〈綱領〉)〈綱領〉中揭示兩大總則：一為確定三民主義和國父遺教為一般抗戰行動及建國之最高準繩；一為全國抗戰力量應在中國國民黨及蔣委員長領導之下集中，奮力邁進。此外，確定了外交、軍事、經濟、政治、民眾運動、教育等六大綱領，以為抗戰時期全國最高指導原則。6 1938年10月隨著武漢與廣州的淪陷，國民政府正式確立以重慶作為抗戰根據地。在1939年1月國民黨的五屆五中全會上，蔣介石即明確指出後方省分的重要性：「今後長期抗戰之堅持不懈，必有賴於西南、西北各省之迅速開發，以為支持抗戰之後方。」7同年4月，國防最高委員會、經濟部和川康滇黔四省政府發起成立西南經濟建設研究所，探討如何健全企業組織，實行計劃經濟，以及如何更快更好地促進西南經濟建設，「俾以往需數十年而完成之事業，可於數年間完成」。8 1939年2月，時任國民參政會議長的蔣介石所提出的〈建立川康建設期成會與川康建設視察團案〉，當為國民政府積極推動川康建設的開端。此案提出不. 蔣介石，〈四川治亂為國家興亡之關鍵〉，收於秦孝儀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十三)》，頁 469-483；蔣介石，〈川滇黔三省的革命歷史與本團團員的責任〉，收於秦孝儀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十三)》，頁 344-351。 5 Sir Frederick Leith-Ross, Money Talks 1st., London: Hutchinson, 1968 , p221. 6 〈特載：中國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中山周刊》，8(漢口，1938.3)，頁 16。 7 轉引自李平生，《烽火映方舟－抗戰時期大後方經濟》(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頁 36。 8 黨史會藏，〈西南經濟建設研究所緣起及組織章程案〉，《國防檔案》，檔號：防 003/0521。 2 4.

(9) 久後，國民參政會隨即組織川康建設期成會與視察團，展開川康兩省的調查工作，返回後編成〈川康建設方案〉。〈川康建設方案〉甫一公告，即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形成一股討論川康建設的熱潮。為使〈川康建設方案〉付諸實行，蔣介石除令期成會持續進行相關工作外，亦以四川省主席的身分，於1940年5月9日發表〈四川省經濟建設綱要〉，提出「成立川康經濟建設委員會與川康興業公司以推進川康建設」之構想。9國民政府隨即於該年6月通過〈川康經濟建設委員會組織條例〉，11月，川康經濟建設委員會祕書長鄧漢祥亦提出〈川康經濟建設計畫大綱草案〉，1941年秋天更有《川康經濟建設五年計劃大綱草案》三大冊的正式出版。此一草案可視為國民政府「川康經濟建設」之具體規劃。1942年2月成立的川康興業公司，其成立宗旨之一即在於忠實執行該草案的內容，推動川康建設，以達到抗戰建國之目的。10 抗戰爆發以後，國民政府為強化戰時的經濟建設，以及適應戰爭持久化的需要，分別在中央與地方從事經濟相關專責機構的改造。除對經濟部、財政部的職權進行調整外，國民政府亦於1939年設立四聯總處，掌控戰時金融決策權。除了在中央進行經濟體制的改造外，國民政府在地方亦作了不少努力，其所做的其中一個重要嘗試，即為1939年由官方出資所設立的貴州企業公司。抗戰爆發後，大後方成為國民政府所在地。為加強西南各省的經濟建設，乃於 1939年1月召開的五屆五中全會上，在各省的經濟建設問題上確立尊重中央、中央予以補助、設立特種股份有限公司三項重要原則。11此三原則的確立，改變過往以省建設廳為經濟建設中心的情況，亦可視為國民政府於戰時推動經濟建設的策略。1939年創立之貴州企業公司可說是最早依循此三原則所設立的機構。在其創立之際，便獲得行政院、經濟部等部門的支持。企業公司也大多在地方政府行政以及經濟力量的主導下，採取官商合辦的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經營各省內重要的工、商、農、金融、貿易事業。因此，無論是在企業制度的創新上，還是在維繫戰時經濟的作用上，企業公司都具有重要的地位與意義，亦為戰時大後方重要的經濟支柱。由於企業公司多有深厚的中央相關機構、地方政府和國家行局的股東背景，因此在資金籌集、業務推動方面，有著民營企業不易得到的便利性。企業公司實被國民政府視為發展地方經濟的重要機構。其次，企業公司因採用了現代公司的組織形式，且結構較蔣介石，〈四川省經濟建設綱要〉，《經濟匯報》，1:14(重慶，1940.5)，頁 35。《經濟部》，〈川康興業公司〉，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館藏，館藏號：18-23-01-77-31307。 11 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六十九輯》(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1988)，頁 344。 3 9. 10.

(10) 為嚴謹，有利於統一計劃、指揮，避免各自為政的弊端，有助於企業效益的發揮。加上企業公司在產權結構上多採取控股母公司的組織形式，利用控股、參股的形式，吸收社會各界的資本參與，可以較大限度地與地方商人的資本相結合，共同從事經濟建設。12 由於貴州企業公司在初期具有出色的經營成績，各省開始紛紛仿效、成立企業公司以推動經濟建設，「一時省區企業，蔚為風氣」。13。而貴州企業公司的成功經驗，亦使國民政府注意到「企業公司」此一制度的優越性，開始嘗試在其重要的抗戰根據地－四川、西康，採用企業公司制度，川康興業公司的成立即是最典型的例子。國民政府首次提及成立川康興業公司的構想，係為1940年5月兼任四川省主席的蔣介石所發表的〈四川省經濟建設綱要〉。〈四川省經濟建設綱要〉一出，國民黨內部便開始討論川康興業公司制度設計的相關問題。1941年8月，張群、黃季陸等籌備委員會的成員於重慶召開川康興業公司的籌備會議。歷經一年多的籌備期，1942年2月川康興業公司於在重慶正式成立。初創時期，川康興業公司的業務活動以墊款代辦原料為主。後因大後方金融環境的波動，致使通貨膨脹嚴重，貨幣購買力的下降改變業務活動，轉向生產事業的發展。在1942 年8月到1945年抗戰結束前，川康興業公司在農業、工業與動力事業方面皆有投資，其中桐油貿易相關業務厥為代表。但自抗戰末期至抗戰勝利後，物價節節上漲，加以時局艱困，使川康興業公司在工業與商業貿易的經營上陷入困境困境。國共內戰結束之後，取得政權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川康興業公司結束整理委員會，並於1952年訂立〈川康興業公司結束辦法〉，明定將川康興業公司及其所屬單位解散。至此，川康興業公司完全結束。14 如前所述，抗戰時期重慶作為國民政府所在地，川康兩省乃被國民黨與國民政府視為戰時經濟建設的重要區域。自1939年川康建設期成會與視察團成立以來，到川康經濟建設委員會的規劃、川康興業公司的籌備與成立，皆能看到蔣介石、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的積極參與。其中，蔣介石甚至更身兼川康建設期成會與川康經濟建設委員會的主席，其重要性不言可喻。除此之外，從川康建設期程會到川康興業公司的發展脈絡，可以看見國民政府對於川康經濟建設實有一套完整規劃，從理念發想到執行實踐兼具，當為國民政府戰時經濟建設的一重要環節。而川康興業公司所採用的企業公司此一張忠民、朱婷著，《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國有企業(1927-1949)》，頁 210。何輯五，〈前言〉，《貴州企業季刊》，2:2(貴州，1944.6)，頁 1。 14 重慶市檔案館，〈川康興業公司結束辦法〉，《川康興業公司》，檔號： 03560003000430000013。 4 12 13.

(11) 制度，亦為因應戰時經濟建設而生的一種特殊的經濟體制。川康興業公司在抗戰時期的經營成績較為出色，足資討論。此外，尤其值得注意者為川康興業公司所展現出的，國民政府與重慶金融財團緊密而又複雜的政商關係。在國民黨與國民政府政商關係的研究中，最為學界所關注的當為國民黨與上海商人的互動，兩者處於什麼樣的關係，至今學界仍尚無定論，早年小科布爾曾提出衝突論、白吉爾則提出扶持論，近年馮筱才則以游離性的觀點看待此一問題，論點實豐富多元。相較於學界中關於「國民黨與江浙財團」研究的豐碩成果，抗戰時期國民黨、國民政府與重慶金融財團政商關係的研究顯得較為空白。本研究所關注之川康興業公司，其股東、董事、監察人與專業經理階層的職員皆有大量的川籍人士，其合作、補助與投資之對象如四川絲業公司、民生實業公司等皆為四川地區存在已久的重要公司。因此，川康興業公司實為理解抗戰時期國民黨、國民政府與重慶金融財團之間政商關係的重要機構，頗具有深入研究之價值。基於上述理由與特殊性，本研究選擇以抗戰時期川康興業公司的經營作為考察對象，詳細討論戰時體制下該公司的運作、經營內涵，並觀察國民政府與地方商人的合作與衝突，最終評價其經營成績。. 5.

(12) 第二節研究回顧本論文係以抗戰時期的川康興業公司作為個案，考察戰時國民政府經濟建設諸問題。為釐清學界現有之研究成果，下文便就本研究所涉及之議題，分門別類，做一整體性的回顧，最後則嘗試解釋本論文之定位，及其與現有研究成果之關係。首先，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川康建設及其活動，本質上是一種由戰爭環境所催生的國家建設運動。關於抗日戰爭與國家建設(State-building)的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的當為方德萬(Han J. van de Ven,1958- )的《中國的民族主義與戰爭》一書。方氏以「國民黨動員它的國家來抵制日本的侵略」作為論述核心，其認為在動員過程中的建制與策略，或達到什麼目標，與造成什麼樣的後果，才是評價國民黨作為的中性指標。方德萬對於抗戰史所提出的新解釋頗富啟發性，著實跳脫以往專注於戰爭的破壞層面，轉而思考抗日戰爭如何改變中國，這之中既有戰爭牽引著國民政府，亦有國民政府的積極回應。在這種互動關係下，國民政府開始出現制度上的重大革新與積極的建設運動。與方德萬持類似觀點，Julia Strauss 的'Xingzheng Sanlianzhi (The triple linked system) and Xunlian (Training): Modes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5與 Morris Bian16的 “Building State Structure: Guomindang Institutional Rationalization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上述兩篇文章分別從國民政府與國民黨在戰時推動的行政組織改造問題著手，認為抗戰時期國民政府與國民黨的行政改革雖未見顯著成效，但戰時的特殊環境，著實使國民黨與國民政府在國家建設上，進行最密集的努力。晚近的學者如拉納・米德(Rana Mitter)在其新著《被遺忘的盟友》一書中亦肯定國民政府在戰爭時期為國家建設所做出的努力，其分別從難民賑濟政策與公共醫療、衛生等角度論述國民政府在戰時是如何開展其建設活動。17 方德萬等人的研究，著實不同於以往海外學界對於國民政府的評價。1980 年代研究戰時國民政府的兩本經典著作：齊錫生(Hsi-sheng Chi)的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1945 (1982) 與易勞逸. Strauss, Julia. “Xingzheng Sanlianzhi (The triple linked system) and Xunlian (Training): Modes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Bulletin of the Chinese Society for Military History Studies, 3, 1997. 16 Bian, Morris L. “Building State Structure: Guomindang Institutional Rationalization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Modern China, Vol.31:1, Jan 2005. 17 拉納・米德著、林添貴譯，《被遺忘的盟友》，台北：天下文化，2014。 6 15.

(13) (Lloyd E. Eastman)的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1984) (中譯本為《毀滅的種子》)。兩本書的出發點皆在思索國民黨為何會失敗，又是什麼樣的原因造成 1949 年的政治巨變？兩書不約而同地將矛頭指向中日戰爭，認為這場戰爭加速了國民政府的崩潰。齊錫生與易勞逸雖然都是從整體結構，諸如政治、經濟、軍事等層面去檢討國民政府所存在的問題，但因兩書在研究上存在著明顯的預設，即尋找 1949 年國民黨、國民政府失敗的原因，所以容易忽略國民黨與國民政府在戰爭環境中為求生存，而致力於推動國家建設的努力。相較於齊錫生與易勞逸的著作，方德萬、Julia Strauss 與米德等人的研究並不存在尋找失敗原因的前提或預設，因而更能夠客觀地分析抗日戰爭對於國民政府，甚至是中國社會的影響。因此，此種「戰爭－國家建設」的研究視角實有益於本研究思考國民政府川康建設的性質，以及戰爭環境與川康建設之間的互動關係，使本研究不僅僅專注於內部業務活動的討論，亦關注活動與外在環境的交互影響，避免研究流於平面化。其次，就發展脈絡而言，國民政府的川康建設實特別著重於經濟建設的推動。本研究所考察的川康興業公司，亦屬於國民政府戰時經濟建設的重要一環。學界關於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經濟建設的研究成果豐碩、議題多元，在專著部分，通論性的研究如李平生《烽火映方舟—抗戰時期大後方經濟》、18黃立人《抗戰時期大後方經濟史研究》19、董長芝編《民國財政經濟史》20等書皆運用大量史料，對戰時經濟特別是國民政府統治區域的經濟活動進行系統性地闡述、討論與剖析。除此之外，亦有專著針對特定議題如蔣介石與經濟發展、21 廠礦內遷、22大後方工業23等進行研究。至於單篇論文方面，學界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幾個重要議題，如國民政府的經濟政策、經濟組織；戰時的工業、廠礦內遷；戰時金融網的建立；國統區與淪陷區的經濟互動；戰時的工業合作運動等。24 在前述的眾多戰時經濟議題中，與本研究最為相關的，當為戰時國營企業與戰時貿易。戰時國營企業的研究，通論性著作實以張忠民、朱婷《南京國民. 李平生，《烽火映方舟—抗戰時期大後方經濟》，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 年。黃立人，《抗戰時期大後方經濟史研究》，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8 年。 20 董長芝編，《民國財政經濟史》，大連：遼寧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年。 21 方勇，《蔣介石與戰時經濟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 22 張守廣，《篳路藍縷：抗戰時期廠礦企業大遷移》，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23 張守廣，《抗戰大後方工業研究》，重慶：重慶出版社，2012。 24 由於研究成果眾多，加上已有先進撰寫綜述，此處不一一列舉。詳參鄭起東，〈1995-2005：抗日戰爭經濟研究述評〉，《抗日戰爭研究》，1(北京，1993)，頁 36-63。 7 18 19.

(14) 政府時期的國有企業(1927-1949)》、趙興勝《傳統經驗與現代理想－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國營工業研究》二書為代表。張氏一書對於南京國民政府國有經濟政策的演變、國有企業的形成與發展、國有企業的資本、股權與治理結構等議題皆有討論，可謂研究國民政府國有企業的力作。25趙氏則以國營工業為核心，討論國營經濟思想的發展，以及國營工業從抗戰前到抗戰結束後整體的發展歷程，並分析國營工業與國家政治、經濟變遷之關係，研究頗為深入。26 除通論性著作外，最受學界所關注的議題為資源委員會及其相關企業的經營。早在 1980 年代即有相關著作，如程麟蓀〈論抗戰時期資源委員會的企業活動及其歷史活動〉一文。271990 年代初期又有鄭友揆、張傳洪、程麟蓀三人合著的《舊中國的資源委員會(1932-1949)》一書，此書實為研究資源委員會的代表著作，該書對於資源委員會在大後方經濟中的地位變化，資源委員會戰時企業活動的特點與經營模式皆有論及，28往後關於資源委員會的研究皆奠基在此書的基礎之上。 2005 年，薛毅《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研究》透過翔實的材料，對於資源委員會的興起與經濟活動有整體性的論述，諸如電業、礦業、機械、特種礦產等皆有論及。該書共 26 章，531 頁，可謂是近期研究資源委員會的重要著作。29 隨著相關著作的增加，學界對於資源委員會的研究漸由經濟活動轉向制度研究，郭紅娟《資源委員會經濟管理研究：以抗戰時期為核心的考察》一書即嘗試從經濟學與管理學的角度深入考察資源委員會的管理體制，揭示資源委員會與所屬企業的決策過程與運作模式。30 關於資源委員會的研究，除中國學界有所關注外，台灣學界亦成績斐然，有多位學者撰寫相關著作。與資源委員會有關的專書論文，議題集中於研究資源委員會與產業經營之關係，如林蘭芳〈資源委員會特種礦產統制〉、薛月順〈資源委員會的電業建設(1932-1949)〉與程玉凰〈資源委員會與台灣糖業〉三文。期刊文章的研究議題則大抵可分為兩類，一為資源委員會的人才培訓、31 張忠民、朱婷，《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國有企業(1927-1949)》，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2007。 26 趙興勝，《傳統經驗與現代理想－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國營工業研究》，山東：齊魯書社， 2004。 27 程麟蓀，〈論抗戰時期資源委員會的企業活動及其歷史活動〉，《中國經濟史研究》，3(北京， 1999.3)，頁 88-100。 28 鄭友揆、張傳洪、程麟蓀，《舊中國的資源委員會:史實與評價(1932-1949)》，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 年。 29 薛毅，《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 30 郭紅娟，《資源委員會經濟管理研究：以抗戰時期為核心的考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 31 如程玉凰，〈資源委員會培訓人才的探討--從「孫運濬日記」看赴美實習情形(民國三十一年)〉， 8 25.

(15) 另一則為資源委員會對於戰後台灣產業的接收，而後者又可以細分為糖業32、電業33與造船業34三議題的研究。如同前文所述，學界對於南京國民政府的國營企業，以及資源委員會的經濟活動及其經營管理模式的研究已有一定成績。本研究關注的川康興業公司，從其股權結構言之，當為國營企業，且川康興業公司係採取與資源委員會類似的經營模式，即以一企業或組織為核心，透過獨資、合資興辦或購買股票的方式取得其他企業的經營權，進而展開經濟活動。因此，國營企業與資源委員會在戰時的發展，及其經營管理模式值得特別注意，實有益於理解川康興業公司的經營模式與特點。戰時貿易研究方面，通論性著作當以鄭會欣《國民政府戰時統制經濟與貿易研究(1937-1945)》為代表。鄭氏一書除對國民政府統制經濟思想、戰時貿易政策的變化有所研究外，對於戰時主掌對外貿易的貿易調整委員會、復興商業公司、中國茶業公司、富華貿易公司皆有討論。從思想、規劃到實踐兼有之，可謂全面。35。單篇文章部分，學界聚焦於幾項特定議題，如統制貿易政策、36 國營貿易公司、37貿易主管機關、38易貨貿易、39土特產貿易等。在前述議題中，本研究欲進一步回顧的為土特產貿易，特別是四川桐油貿易的相關研究，因川康興業公司的貿易活動實以桐油為最大宗。學界現有關於四川桐油貿易的研究，主要可以歸納為幾個方向：從桐油貿易角度，分析川省《國史館館刊》，9(台北，1990.12)，頁 107-140；薛月順，〈資源委員會的人才培訓-以電業為例〉，《國史館館刊》，15(台北，1993.12)，頁 183-214；程玉鳳，〈從技術移轉看「資源委員會」的人才培訓--以「三一會派」為例〉，《國史館館刊》，20(台北，1996.6)，頁 139-175。 32 如程玉鳳，〈資源委員會對臺灣糖業的接收與重建(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國史館館刊》， 24(台北，1998.6)，頁 91-132。 33 如林蘭芳，〈戰後初期資源委員會對臺電之接收(1945~1952)--以技術與人才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9(台北，2013.3)，頁 87-135。 34 如洪紹洋，〈戰後初期臺灣造船公司的接收與經營(1945-1950)〉，《臺灣史研究》，14:3(台北， 2007.9)，頁 139-177。 35 鄭會欣，《國民政府戰時統制經濟與貿易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9。 36 如鄭會欣，〈試析戰時貿易統制實施的階段及其特點〉，《民國檔案》，3(南京，2005.8)，頁 102-112；馮怡，〈抗戰時期對外貿易管制述評〉，《近代史研究》，6(北京，1988.12)，頁 168184；陳晉文，〈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對外貿易統制政策述評〉，《抗戰史料研究》，1(北京， 2013.3)，頁 45-53。等文章。 37 如張曉輝，〈抗戰時期駐港企業研究(1937-1941)〉，《抗日戰爭研究》，2(北京，2009,5)，頁 3746；袁劍秋，〈中國植物油料廠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4(北京，1996.12)，頁 36-46。等文章。 38 如陸遠權，〈論抗戰時期的國民政府貿易委員會〉，《三峽學刊》，1(重慶，1995.2)，頁 8890。 39 如鄭會欣，〈抗戰期間中國與蘇聯的易貨貿易：以貿易委員會及所屬公司為中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6(台北，2007)，頁 245-281；楊雨青，〈抗戰時期中美易貨貿易概論〉，《晉陽學刊》，2(山西，2010.3)，頁 89-96；劉盛，〈抗戰時期中德貿易述評－兼論中德關係的演變〉，《哈爾濱學院學報》，5(東北，2009.5)，頁 44-47。 9.

(16) 桐油區域市場整合、運輸路線變動及其影響；40從桐油借款出發，討論戰時國民政府所推動的桐油易貨借款的相關問題；41從貿易統制角度論述戰時桐油對外貿易與國營公司問題。42 上述的研究成果雖有助於本研究理解戰時川省桐油的貿易環境與情況，但其中對於川康興業公司在川省桐油貿易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與復興商業公司的互動，實著墨甚少。僅有趙國壯〈抗日戰爭與後方特產行業發展－基於川東桐油業的考察〉一文略有提及，但趙氏一文亦未說明川康興業公司在桐油貿易上的經營策略與模式。43 綜前所述，學界對抗戰建國、戰時經濟與戰時貿易等議題研究已有成績，且議題與面向皆十分多元，實為本研究重要的相關背景知識。下文將進一步回顧與國民政府川康建設相關之研究成果。學界關於國民政府川康建設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組織的研究，其中又以「川康建設期成會與視察團」與「川康興業公司」兩議題最受到注意。在川康建設期成會與視察團方面，最早提及此二組織的文章為 1971 年周開慶《四川與對日抗戰》的〈國民參政會川康建設期成會之組織〉一節。44在簡短的篇幅中，作者著重於介紹期成會與視察團的源起、成員名單與工作項目，然周氏對於〈川康建設方案〉與〈川康建設視察團報告書〉此兩份由期成會與視察團所編纂的史料並未深入討論，實屬可惜。除此之外，作者對於視察團組織結構的討論亦不夠完整，周氏於文章中僅如此述及：「視察團團長李璜、副團長黃炎培，分為東路、南路、西路、北路以及西康一路共五組。」45接下來便開始介紹各組的視察區域與組長。但不可否認的是，周氏此篇文章實為後進研究者提供了川康建設期成會與視察團的基本工作內容與活動概況。然自周開慶介紹性的文章以後，此一問題似未受到學界關注，直到 1999 年四川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的《四川省誌》〈大事記述〉才又提及川康建設期成如彭書全，〈抗戰以前四川的桐油貿易〉，《四川師範大學學報》，1(成都，1988.3)，頁 8893；侯坤宏，〈抗戰時期的中國桐油事業〉，《近代農村經濟史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 1989)，頁 379-416；張麗蓉，〈民國桐油貿易格局與市場整合－以四川為中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6(陝西，2002.2)，頁 108-116+159；譚剛，〈西南土產外銷與大後方口岸貿易變遷(19371945)－以桐油、豬鬃、生絲和藥材為中心〉，《近代史研究》，2(北京，2013.3)，頁 97-110。 41 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劉筱齡，〈抗戰時期中美桐油借款之研究〉，《國史館館刊》，14(台北， 1993.6)，頁 155-182；張振江、任東來，〈陳光甫與中美桐油、滇錫借款〉，《抗日戰爭研究》， 1(北京，1997.3)，頁 89-102。 42 如鄭會欣，〈統制經濟與國營貿易－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復興商業公司的經營活動〉，《近代史研究》，2(北京，2006)，頁 125-149。 43 趙國壯，〈抗日戰爭與後方特產行業發展－基於川東桐油業的考察〉，《抗日戰爭研究》，3(北京，2015.9)，頁 107-123。 44 周開慶，《四川與對日抗戰》(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 年)，頁 125-142。 45 周開慶，《四川與對日抗戰》，頁 130-133。 10 40.

(17) 會與視察團，然篇幅不多，內容亦僅止於介紹。 2003 年阿牛曲哈莫〈試論抗戰時期川康建設視察團之緣起〉一文可謂是繼周開慶以後，學界首篇與「川康建設」相關的專題論文，該文主要探討川康建設視察團興起之背景與過程。作者認為川康建設視察團在戰時得以興起的原因有三，一為川康兩省落後的經濟、社會環境；二為川康兩省的豐富資源與戰略地位；三為中央與地方具有「建設川康」的共識。46透過阿牛曲哈莫的文章，確實可以約略知道戰時國民政府對於川康兩省的態度與戰略考量，然作者對於戰時中央與地方關係的論述，實有不少值得商榷之處。如作者於該文的第三節〈順應各種政治力量的需求而得以實現〉提及，川康建設視察團的成立與川康建設的推動實有利於緩和國民政府與中共、地方實力派之緊張關係。47然在國民政府正式推動川康建設的 1940 年代，中國共產黨正於陝西進行「延安整風運動」48，內部矛盾十分激烈，是否有暇顧及位於重慶的國民政府的政治情況？且推動川康建設後，國共兩的黨關係是否有產生變化，作者在文中亦無論及。至於地方實力派部分，作者以劉文輝為例，筆者認為似乎不太恰當。因劉文輝自 1933 年二劉戰爭失敗以後，即是國民政府亟欲拉攏的對象，1938 年甚至透過西康建省來換取劉文輝的支持。且在川康建設推動期間，劉文輝亦曾以西康省政府名義，投資川康興業公司與西康毛革特種公司以協助國民政府推動川康建設。綜上所論，國民政府與劉文輝在 1933 年後即開始互相接觸，1934 年更透過西康建省委員會的成立，承認劉文輝在西康的勢力。所以，兩者之間的互動似乎並不存在著如作者所言，從緊張到緩和的過程，若有存在，作者在文章中並未呈現。因此，作者的論點能否成立，似乎尚有討論的空間。 2007 年黃天華發表〈抗戰時期川康兩省的社情與民情(1939-1942)〉、〈國民參政會川康建設期成會述論〉二文。前文主要依據川康建設視察團所編制的《川康建設視察團報告書》，企圖從吏治、治安、兵役、禁煙禁毒、邊區民族五方面，呈現抗戰時期川康兩省的社會實況。該文大量運用《川康建設視察團報告書》的紀錄，以及部分的原始檔案，相較於周開慶與阿牛曲哈莫的文章，在史料運用上更為多元，且更內容更為深入。49 不過，此篇文章在研究方法上卻存在著一些問題，文章的題目訂為「抗戰阿牛曲哈莫，〈試論抗戰時期川康建設視察團之緣起〉，《西昌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3(西昌，2003.12)，頁 31-33。 47 阿牛曲哈莫，〈試論抗戰時期川康建設視察團之緣起〉，頁 33。 48 金觀濤、劉青峰，〈反右運動與延安整風〉，《二十一世紀》，40(香港，1997.4)，頁 21-34。 49 黃天華，〈抗戰時期川康兩省的社情與民情(1939-1942)〉，《民國檔案》，1(南京，2007.3)，頁 97-103。 11 46.

(18) 時期川康兩省的社情與民情」，然作者在行文時卻缺乏地方志的引用，僅靠《川康建設視察團報告書》真能如實呈現川康兩省的社會狀況？「團員筆下的川康地區」與「實際的川康地區」存在著多少差距？作者實未深入分析。還有，視察團的團員是抱持著何種態度來看待川康地區的民族與文化？據作者所引材料：「康人風氣未開，且多不習內地語文，故皆喜歡用硬幣」50從這段材料中似可看出視察團團員具有文化上的優越意識，此種觀念是否會影響到其記錄的內容？因此，分析文本產生的過程與內容應屬必要。〈國民參政會川康建設期成會述論〉一文則是建立在前文的基礎上，透過相關的工作報告，對川康建設期成會的活動進行整體性的論述。在文章中，作者首先對川康建設期成會與視察團設立之過程、活動內容作一介紹。其次則摘述〈川康建設方案〉中，期成會對於兵役、禁煙禁毒、教育、夷務、邊區司法等議題所提出的改善意見，最後則論及期成會的後續工作。51 黃氏的文章著實對川康建設期成會的興起與工作內容進行有系統的討論與分析，亦有搭配重慶檔案館所藏〈國民參政會川康建設期成會工作報告〉、《王世杰日記》等原始材料，實為研究國民政府川康建設的重要著作。然本文在史事的敘述上存在些許錯誤，如作者在第四節「評價」中提及「川康建設視察團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川康建設方案〉。」52但提出〈川康建設方案〉者，應為川康建設期成會而非川康建設視察團。此外，作者提出的某些論點，筆者認為尚有討論的空間。首先如在「評價」一節中，作者主張視察團的貢獻高於期成會。53然筆者以為這兩個組織似乎不存在可比性，因為川康建設期成會的主要工作在於思考如何推動川康建設、提出改善辦法；視察團則是以實地調查、提供資料為主。因此，兩者的工作可謂相輔相成，期成會若沒有視察團編纂的《川康建設視察團報告書》，便不可能寫出具有具體改善辦法的〈川康建設方案〉，反之亦然。所以，兩者能否從「貢獻度」進行比較，是值得思考的。其次，作者在討論期成會的後續工作時，似未注意到一個歷史現象，即川康建設期成會原是為「川康建設」而設，然後續工作卻是以禁煙、兵役與縣治問題為主，54未以財政民生與經濟建設為重心，後來此兩項工作更為川康經濟建設委員會與川康興業公司所取代。此一現象除了反應國民政府對財政民生與國史館，〈國民參政會川康建設視察團報告書〉，《國民政府》，典藏號：001-011130-0004。黃天華，〈國民參政會川康建設期成會述論〉，《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6(成都， 2007.6)，頁 131-138。 52 黃天華，〈國民參政會川康建設期成會述論〉，頁 138。 53 黃天華，〈國民參政會川康建設期成會述論〉，頁 138。 54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藏，〈國民參政會川康建設期成會工作報告〉，館藏號：520.1/18。 12 50 51.

(19) 經濟建設的重視外，是否亦代表期成會在川康建設活動中的影響力與地位日漸降低？亦或是特殊的戰爭環境導致此種現象的產生？筆者認為若能理解此一問題，應能對國民政府的川康建設活動有進一步的認識。綜上所述，目前學界對於「川康建設期成會與視察團」的研究，大多為書中的部份章節或單篇文章，雖已略有成績，但仍存在著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下文擬針對國民政府川康建設研究的另一個焦點—「川康興業公司」的相關研究成果進行回顧。川康興業公司在體制上屬於股份制的企業公司，所以在進行相關研究的回顧前，需先對學界中關於企業公司制度的研究成果作一介紹。學界對於各省企業公司的研究，主要著重在兩個議題，一為企業公司的制度演進、一為企業公司的個案研究。在企業公司的制度方面，張忠民在其《艱難的變遷：近代中國公司制度研究》一書的第三章〈公司型態的演進邏輯〉中有論及近代中國公司制度的變化，其認為各省企業公司的出現，反應的是近代中國公司制度的創新。因省營企業公司的組織，大多是「母子公司」形態的投資控股型公司，且擁有完整的公司治理結構(如董事會、股東大會、監理人等)，這相對於清末的官督商辦與民初的家族公司而言，無疑是一種進步。除此之外，張氏亦指出各省的企業公司在投資項目有多元化的趨勢，且在營運時能夠實現有限度的政企分開。55 對於張忠民所提出的省營企業公司在組織型態與公司治理結構上的革新，及其在近代中國公司制度演進中的重要性，筆者頗為認同，亦認為這些觀點有益於詮釋川康興業公司之歷史意義。然針對張忠民所提，省營企業公司在營運時能實現有限度的政企分離，筆者認為尚有討論的空間。張忠民認為「公司作為獨立的企業法人，政府無法透過行政命令對企業發生影響與作用，為一種有限度的政企分開。」但僅以川康興業公司為例，該公司資本額為 7000 萬元、分 70 萬股，其中 49 萬股為公股，占全股份的 70%，商股僅占 30%。56從此種股權結構中可見，民間的投資並非多數，有投資且有被選為董監事的企業家如盧作孚、劉航琛、何北衡等人，政商關係皆十分良好，其中劉航琛與何北衡更分別在國民政府糧食部與四川省政府任職。除此之外，董事長張群、副董事長錢新之皆是由國民政府直接任命。由此可見，縱使國民政府無法利用行政命令，其還是能夠透過私人網絡或高階主管的任命去影響企業運作。因此，省營企業公司是否真的能實現有限度的政企分離，應值得進一張忠民，《艱難的變遷：近代中國公司制度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頁 312-325。 56 孔伶，〈貴州企業公司述論〉，《貴州文史叢刊》，2(貴陽，1994.4)，頁 42+43-47。 13 55.

(20) 步思考。除此之外，張忠民在其研究中，係將當時各省興辦的企業公司統稱為「省營企業公司」，但就當時各省的企業公司，其資本結構言之，實以國家資本與國有行庫的投資佔絕大多數，如學界中較多人關注的貴州企業公司，以及本文所討論的川康興業公司，在資本結構上都呈現官股大於商股的情況。因此，張忠民對於此類型企業公司的定位實有待商榷，若僅因其是以省作為單位進行經營便將其統稱為「省營企業公司」，實非妥當。前述此點問題，亦展現在張忠民的另一本研究著作《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國有企業(1927-1949)》，雖然其在書名開宗明義說明該書是針對國有企業的討論，但其在書中同樣將戰時各省興辦的企業公司稱為省營企業公司，此種情況顯得戰時各省企業公司的定位模糊不清。因此，本論文認為，還是依個案的資本結構定義其性質較為妥當。在個案研究方面，學界的研究集中在貴州企業公司。關於貴州企業公司的研究，孔伶〈貴州企業公司述論〉一文簡要概述了貴州企業公司的發展過程，但對於該公司的投資特點、管理制度以及在區域經濟建設中所扮演的角色皆未深入分析。57何長鳳〈抗戰時期吳鼎昌創辦貴州企業公司的思想與實踐〉一文則討論時任貴州省主席的吳鼎昌籌辦貴州企業公司之過程，作者認為貴州企業從構想、規畫到實踐皆是吳鼎昌經濟思想之實踐。此外，作者於文末指出，當時貴州企業公司的經營模式與績效實引起全國重視，各省皆相繼成立企業公司以推動經濟建設。58然文中何氏並未論及貴州企業公司經營模式的具體內容，甚為可惜。莫子剛〈貴州企業公司研究(1939-1949)〉一文主要針對貴州企業公司進行整體性的研究，對於貴州企業公司的發展興衰、業務活動、投資特點、經營機制、管理體制與企業文化皆有論及，莫氏認為貴州企業公司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有三：一為投資的靈活，如投資具有重工礦交通、應時局需要的特點；二為嚴密的組織系統與建全的財政制度；三為重視員工福利與人才培訓。59相較於前述的研究成果，莫氏的研究可謂更深入、完整而詳盡，其分析架構與研究方法著實值得研究本研究參考。在對於企業公司制度與相關個案的研究成果作一回顧之後，接下來擬開始介紹與川康興業公司相關的研究成果。學界中以「川康興業公司」為題的研究成果並不多，僅有高遠〈抗戰時期大後方省營企業公司經營活動研究—以川康近史所，〈川康興業公司〉，《經濟部‧商業司》，館藏號：18-23-01-77-31-307 何長鳳，〈抗戰時期吳鼎昌創辦貴州企業公司的思想與實踐〉，《貴州社會科學》，4(貴陽， 2000.8)，頁 110-112。 59 莫子剛，〈貴州企業公司研究(1939-1949)〉，四川：四川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5 年。 14 57 58.

(21) 興業公司為例〉、劉瓊芳〈抗戰大後方省營企業公司制度特徵研究〉與劉素芬〈國民政府時期國家資本金融企業的發展—以川康興業公司為例〉三文。高遠〈抗戰時期大後方省營企業公司經營活動研究—以川康興業公司為例〉一文主要討論川康興業公司的經營活動，高氏指出該公司的經營活動有三大特點：投資範圍廣；偏重重點產業；合辦事業多，獨資企業少。其中，作者認為「合辦事業多，獨資企業少」一點致使川康興業公司遠離推動「川康建設」的宗旨。對於高遠的批評，筆者認為是值得注意的歷史現象，但作者卻未深入分析導致此一現象之原因，此點可能受到川康地區本身的商業環境之影響。僅以貴州企業公司與川康興業公司進行比較，貴州企業公司在興辦前，貴州可以說「很少建設」60，川康地區則不然。川康興業公司所投資的企業，大多為四川原有的公司如四川絲業公司、民生實業公司，或由其他組織或省政府所先行興辦的企業，如萬縣電廠。61由此可見，在川康興業公司興辦之前，川康地區的經濟發展已有一定成績，所以形成「合辦事業多，獨資企業少」的情況應屬合理。然「合辦事業多，獨資企業少」是否真的導致川康興業公司的經營偏離宗旨，此一論點頗有值得商榷之處。僅就近史所藏〈川康興業公司〉專檔的紀錄，川康興業公司第一期的業務以墊款代辦原料為主，墊款金額達 2230 萬元。 62. 墊款代辦原料雖與建設無直接關係，但此一政策無疑是對民間企業的扶助，. 所以對於推動川康地區的建設與經濟發展亦存在正面影響，實非如高遠所言，偏離其原初川康建設的宗旨。劉瓊芳〈抗戰大後方省營企業公司制度特徵研究〉一文從制度層面著手，分析川康興業公司的資本結構與管理制度的特色，其認為川康興業公司的制度具有幾點重要特徵：資本構成與管理階層政府色彩濃厚、有限度的政企分離、總經理負責制等。63 然劉氏對於川康興業公司制度特徵的詮釋，實有值得商榷之處，如「資本構成與管理階層政府色彩濃厚」一點。川康興業公司的資本構成實為官股大於商股，政府色彩確實較重，此部分並無問題。但管理階層部分，就職員名單而. 何長鳳，〈抗戰時期吳鼎昌創辦貴州企業公司的思想與實踐〉，頁 110。近史所，〈川康興業公司接受四川省府轉讓萬縣電廠股權〉，《資源委員會》，館藏號：24-1138-005-01。 62 近史所，〈川康興業公司〉，《經濟部‧商業司》，館藏號：18-23-01-77-31-307。 63 劉瓊芳，〈抗戰大後方省營企業公司制度特徵研究〉《西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1:12(重慶，2013.12)，頁 64-68。 15 60 61.

(22) 言，川籍人士的比例並不在少數。64且劉氏所舉鄧漢祥、何北衡之例，似較為不妥，因兩人雖任職於省政府，但亦為川康地區重要人士，是否可以單純視為政府代表，尚有討論空間。再者，關於有限度的政企分離，確實，如劉瓊芳所言，採取股份有限公司的體制，並由官股、商股共同組成董事會、監察人會，確實能夠避免晚清官督商辦官僚把持經濟機構的弊端。但如果細數川康興業公司的職員配置，在官股董監事名單方面，仍有許多出自於政治考量的安排，是否能如劉氏所言，實現有限度地政企分離，值得進一步討論。此外，高遠與劉瓊芳兩篇文章存在著一個共同的問題，即如同前文所述，將川康興業公司定義為省營企業公司是否恰當？高氏與劉氏在文章中皆將川康興業公司定位為省營企業公司，然如同前文所述，川康興業公司的資本額為 7000 萬元，共分 70 萬股，其中 49 萬股為公股，占全股份的 70%，商股僅占 30%。65在此種股權結構底下，將川康興業公司定位為「省營企業公司」似乎並不恰當。相較於劉瓊芳與高遠的定位，劉素芬〈國民政府時期國家資本金融企業的發展—以川康興業公司為例〉一文將川康興業公司定位為國家資本金融企業。在文中，劉氏首先述及川康興業公司的籌備過程，並強調蔣介石在其中的重要性。復次則從股本結構入手，討論國家資本如何介入川康興業公司的過程，並向讀者說明為何該公司為一國家資本金融企業。最後則指出，國家資本過於龐大，不重視商業資本發展的結果，終導致戰後西南地區的長期經濟蕭條。66 劉素芬的文章史料翔實，論述嚴謹。然究其題目「國民政府時期國家資本金融企業的發展—以川康興業公司為例」，文中對於川康興業公司的公司治理結構、營業方針、業務活動規劃與實際業務活動的討論實較為缺乏，反之作者花較大的篇幅討論股本結構與川康興業公司所引起的《特種股份有限公司條例》的修訂爭議，在內容的比例上似可以再調整。綜上所論，學界對於國民政府川康建設與川康興業公司的研究已略有成績，但仍存在著許多不足之處。下文將對此一研究現況進行反思，並提出一些筆者認為值得進一步研究之議題。首先，學界現有的研究成果實過度集中於特定組織的研究，缺乏對川康建設活動的系統性討論。如「川康建設期成會與視察團」、「川康興業公司」此兩劉素芬，〈國民政府時期國家資本金融企業的發展—以川康興業公司為例〉，收於陳絳編，《近代中國》，第 18 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8)，頁 345。 65 近史所，〈川康興業公司〉，《經濟部‧商業司》，館藏號：18-23-01-77-31-307。 66 劉素芬，〈國民政府時期國家資本金融企業的發展—以川康興業公司為例〉，頁 322-357。 16 64.

(23) 組織表面上看似可以獨立討論，但如果從「戰時國民政府的川康建設」的整體脈絡去理解，即會發現它們之間存在著延續性。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川康建設係由蔣介石所發起，蔣氏先命川康建設期成會與視察團編纂《川康建設視察團報告書》與〈川康建設方案〉，〈川康建設方案〉一出隨即受到社會各界的重視，輿論的討論亦十分熱烈。為使〈川康建設方案〉得以付諸實行，行政院成立川康經濟建設委員會，並草擬《川康經濟建設五年計劃大綱草案》，交付川康興業公司執行。從以上的論述可以發現，川康建設期成會與視察團、川康興業公司皆是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川康建設的一環，但現有的研究成果並不強調此一脈絡，如川康建設期成會的研究成果對於「川康興業公司」隻字未提，反之亦然，兩個組織貌似互不相干。因此，此類型的研究成果雖有益於釐清特定組織的活動與工作內容，卻不利於對川康建設問題的整體性理解。所以，筆者認為對於戰時國民政府川康建設的討論應跳脫特定組織的研究，轉向歷史脈絡的釐清，嘗試在「川康建設」的架構下，尋找各組織(如川康建設期成會、川康經濟建設委員會、川康興業公司)、活動、刊物之間的關聯性，如此方能對國民政府川康建設的內涵有更為完整的理解。其次，現今學界對於川康興業公司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股本結構與制度特徵的分析，對於川康興業公司的實際運作情況，即川康興業公司的公司治理結構、營運模式與經營活動等議題皆缺乏深入的討論。但川康興業公司實為國民政府川康建設中的重要一環，亦是川康經濟建設中的實踐面，研究一個國家或經濟建設活動，如果僅停留在研究理念、準備工作的層次，未能深入到實踐層面，除對於經濟建設無法有完整的理解外，亦難以評估經濟建設的成果，及其對施行區域所帶來的影響。因此，往後川康興業公司的研究，除應著重於股本、投資活動的討論外，亦應搭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重慶市檔案館、四川省檔案館所藏的川康興業公司專檔，對於川康興業公司在抗戰時期從事的工商業經營活動做一細緻的討論與分析，如此方能對川康經濟建設的實踐層面有所了解，亦才能評估國民政府川康經濟建設的成效與侷限。除此之外，現今學界所存的研究，對於川康興業公司性質的定義亦存在明顯問題，諸如研究公司制度的張忠民，以及研究川康興業公司的高遠、劉瓊芳等人皆將川康興業公司與其他同時其各省所興辦的企業公司皆是為省營企業公司，此種定義並不恰當。相較之下，劉素芬從資本結構的角度出發，將川康興業公司定位為「國有企業」，筆者認為較符合實際情況。所以，筆者在下文的討 17.

(24) 論中，亦會著重於釐清此一問題。最後，從川康興業公司的營運中所體現出的戰時國民政府政商關係的特殊性，亦為學界較少關注之議題。現有關於重慶金融財團的研究，多為盧作孚與劉航琛及其相關企業的個案研究，67四川商人群體與政府關係的研究並不多見，僅有唐學鋒〈簡述抗戰前的重慶財團〉、張守廣〈簡論四川財團的形成、發展與特點〉二文。唐氏一文主要考察抗戰前，重慶、四川商人如何透過劉湘所屬的二十一軍的軍政勢力，開展現代金融業與實業的投資，發展其實力的過程。68張氏的關注點與唐氏不同，其更多討論的是抗戰時期四川商人因特殊環境而壯大的過程，裡面亦有論及四川商人與政府之間的合作，如聚興誠銀行等。但囿於篇幅，政商關係的部分討論不多。69 雖然現今學界中關於四川商人與國民政府政商關係的討論並不多見，但對於四川商人，及其所經營的商業銀行的個案研究實有不少，如台灣學者陳祥雲即以劉航琛作為研究對象，發表研究論文。70中國學界則以西南大學的劉志英教授及其學生為中心，對重慶金融財團的重要商業銀行展開研究。71此類研究對於本論文理解四川商人崛起的背景，以及商人彼此之間的互動、合作頗有注意。至於本論文所關注的川康興業公司，其在成員與公司合作對象上，均能見四川商人的積極參與，川康興業公司可謂四川商人與國民政府合作推動經濟建設的重要機構。因此，本論文除討論公司制度創新與經營活動外，亦會觀察其中所表現的政商關係，嘗試填補學界於此一議題研究之空白。綜上所述，本論文試圖在學界現有的基礎之上，以抗戰時期川康興業公司. 盧作孚的相關研究如黎志剛，〈盧作孚、民生公司和中國航運業的發展〉，《國家航海》，3(上海，2015.9)。此外，《國家航海》2015 年第 3 期亦有收錄許多關於盧作孚的論文；劉航琛相關研究則有陳祥雲，〈劉航琛與四川金融業的發展〉，《輔仁歷史學報》，33(台北，2014.9)，頁 141184；陳祥雲，〈劉航琛與四川工業的發展(1931-1949)〉，《輔仁歷史學報》，34(台北，2015.3)，頁 177-230。其餘相關研究成果多集中於民生實業公司、川康平民商業銀行等個案研究，未免冗長，此處不一一列舉。 68 唐學鋒，〈簡述抗戰前的重慶財團〉，《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重慶，1992.6)，頁 8793。 69 張守廣，〈簡論四川財團的形成、發展與特點〉，《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31:1(重慶，2005.1)，頁 121-125。 70 如陳祥雲，〈劉航琛與四川金融業的發展〉，《輔仁歷史學報》33(新北，2014.9)，頁 141184；陳祥雲，〈劉航琛與四川工業的發展〉，《輔仁歷史學報》，34(新北，2015.3)；陳祥雲，〈劉航琛與利濟實業公司的經營(1946-1956)〉，《國史館館刊》，49(台北，2016.9)，頁 33-64。 71 如楊朋輝，〈川鹽銀行業務變遷研究(1937-1945)〉，重慶：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黃艷，〈聚興誠銀行的經營理念與特色(1937-1945)〉，重慶：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姜帥，〈四川美豐銀行研究(1922-1950)〉，重慶：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18 67.

(25) 的經營活動為考察對象，嘗試以上述的研究觀點與視角，重新審視國民政府的川康建設問題，及其中所表現出來的制度創新內涵與特殊的政商關係，以期推進學界關於國民政府川康建設議題的研究。. 19.

(26)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史料運用本研究題目定為〈抗戰時期川康興業公司的創辦與經營模式分析〉，意即在藉由川康興業公司這一個案，探討戰時國民政府經濟建設諸問題。本研究所採取之研究視角，係從制度層面切入，討論國民政府如何利用戰時新興之「企業公司」制度推動戰時經濟建設，並分析此一過程中所展現出的制度創新與經濟發展之關係。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以歷史研究法、文獻分析法為主，必要時亦會輔以相關的社會科學理論，如制度經濟學、歷史制度主義的理論、觀點加強本研究對於歷史事實的分析與解釋。在史料運用方面，本研究以國史館所藏之「川康建設期成會與視察團」相關檔案，以及國民黨黨史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重慶市檔案館與四川省檔案館所典藏的「川康興業公司」專檔，及其餘相關檔案為核心研究材料，用以論述國民政府川康建設理念之興起與規劃，還有川康興業公司的籌備過程、資本與人事組成、組織結構、經營模式、工商業務活動等諸議題。除了檔案材料的使用外，本研究亦著重於與川康建設、川康興業公司相關之報刊資料的蒐集，如《新四川月刊》、《川康建設》、《西南實業通訊》、《新新新聞》、《新蜀報》、《重慶商務日報》等四川地區重要的報刊，皆為本研究重點蒐集的材料。上述這些報刊資料的運用，實能避免本研究受限於內部檔案材料的使用，亦能觀察社會各界對於國民政府川康建設與川康興業公司的觀點及評論，呈現不同於檔案資料的面貌，使本研究更為豐富、立體。除此之外，因本研究涉及許多人物，特別為四川籍的地方人士，所以相關的地方志、文史資料、年譜、回憶錄與口述歷史，亦為本研究所欲參考之重要材料。. 20.

(27) 第四節撰寫架構說明本研究以〈抗戰時期川康興業公司的創辦與經營模式分析〉為題，探討抗戰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特色。在撰寫架構安排方面，全文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為〈前言〉，包括研究動機、研究回顧、研究方法與史料運用，以及撰寫架構說明。第二章為〈川康經濟建設計劃擬議〉，擬說明川康興業公司成立的時代背景，以及對於川康興業公司的成立有決定性影響的一些關於川康經濟建設問題的研議與決策。本章擬分三個部分進行撰寫，分別為第一節〈抗戰爆發與西南建設問題〉、第二節〈川康建設期成會與〈川康建設方案〉的研擬〉、和第三節〈《川康經濟建設五年計劃大綱草案》的提出〉。第三章為〈川康興業公司的創立及組織設計〉，旨在討論川康興業公司的的籌備過程，以及對公司的資本籌措、組織管理結構、人事安排作一分析，以了解川康興業公司的制度規劃和性質。本章共分三節，分別為第一節〈川康興業公司的籌備與創辦〉、第二節〈資本結構分析〉、和第三節〈公司治理結構與人事配置〉第四章為〈川康興業公司經營策略分析〉，旨在說明川康興業公司的業務發展情況及經營特色。本章共分三節，分別為第一節〈業務活動的規劃〉、第二節〈從墊款代辦原料到產業投資〉、和第三節〈桐油借款與以商養工的經營個案〉。第五章為〈結論〉，總結抗戰時期川康興業公司的創辦與經營模式，並說明其在中國現代史上制度創新與經濟發展的特色及意義。. 21.

(28) 第二章. 川康經濟建設計劃擬議. 本章擬說明川康興業公司成立的時代背景，並討論對於川康興業公司的成立有決定性影響的一些關於川康經濟建設問題的研議、決策與綱領性文件，藉以釐清兩個重要問題，一為國民政府川康經濟建設理念的形成過程與內涵變化，另一則為川康經濟建設的執行機構－川康興業公司構想的源起、流變與制度設計。. 第一節抗戰爆發與西南建設問題 1931 年 9 月 18 日，一場由日本關東軍所引發的中日衝突事件，揭開日本侵華的序幕，此種野心與國際局勢致使抗戰爆發前的中國，基本上都籠罩在日本侵略的危機之中，亦是此種危機，迫使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開始思考國防戰備與抗戰根據地的相關問題。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關於抗戰根據地的思考與變化，大致有清楚的歷史脈絡可以依循：即從一開始的「西北地區」逐步轉向對於「西南地區」，尤其是「川、滇、黔」三省的關注，最後確立「川、滇、黔」三省為國民政府的抗戰根據地。本節將嘗試梳理上述的歷史脈絡，並深入分析各時期產生變化的原因。自九一八事變後，東北三省淪陷，然日本侵略的腳步並未就此停歇。1932 年 1 月 28 日，日本海軍於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與守衛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於閘北、江灣、吳淞等地展開激戰。1一二八事變除加深日本侵略的危機外，對於國民黨與國民政府而言，亦是戰略國防問題上的一大警告。因國民政府首都位處南京，距離上海僅有咫尺之遙，若上海淪陷則日軍便可順長江而上，南京即處於危機之中。對於此一危機，蔣介石實有深刻體認，其在 1 月 29 日的日記中如此寫道：「余決心遷移政府於洛陽與之決戰，否則隨時受其威脅，必作城下之盟也。」21 月 30 日，國民政府基於安全理由，宣布遷都洛陽。3 為解決此種危機，國民黨於 1932 年 3 月 5 日舉行的四屆二中全會上，通過「以洛陽為行都以長安為西京案」，4並成立西京籌備委員會，著手進行相關事張玉法，《中國現代史(下冊)》(台北：東華書局，1977)，頁 588-589。《蔣介石日記》，1932 年 1 月 29 日。 3 〈國府移駐洛陽辦公宣言〉，《中央周報》，192(南京，1932)，頁 20-21。 4 該案的主張有三：（一）以長安為陪都，定名為西京；（二）以洛陽為行都；（三）自本年三月起，以一年為期籌備完全。〈提議洛陽為行都以長安為西京案(四屆二中全會提案原文)〉，《中央 22 1 2.

(29) 宜。5此一議案通過後，引發國民黨內與社會各界對「西北開發」問題的熱烈關注：如 1932 年 12 月召開的國民黨四屆三中全會，時任行政院祕書長的褚民誼等人提出「開發西北案」，希冀能夠落實建設西北之目標。全國經濟委員會亦於 1934 年 2 月成立西北辦事處，積極推動各項建設計畫；6社會上則紛紛成立以「研究西北」為職志的學會社團，7以「西北」二字為名所發行的刊物，於 1931-1945 年間竟多達 70 餘種。8此外，上海明星電影公司亦於 1934 年拍攝電影《到西北去》，鼓勵社會大眾到西北進行旅遊與探索。9上述諸現象實反映社會各界對西北開發的熱衷。戰前西北開發熱潮持續約四年，即 1932-1936 年。10 1936 年前後西北開發的關注熱潮走向沉寂。此與日本侵華和中共發展形勢有關。日本關東軍在九一八事變佔領東北三省後，隨即於 1932 年 3 月成立滿洲國，並欲聯合滿洲國勢力，進一步滲透華北地區。1933 年 5 月 31 日中日簽訂塘沽協定，象徵日本勢力正式進入關內與華北地區。111935 年 5-8 月，日本再迫使國民政府與之簽訂「何梅協定」與「秦土協定」，國民政府在華北的權力進一步受到削弱。12華北危局使中日關係日漸緊張，加之華北鄰近原本規劃的西北地區，一旦華北淪陷，西北地區實處於威脅之中。凡此皆使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重新思考抗戰根據地的問題。除了來自日本侵略的外部因素，1935 年 10 月後中共在陝北建立根據地，正處於國民政府原先所規劃的西北地區，中共背後的蘇聯與共產國際亦與西北地區接壤，其威脅並不亞於日本。事實上，自北伐後，國民政府一直都未能控制西北地區。國民政府於 1930 年代初期選擇西北地區做為抗戰根據地的原因，或許儘是周報》，199(南京，1932)，頁 29。 5 如 1932 年 4 月，國民政府即頒布「西京籌備委員會組織法令案」，〈西京籌備委員會陪都建設委員會組織法令案〉，《國民政府/總類/法令/組織法令》，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2071-00037000，入藏登錄號：001000000890A。 6 張力，〈近代國人的開發西北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8(台北，1989.6)，頁 177。 7 如學者顧頡剛所組織的禹貢學會及所創辦的《禹貢半月刊》即為此一熱潮下的重要代表。除此之外，如《新亞細亞》、《獨立評論》、《邊事月刊》、《時代公論》等期刊皆於 1932 年以後開始刊載許多討論西北開發的文章。 8 沈松橋，〈江山如此多嬌-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書寫與國族想像〉，《台大歷史學報》，37(台北 2006.6)，頁 163。 9 張力，〈近代國人的開發西北觀〉，頁 177。 10 漸趨沈寂應與兩個重要原因相關：一為外部因素，即日本於 1935 年於華北地區所接連策動的河北、張北事件與自治(實為分離)運動，所揭示對華北地區的野心；二為內部因素，即中國共產黨於 1935 年在陝西延安建立革命根據地對國民政府戰略佈局所造成的衝擊。此兩項原因皆使國民政府以西北地區作為抗戰根據地的構想受到嚴重挑戰。張力，〈近代國人的開發西北觀〉，176-177。 11 黃自進，《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2)，頁 196-206。 12 黃自進，《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頁 210-211。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