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女性日本華僑文化/族群認同之研究

全文

(1)社會科教育學系.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碩士論文. 一位女性日本華僑文化/族群認同之研究許毅維撰 ( 99 ).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 碩士論文. 一位女性日本華僑文化/族群認同之研究. 指導教授：張雪君. 教授（博士）. 研究生：許毅維. 撰.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

(2) 考試委員審定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碩士班碩士學位論文考試委員會審定書. 許毅維. 君所撰論文. 一位女性日本華僑文化/族群認同之研究經本委員會審議，其碩士學位論文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考試委員會主席：李. 淑. 菁. 委員：林. 彩. 岫. 指導教授：. 張. 雪. 君. 系主任：. 李. 麗. 日. 中. 華. 民. 國. 99 年. I. 張. 6 月. 雪. 君. 10 日.

(3) 致謝終於我在研究所的課業要告一段落了，即使現在的自己正在撰寫謝辭，我依舊有些難以置信，自己真得完成了碩士班課程中最困難的部分。本篇論文得以順利完成，我實在需要感謝太多太多人了，不僅煩勞社研所的師長們，不嫌麻煩地增長我進行研究過程所需之知識，更要感謝指導教授張雪君老師，以及兩位口試委員林彩岫與李淑菁老師不辭辛勞地，協助我突破思考上與邏輯層面限制，促使我的論文更為豐富、完整。我也要感謝陪伴我一路完成學業的父母親、姊姊們、姊夫及老公，不僅時時鼓勵我必須堅持，更提供實質上的協助，在我需要幫忙時伸出援手。另外，我也相當誠心地感謝願意擔任研究對象的阿姨及表姊，因為有他們的支持、協助，我才能如此順利地完成學業，也才有這篇文章的產生，最後我要謝謝一路相互加油、打氣的同學們及同事們，總是有這群智囊團提供寶貴建議與心情上鼓勵，我現在才能享受這份成就。. II.

(4) 中文摘要本研究在於探討一位中華民國籍婦女藉由婚姻移民之方式，遷徙至日本東京，成為日本國境內為數鮮少的臺灣人口之後，如何面對、適應日本大和民族的主流文化，更探討其離開自己所熟悉的族群文化情境及生活環境後，如何維持與原生社會之間的聯繫，其又會透過何種形式、做法傳遞原先自己所認同的文化。本研究藉由生命史之研究取向，試圖紀錄研究對象成長歷程，以瞭解女性日本華僑在不同社會文化脈絡之下的生活經歷、文化認同、文化適應的整體過程。本研究之研究發現如下：一、台灣政治環境不民主、生活貧困與基本薪資低廉可能促使台灣女性選擇移民至日本。二、女性日本華僑文化認同具有選擇性趨利避害的特性，會同時對兩種文化保持適當距離，將兩種文化資源當作自己在現實世界的生存策略。三、血緣、社會階級地位，台灣社會與生活環境改善，以及台灣人民素養提升，可能是影響女性日本華僑文化認同的重要因素。. 關鍵字：族群、文化認同、女性華僑. III.

(5) ABSTRACT This thesis a study of the behavior pattern of a Taiwanese woman who immigrated to Japan through marriage.. The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how. she, as a minority in Japan, deals with the astonishing culture shock and how she tries to adopt the mainstream Japanese culture while maintaining a connection with her society back home.. Furthermore, it aims to discover. how she tries to fit in to the new culture while expressing values from the culture that she grew up with. This study takes a life history approach.. The aim is to understand the. overall process of how Chinese Japanese women, under different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live and adapt to the new culture by studying the objects’ life history..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 1. Undemocratic political environment, poverty, and low salary might cause Taiwanese women to choose to immigrate to other countries. 2. Consanguinity, social class and the relative status of Taiwanes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ould affect Chinese Japanese women to develop a sense of belonging to her original society. 3. Last but not least, the Chinese Japanese women cultur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keeping a suitable distance from both cultures while utilizing knowledge of both cultures as resources for their survival.. Keywords:. Ethnicity, culture identification, and overseas Taiwanese. IV.

(6) 目次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研究動機 ............................................................................ 1 第二節研究目的 ............................................................................ 5 第三節研究限制 ............................................................................ 6 第四節名詞釋義 ............................................................................ 7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10. 第一節. 跨國遷徙之理論與脈絡................................................. 10. 第二節. 文化認同 ........................................................................ 28. 第三節. 海外華僑、華人相關研究 ........................................... 41.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49. 第一節. 生命史研究方法 ........................................................... 49. 第二節. 研究對象的背景........................................................... 51. 第三節. 研究者的背景 .............................................................. 53. 第四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54. 第四章. 分析與討論 .................................... 63. 第一節雅子阿姨選擇移民的情形 ............................................... 63 第二節雅子阿姨婚後的文化認同情形 ....................................... 76 第三節雅子阿姨事業有成後的文化認同情形 ........................... 96. V.

(7) 第四節影響雅子阿姨文化認同的因素 ......................................123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 134. 第一節結論 .................................................................................134 第二節建議 .................................................................................137. 參考文獻 .............................................................................................141 附錄 .....................................................................................................151. VI.

(8) 表次表 2-3-1 國內海外華人之相關研究……………………………………42 表 4-3-1 雅子阿姨文化適應情況……………………………………118. VII.

(9) 圖次圖 3-3-1 家族系譜圖…………………………………………………....53 圖 3-4-1 研究架構圖……………………………………………………57. VIII.

(10) 第一章緒論第一節研究動機二十一世紀全球人口遷徙頻繁之情況前所未見，不論是單一國境內人口在不同地區遷移，人們跨國遷徙成為其他國家移民定居者，亦或定期、不定期往返二地之頻率大幅提高，促使遷徙、移居甚至是移民均成為當今全球化的趨勢。葉郁菁（2007）指出近年來全球化形成的一種趨勢，就是國際通婚與移民的速度越來越頻繁，迫使移入國必須提出種種策略以解決移民現象帶來的社會問題。其次，根據內政部統計處所公佈的主要國家外國人人數占總人口比率（附錄一），顯示出全球主要二十三個國家外國人人數占總人口比率，於一九九六年至二○○五年間逐年增加，其中盧森堡於二○○五年外國人占盧森堡全總人口數比率高達 39.8％，瑞士居次則為 20.3％。同年，中華民國外國人人數占總人口比率為 1.9％，日本則為 1.6％。再依據由內政部統計處所統計之主要國家人口國際遷移（附錄二），也得知全球主要的二十八個國家，於二○○四至二○○六年之間移入與移出的總計人數正逐年增加，尤其在二○○六年波蘭跨國移出人數最多，其次則是瑞典，波蘭國際移出人數達 7401000 人，但國際移入人數僅有 311000 人，同一年內，瑞典國際移出人數高達 5206000 人，而國際移入人數為 4451000 人。二○○六年期間，中華民國國際移入人數為 56000 人，國際移出人數則為 42000 人，並在相同時期內，日本國際移入人數為 120000 人，國際移出人數是 85000 人。根據主要國家外國人人數占總人口比率及主要國家人口國際遷移，均可明確發現當今全球社會中，曾經遷徙、正處於遷移或即將遷徙的人口數正逐年增加，顯示出移動、遷徙、搬家、移民是現今社會中大多數人習以為常的舉動。國際貿易網路的通達以及交通的便捷，使得移民、海外投資、海外勞工移動等全球化現象產生，再加上晚近各國政府政策開放，人口遷移的現象亦逐漸增. 1.

(11) 加，國人與外籍人士互動頻率越來越頻繁，遂也造就了跨文化、跨族群及跨國婚姻的普及化。同時，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女性移民人口數逐年增加，尤其自一九七○年代中期以後，受女性主義思潮影響，女性跨國遷移的現象日受重視，到了一九八○年代中期，女性移民人數快速增加，並且大多數女性移民最後都選擇在移居社會長期居住（徐崇榮、葉富強，2006）。促成女性移動的主要原因有四點，為了家族團聚、為了尋求女性專屬的職業、為了家族的生存，或是為了尋求女性的自立或解放，第四點意旨因為在自己的國家中，女性無法實現自由或是個人成就感的達成，只好選擇遠走他鄉（邱琡雯，2003）。此外，內政部二○○八年第三週統計通報中指出，二○○七年國人與外籍、大陸人民結婚登記共計 24700 對，占全年總結婚對數之 18.29％，二○○六年國人與外籍、大陸人民結婚登記為 23930 對，占全年總結婚對數之 16.77％，因此，二 ○○七年分別較二○○六年增加 3.22％及 1.52％。由此可發現，我國跨國婚姻比例逐年增高，跨國婚姻亦逐漸成為當前的趨勢。跨國婚姻所指為來自不同國家的兩方所締結而成的婚姻，其與遷移、移民有著交互影響的密切關係，跨國婚姻移民者在遷徙過程中會有所轉變，而其所移入的社會也會因為新出現的移民，產生變化與變遷，導致不同文化之間開始進行對話。如同 Barth（1969）主張跨國主義與多元文化主義加入了「選擇性」的元素，個人與集體都能有所選擇，故預期未來將呈現出越來越多跨文化融合或混雜化（hybridization）的局面。由此可知，跨國婚姻所涵蓋的不僅僅只是個體之間的情愛，更是兩異文化彼此遭遇及適應的歷程。文化是一種生活方式，是個人對於先天外在環境適應的結果。王嵩山（1999）指出文化作為一個適應體系，面對不同的社會與歷史因素之影響，人們往往會根據其既有的集體知識，做出選擇性的、修正決定。跨國婚姻中的個體，或許透過求學、工作而相識，進而締結婚姻契約，但於此婚姻契約的背後，男女雙方隨即面對的，便是接踵而來異國聯姻之繁複遷移手續、生活壓力、社會文化壓力，除 2.

(12) 此之外，新郎與新娘更是各自攜帶著自己所認同的婚姻、家庭概念，開始於新誕生的家庭中產生文化角力。其次，族群是指涉具有共同歷史經驗、象徵性認同的一群人，族群與文化隨著時空環境的不同也會有所更迭，族群團體也可能帶著原有的族群認同與文化認同去旅行，人們與文化都開始旅行到世界各地，文化從原有的特定時間與空間向外擴散，正當兩個相異的族群文化接觸時，自然會產生族群文化變遷。族群認同的討論牽涉到「原生或根基論」（primordialism）以及「工具或情境論」（circumstantialism）兩種主張（王明珂，1997）。持根基論的學者們認為，認同的基礎在於人們出生時的血緣聯繫，也就是強調與生俱來情感基因的主觀認同依據，而情境論學派則強調資源競爭的結構變化才是決定族群認同的主要作用力。因此，當整體環境產生變化，個體過去的族群認同會逐漸不斷滲入各種因素，族群認同持續不斷地建構、爭論，進而打破原有固定的族群認同框架，促成個人所扮演的角色、個人的價值觀點，經過時空的改變、環境的變遷之後，遂產生持續性的變化。海外地區華人人口數正逐年增加，但當前關於族群認同的國內相關論著（宋卓立，2008；沈俊祥，2007；廖經庭，2007；彭尉榕，2006），內容大多為論及臺灣境內不同族群間的文化適應、文化認同、族群認同以及相關政府措施，鮮少談論華人、華僑遷移至異鄉，成為他國境內少數族群後，所需要面對的族群文化適應、族群文化認同相關議題。依據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的僑務統計年報數據顯示出，二○○四年海外華人人口數達 38080000 人，二○○五年海外華人人口數為 38380000 人，二○○六年海外華人人口數增加為 38790000 人，由此可發現二○○ 五年海外華人人口數較二○○四年增加 300000 人左右，成長率約為 0.8％，而二 ○○六年海外華人人口數更較二○○五年成長約 410000 人，成長率約為 1.1％。換言之，海外華人人口年年增加，逐漸成為不容小覷的團體。即使，海外地區華人人口數正逐年增加，但是我國境內對於華僑、華人之相 3.

(13) 關研究，卻不見顯著成長，若有也大多專研居住於澳洲、加拿大及美國地區的華人、華僑研究為主，對於亞洲地區之海外華人、華僑相關研究相當缺乏。並且，根據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僑務統計之性別分析，二○○六年海外歸僑定居人數總計為 213051 人，其中亞洲地區占有 155169 人，美洲地區統計數據為 48159 人，歐洲地區海外歸僑人數是 3086 人，大洋洲與非洲地區分別為 3601 人、1395 人，而其他國籍不詳者計有 1641 人。而一九八二年至二○○七年海外歸僑定居人口合計為 230999 人，其中亞洲地區占有 169725 人，美洲地區統計數據為 50978 人，歐洲地區海外歸僑人數是 3265 人，大洋洲與非洲地區分別為 3856 人、1475 人，而其他國籍不詳者計有 1700 人。由此可發現，不僅海外華僑歸國定居人數逐漸上昇，更以亞洲地區的華人居冠，顯示出居住於亞洲地區的華僑與華人對於再次遷徙、回流意願高於居住在世界其他洲別的華僑。換言之，對於居住於亞洲地區的華人、華僑而言，探討、關注其身處於異鄉的文化認同、文化適應、族群認同現況，確實有其必要性。其次，半年前研究者因前往日本參與親戚婚禮，切身深刻體驗跨國婚姻之下的新人們，其所必須面對的族群文化差異、生活適應、語言障礙、風俗習慣差別、繁雜的國籍歸化手續等等，實非旁人所能理解，因而促使我興起探討本研究主題之意。 Lee（1966）認為就單一個人而言，每個地方同時存在著吸引、排斥及無關緊要的因素，當吸引的拉力大過於排斥的推力時，此一個人就會選擇遷移至這個地區或國家。遷移具有選擇性，當個人認為目的國家的吸引拉力配合原居國家負向拉力，大於移居國家的排斥推力時，個體乃會自願性地選擇遷移到此一國家，就成為所謂的志願移民。志願移民者往往願意克服遷移之後所即將面對的困難，並且認為社會歧視只會是暫時性的，可以透過教育管道或其他方式，來改善自己在移居地社會中的地位及生活情況。 Kivisto（2004）指出在日本境內主要族群為大和民族（Yamato），另外雖有透過內部殖民產生愛奴人（Ainu）、琉球人（Okinawan）、部落民（Burakumin） 4.

(14) 三個族群，以及從其他國家遷徙移入的國際移民少數族群，但直至今日，大和民族的民族優越感，仍舊促使其他族群較難融入日本主流社會之中，換言之，日本雖已逐漸朝著多元文化主義的社會邁進，但其真正擁抱多元文化主義尚有一段距離需要努力（引自陳宗盈、連詠心，2007）。本研究對象在距今三十年時，即使面對著日本社會內大和民族較難接受其他族群成員的社會歧視，以及心理、生理與文化層面適應之挑戰，仍舊志願藉由跨國婚姻的方式，選擇遷徙至日本東京，成為日本境內少數的臺灣人口。其選擇遷移時的時空環境，及其當下進行抉擇的動機更是引起我深入探討與瞭解的動機之一。最後，本研究對象身處在大和民族的主流文化中，不斷地在原生文化與新接觸文化之間進行文化更新，開創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著實令我深感佩服，更值得我進一步地探討其定居東京之後，如何擺盪於兩族群文化之間。. 第二節研究目的多元文化主義強調的是對於文化差異的尊重、相互承認彼此的文化認同，也就是透過相互的對話，傾聽對方為何會堅持其認同被承認，促使雙方產生相互歸屬的心靈悸動（施正鋒，2005）。潘英海（1992）也提出，兩種不同文化團體接觸過程中的互相學習，就是一種涵化的過程。多元文化主義之核心為承認與尊重文化的不同性，並且促進人與人間的平等，在實踐上秉持自願主義的理念，其主要精神在於每個族群都有選擇文化歸屬的能力，認同族群文化的自由（李瑞華， 2003）。本研究主要探討一位原本居住於台灣的中華民國籍女性，自小成長於傳統台灣家庭，距今三十年前，其日本籍先生因工作契機前來台灣，遂與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相識、相戀，也因而促使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成為跨國婚姻下之志願婚配移民者。該研究對象藉由婚姻移民之方式，遷徙至日本東京，成為三十年前日本東京社會內少數的臺灣人口後，先後經歷學習成為一位稱職的大和民族族群文化期待 5.

(15) 的妻子與母親，更為了尋求事業層面的發展，面對著當時日本社會中以男性為主體的職場型態，本研究對象積極符合大和民族主流文化對於女性之期望，並適度發揮原生族群文化特色，化解工作業務方面的重重挑戰，獲得客戶青睞。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一位中華民國籍婦女藉由婚姻移民之方式，遷徙至日本東京後，如何面對、適應日本大和民族的主流文化，更探討她離開自己所熟悉的文化情境及生活環境後，如何維持與原生文化之間的聯繫，其又會透過何種形式、做法傳遞原先自己所認同的族群文化。本研究藉由生命史之研究取向，試圖紀錄其成長歷程，以瞭解女性日本華僑在不同社會文化脈絡之下的生活經歷、文化認同、文化適應、族群認同的整體過程，更從中發掘女性日本華僑涵化過程中的可能影響因素。因此，本研究之研究問題羅列如下：一、女性日本華僑選擇跨國遷移的可能決策因素？二、女性日本華僑遷移後文化認同與適應情形如何？三、影響女性日本華僑文化/族群認同之可能性因素為何？. 第三節研究限制本研究主要乃是探討一位原是中華民國籍的婦女，透過跨國婚姻遷移至日本東京後，成為日本境內的少數的臺灣人口，進而探討其處於日本大和民族之主流文化下，對於自身原生族群文化認同之情況，以及其居住於日本國境內時，接受大和民族主流文化的涵化過程。換言之，本研究藉由探討研究對象遷徙至日本東京後，其具體日常行為與價值觀念轉變之歷程，從中瞭解研究對象族群文化認同的轉移過程，因此本研究著重於研究對象處於原生文化及接代社會文化，二項族群文化之間的適應及涵化過程。吳乃德（2005）認為一個民族必須具有充分的政治主權，也就是民族的範圍、界線，必須和國家的範圍與界線一致，因此同一個民族只能有一個主權國家。族群作為具有一定文化傳統與歷史的群體，和作為與固定領土相聯繫的政治實體民 6.

(16) 族之間，存在著重要的差別（馬戎，2005；李法軍，2007）。也就是，族群是界定在同一社會之中，一群具有共同歷史與文化來源的人們便屬於同一族群，而民族強調的是國家及政治實體，同一民族便表示此一群人們具有相同國籍，民族認同更重視的是國家認同及對於該國家政治共同體的認同，而非文化層面的共同體。因而，本研究對於研究對象跨國遷移之具體行為，及其由原本中華民國籍歸化成為日本國民之過程，僅限於文化、族群層面進行瞭解與分析，而非將之視為一種國家認同討論與解釋。也因為本研究主要係為探討日本東京社會內，一位台灣女性與主流大和民族群體之間的相處情況，以及其如何調適及學習的過程，因此本研究針對研究對象處於日本社會中的三十年時間進行較多探討、討論及呈現，而將其身處於臺灣的成長歷程與情形，視為研究對象跨國遷徙產生、遷徙後文化適應與文化認同的背景、情境脈絡，所以本研究以較少篇幅呈現研究對象居住於臺灣期間的成長過程。並且，受限於語言無法順利溝通之問題，促使本研究未將研究對象的先生列為訪談對象，因此本研究對於研究對象移民後，其文化適應、文化認同過程的探討，僅以研究對象的女兒、妹妹和貿易事業合夥人訪談資料，進行三角校正檢驗，換言之，本研究於探討研究對象遷徙後文化認同的母親角色與行為時，缺乏蒐集研究對象的先生之詮釋觀點。. 第四節名詞釋義壹、華僑我國之華僑身分證明條例第四條第三項指出，自台灣地區出國，在國外合法連續居留十年，並在僑居地合法工作居留四年以上，且能繼續延長居留者，得申請華僑身份證明書，而華人是指兩岸三地以外所有旅居海外的華人，包含第一代移民及其後代。過放（2002）指出日本華僑是依照日本法律在日本辦理了外國人登記手續， 7.

(17) 持有永住者、日本人配偶、永住者的配偶、定住者、特別永住等在留資格（可以常住或永住日本）的中國人，日本華僑向日本法務大臣提出歸化申請，並得到許可批准後，其便成為日本人，即日本華人。本研究主要探討一位自台灣移民到日本東京的女性，其居住於東京期間文化、族群認同過程，因此本研究依據我國所公告之華僑身分證明條例，華僑係為由台灣地區出國後，在國外合法連續居留達十年，且能繼續延長居留者，並進一步界定居留國家為日本。其次，本研究著重於女性日本華僑擺盪於原生文化與新接觸文化之間的情形，又考量本研究採取生命史研究法，所以本研究更進一步將日本華僑界定居住於台灣達二十五年以上，並也於日本居住達二十五年以上者。. 貳、族群施正鋒（1998）認為族群（ethnic group）是政治學或社會學的用字，指的是國家內部一群群不同的共同體，他們的成員除了在客觀上具有共同的血緣、語言、宗教、文化或共同的歷史經驗，同時在主觀上具有福禍與共的集體認同。王甫昌（2003）提出族群其實可以被當作是一種人群分類的想像，當我們想像在一個社會或國家中有一大群人，因為與自己有共同的來源、文化或語言，所以被歸類與自己同屬一個族群，並且與其他人群相較，具有某些程度的差異性，也就是族群團體是人們主觀想像所界定而來。由此可知，族群界定不僅牽涉文化差異性，亦牽涉主觀層次之自我認定、想像共同體的感受，而本研究著重於探討女性日本華僑跨國遷移，成為移居國家境內的少數台灣人口後，其所如何面對、處理所產生的自我文化、族群認同之危機狀況，探討內容論及研究對象的自我價值觀點，以及他人想法的轉變過程，因此本研究對於族群的界定，依據王甫昌（2003）所提出的，族群乃是一個社會中，人們依據文化的相對差異性，進而主觀想像界定而來。其次，本研究主要探討一位由台灣遷移至日本東京的女性移民之文化、族群認同，因此本研究中主要界定 8.

(18) 的族群，是依照日本主流大和民族文化和台灣文化之相對性、差異性而論，並同時兼顧研究對象內心主觀想像自己歸屬的共同體想法。. 参、文化認同譚光鼎（1998）認為，文化認同乃為個人接受某一特定族群的文化態度與行為，並且不斷將該文化之價值體系與行為規範內化至心靈中的過程。文化認同可視為同一群體的內部成員，彼此之間分享了共同的歷史傳統、習俗規範及無數的記憶，進而對該群體形成一種所謂共同體的歸屬感（江宜樺，1998）。本研究藉由生命史以瞭解女性日本華僑文化、族群認同，過程中涉及較多研究對象價值觀點的紀錄與探討，因此本研究依照譚光鼎（1998）所提出之見解，界定文化認同係為個人不僅接受，並且不斷實行、內化某一族群的文化態度與行為規範。. 9.

(19) 第二章文獻探討第一節跨國遷徙之理論與脈絡本節分為二大部分，第一部份介紹相關的遷徙理論，包含現代化理論、歷史建構理論、跨國主義與網絡理論，最後更談及遷徙理論與跨國婚姻之相關性；第二部分介紹日本、台灣七○及八○年代之間的社會整體情況。. 壹、遷移理論與跨國婚姻相關研究一、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早期遷徙研究認為移出地與移入地位於直線的兩端，中間受到各項推拉力因素影響，個人身處其中，便會針對各項因素進行理性評估，而決定期是否遷徙。早期的遷移研究著重於移出及移入地對個人造成的推力及拉力。每個地方同時存在著吸引人、排斥人的因素，吸引人的因素形成一種拉力，而排斥人的因素則是一種推拒人口進入的推力，同時受到個人的性格、智慧、對其他地方的認識程度等，而影響其對於原居地、移入地的判斷，換言之，透過個人審思判斷後，當移入地拉力大於推力時，個人就會進行遷移（Lee,1966）。現代化理論強調個人理性評估的關鍵在於金錢、經濟層面。研究遷徙的現代化理論主張，移入地與移出地放置於直線的兩側，遷徙者就處於這一條直線上，受到兩地推力、拉力的相互影響之後，個人會從中進行評估，而評估最主要的考量在於金錢、經濟層面，也就是遷徙者最關心的問題在於遷移之後，自己所能獲得的薪資收入會增加多少，因此遷徙的產生可視為個人理性判斷之後的決定（Mitchell,1969）。現代化理論立基於兩地平衡發展的觀點，假設遷徙者原本居住於缺乏金錢資本卻富含勞力資本的地區，因此遷徙者藉由遷徙至移入地之後，可將自身的勞力資本轉換為比原居地較多的金錢收入，而當移民者賺取定額金錢收入後，他們又會再度返回原居地進行投資以改善家鄉環境，並將自己所習得的. 10.

(20) 工作技能發展家鄉之企業與工業發展（Greory and Cazorla,1987）。由此可知，依據現代化理論的觀點，遷徙所造成的人口流動會促進移出地與移入地之間均衡發展，並且遷徙者也成為改善原居地的實際行動者。. 二、歷史建構理論（Historical-Structuralist Approach）然而，許多探討移民的研究者發現，遷徙者並非完全如現代化理論所言，成為改善原居地的實際行動者，因而歷史建構理論立基於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的觀點，提出遷徙者是勞力性商品的看法。 Donnan 與 Werbner（1991）指出許多針對移民匯款與儲蓄的研究卻透露出，遷徙者反而是把大部分的收入花費於消費商品，並且當遷徙者返回家鄉時，其在移入地所學得的技能無法適用於家鄉的工作環境。有鑑於此，歷史建構理論提出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的觀點，也就是把所有的國家區分為中心與邊陲區域，而移民者乃是由政經邊陲國家遷徙到中心國家，換言之，這些遷徙者是一種勞力性商品，從低工資的勞力輸出地區遷徙到高薪資的勞力輸入區域，因此在移民者身上可以清楚看出中心與邊陲國家不平等的情況，也加強了對於邊陲國家移民者勞力剝削的現象（Gonzalez and McCommon,1989）。換言之，歷史建構理論認為遷徙者絕非積極想要改善原居地的行動者，而是世界資本主義潮流下，不能控制權力的抗爭、奮鬥者。. 三、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與網絡理論（Networks）無論現代化理論或歷史建構理論，二者均強調遷徙者選擇移動的主要考量在於薪資差距、實質金錢要素，然而單一的經濟因素卻不能全面地解釋，遷徙者移動之後對移出地及移入地所造成的影響和變化。跨國主義強調遷徙者移民之後，依舊穿梭於兩個社會及文化之間，促使移出地和移入地之間不再是簡單的，一條線上兩端的關係。跨國主義主張移出地與移 11.

(21) 入地之間不再是單一條線性的關係，遷徙者在遷徙之後會藉由現代通訊、交通科技會自由地往返二個國家的邊界，穿梭二種截然不同的文化與社會系統（Georges,1990）。Gupta 與 Ferguson（1992）認為遷徙者會運用自己對於原居地的回憶，在移入地建構新的生活方式。當這些遷徙者對於移入地產生歸屬感受時，代表他們已經克服居住於移入地的孤獨感覺，並在移入社區內已經擁有親屬、朋友，對於移入地文化具有相當程度的熟悉感（Chavez,1991）。Basch 等人提出跨國主義強調移民定居於國外之後，仍然維持著自己與原居地的經濟、政治、社會連帶，例如：穩定而持續的匯款與投資，密切聯繫或交替居住的家庭親友，透過僑界團體發揮對母國政治的影響力等，所以移民的生活空間是跨國度的社會場域，而國家與文化的認同也是多元的（引自藍佩嘉，2002）。即將遷移的人們，可以透過與來自於相同原居地的移民者聯繫，協助自己在未來的移入地尋找工作、住所，彼此互相照應，減低遷徙所可能帶來的風險、危險性（Ho,1993）。Stack（1996）更進一步提出，遷徙者日後選擇返回原居地是以親屬關係為主要考量，而非經濟因素抉擇。換言之，遷徙不單是一種行為，更是一種過程，遷徙舉動的產生及其之後所產生的影響，都需要考量遷徙者所身處的社會環境背景與人際網絡關係，並且遷徙者不僅藉由現代科技聯繫母國、擴大生活場域，更藉著人際網絡分享彼此之間的資源。網絡理論將人際網絡關係視為遷徙者的社會資本。Lomnitz（1977）提出人際關係網絡可以將原本分散的遷徙者聚集在一塊，尤其當遷徙者在居留地集中越多社會及經濟資源時，可以促使遷徙者們彼此之間的關係更穩固，也使得來自於相同家鄉的遷徙者可以藉此順利地在居留地維持生活。Brettell（2000）指出社會人際網絡與親屬會同時協助遷徙者適應社會環境的變化，並且透過人際網絡集中、分配各式資源，促使來自於相同原居地的遷徙者在移入地，得以自我維持、鞏固該網絡的穩定性。一旦移居者的數量達到某個關鍵門檻，網絡的擴張會降低移動成本與風險，促使遷徙的機率增加，帶動額外的移動而擴大網絡（朱柔若， 12.

(22) 2008）。因此，遷徙者透過人際網絡在移入地聚集，便容易形成彼此相互協助、適應新生活的族群團體。當人際網絡不斷擴張、穩定時，族群性議題越顯重要，且資源集中、分配者的重要角色也越趨彰顯。女性遷徙者往往居於遷徙者人際網絡的重要位置，也就是女性遷徙者可能是人際網絡的起始者，或是人際網絡內集中、分散資源的重要支配者（Zavella,1988）。Uni（1991）更提出當族群成員的族群認同意識較為強烈時，女性會展現出較男性更為顯著的領導能力，且積極承擔分派、平均資源的任務。Gmelch 與 Gmelch（1995）認為女性遷徙者在移居地享有較多自由、權力與工作機會，所以多數女性遷徙者較不願意返回原居地。Brettell（2000）指出遷徙者透過人際網絡形成的族群團體，亦或建立起族群企業，不僅發揮協助遷徙者適應移居地生活與社會文化的功能，也容易成為遷徙者維繫原居地文化的一種管道。綜上所述，單一經濟、社會階級因素雖是遷徙的要素，但是遷徙者在遷徙過程前後所身處的社會環境背景、人際關係支持網絡、與原居地聯繫情形等等，均是促成遷徙者選擇移動的重要考量，因此性別、族群與社會階級都是分析、探討遷移者、遷移過程的重要基礎。並且遷徙之後的移民者更會藉由各種通訊方式，維持與原居母國之間的聯繫，穿梭於不同社會、文化、政治與經濟系統之間，促成其多重、流動的位置與認同觀點。移民者的生活空間是跨越國度、跨越界線，其所持有的認同觀點也不能再以單一項目來判斷與衡量。Kearney（2000）提出討論跨越國際的移民認同過程時，不僅需要考量移民在二個國家、二個區域之間的聯繫狀況，同時也必須考慮移民身處社會環境脈絡下國家與各種社會機構可能造成的影響力量。遷徙主體既然佔據了多重的社會位置，其認同也會依不同的社會時空、生活處境而流動與轉變（藍佩嘉，2002）。當移民者對於原居地的經濟、政治與社會涉入程度減低時，他們關於家鄉的社會聯繫網絡也不再活躍，但是其內心依舊保持著與母國的連繫感 13.

(23) 受，也就是傳統界定清晰的國家、族群與文化認同定義與意義，已經無法捕捉、詮釋現今跨國移民認同建構的多重、流動過程（Park,2007）。跨國遷徙不僅對移民者自身產生變化，對於派送或接受這些移民的國家、地區，也形成不可忽視的影響。Stalker 指出對人口外移國來說，國際人口遷徙可以紓解人口壓力、降低失業率、增加海外匯款收益，但是這些國家同時可能會發生人才外流與移民出走文化的現象（引自蔡繼光，2002）。儘管外來移民可以帶來許多有利的影響，例如：外來移民願意從事待遇不佳的工作，為本地勞工創造更好的就業機會，移民使當地人口年輕化，並協助維持整體的人口數等，但大部份的移民接受國家仍舊無法避免強烈的反對聲浪，本地人民害怕從邊陲的貧窮、落後國家遷入之移民，會替自己的家鄉產生更多犯罪現象、傳染病蔓延、降低生活水準等等社會問題（蔡繼光，2002）。綜合言之，移民者生活空間已不再是單純的定居狀況，對移民者而言即使身處僑居地，內心依舊聯繫著自己的原生母國，甚至也會於各個層面不停循環、往返二地之間，也因此對於人口外移國及移民接受國而言，移民潮流所造成的影響不容忽視。. 四、跨國婚姻相關研究跨國遷徙不只影響著移民個人，同時也影響著移出地與移入地的社會、文化狀況，尤其，來自於不同國度的男女，各自懷抱著原生社會、家庭所教授給自己的婚姻觀點、家庭角色期望，許下婚約誓言後，便開起彼此日常生活習慣改變、適應的挑戰歷程。婚姻可能是女性期望獲得較好生活環境的一條管道。Rangel（1999）認為跨國婚姻可以說是一種促成階級流動的方式，屬於少數族群的一方，可以從對方獲得提升到較高社會階級地位的好處，而屬主流文化的配偶，也可由少數族群配偶處，得到在原本社會階層中所無法實現的成就感受（引自劉美芳，2001）。夏曉 14.

(24) 鵑（2002）指出婚姻移民女性選擇遠渡重洋，事實上是為了突破現存環境對於自己的限制，希望藉由移民、跨國遷移以追求更美好的生活空間。跨國婚姻也可說是邊陲、核心國家不平等發展的一種現象。夏曉鵑（2003）更進一步提出，邊陲國家的女性因男性經濟力衰退，而將對象轉向核心、半邊陲國家的男性，也就是跨國婚姻乃是核心與邊陲國家因不平等發展而被擠壓出去的男女，彼此透過婚姻來解決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困境，因此外籍新娘提供給核心、半邊陲國家廉價勞動力及生育，對於邊陲國家而言，則有利於資本累積。 Constable（2005）也發現跨國婚配裡的男性多是處於經濟發展較具優勢的國家，但往往在自己國家內的婚姻市場中，居處於弱勢者的角色，而跨國婚姻中的女性，多數是來自於經濟發展較為弱勢的國家，同時可能也在自己國家的婚姻市場中佔據著較為不佳的位置，亦或受到身旁周遭親友、同事等影響，對於其他國家、地區抱持著高度好奇心，嚮往、夢想著與其他國家男性結婚而移民。由此可知，跨國婚姻下的男性與女性，大多是居處於兩個發展不對等的國家中，彼此透過國際婚姻的選擇，以解決自己現實生活或婚姻市場的難題，並且在該婚姻關係中，原本居住在經濟較為弱勢國家的女性，內心對於即將遷移進入的國家，往往抱持著美好的想像，希望透過婚姻移民而能夠踏入更自由、更富裕的生活環境。跨國婚姻中的夫妻，不僅需要面對家庭環境的差異，更需要克服因文化差異而造成的爭執。Cahill（1990）指出跨國婚姻中的新移民，必須同時面對著社會及家庭文化的雙重挑戰，因為每一個人在自己所屬的文化體系中，逐漸學習甚至已經內化的知識，無法輕易地在短時間之內，就讓來自於不同文化的配偶所接受和理解，因此跨國婚姻中的夫妻時常需要多費更多時間及精神，經營自己的婚姻關係。Chikako（1991）認為跨國婚姻下的新人們，因為各自帶著自己語言、習慣、國籍等，成立了新的家庭環境，因此在跨國婚姻家庭之中，男女雙方容易因為文化差異、家庭環境差異而產生爭執，也因為如此，彼此之間必須更努力克服 15.

(25) 衝突、跨越差異。跨國婚姻女性移民者在主流社會中處於弱勢者的困境，依舊無法侷限其積極想融入接待社會、脫離貧窮的想法及行動。邱琡雯（2003）提出跨國婚姻的女性移民面對外界的不友善言行，往往會採取沉默的態度，但是這是一種以退為進的生存策略，也就是雖然女性移民在主流社會中，受到自己經濟和語言能力、文化、人際關係等限制，而被認為是弱勢者的角色，但不代表其不具有脫離弱勢者的能動主體性。葉孟宗（2004）發現跨國婚姻中，女性配偶多是因為故鄉的經濟生活不佳，期待能夠改善家境而選擇與半邊陲、核心國家的男性結婚，婚後首當其衝必須解決、克服的困境，就是語言溝通阻礙其表達自我，同時女性配偶也希望能夠工作，改善原生及婚姻家庭經濟現狀。多數人口在談論跨國婚姻時，總是持著負面觀點而模糊了在跨國婚姻關係中，女性移民選擇遷徙、適應主流文化的積極意涵。Suzuki（2006）指出跨國通婚會模糊掉重要的政治和社會疆界，使得跨國婚姻中的女性移民者，往往會被假定為，是不斷尋找機會以便在移入地合法居留的投機份子，她們將透過經濟、文化和族群性的手段，干擾移入國家的社會秩序和國家組織，就是因為人們討論跨國婚姻時都是採取負面態度，而忽略了跨國婚姻的複雜性、積極意義。許雅惠（2009）研究新移民婦女的社會資本時，發現原生家庭及同鄉網絡對於跨國婚姻女性而言，確實有助於其初期生活適應，但是同鄉網絡中存有著部分的負面傷害，例如：不信任、妒忌、閒話、競爭等，使得女性移民傾向於不願投資時間及資本，以經營同鄉網絡關係，轉而追求、更積極地融入接待社會，努力實現成為移入地的本地人之理想。由上可知，多數跨國婚姻是由較富有國家的男性，和經濟弱勢國家女性結合，使得主流社會人群時常以負面態度看待女性移民，視女性移民為投機者、弱勢者，也因為如此，大部分人們在討論跨國婚姻時，往往忽略了在跨國婚姻關係下，女性配偶選擇移民、沉默面對他人歧視、適應主流社會文化、改善家庭經濟 16.

(26) 環境等的積極生存策略。換言之，本研究於探討女性日本華僑移民之後的文化適應、文化認同歷程時，必須更聚焦於研究對象本身的主體性、能動性，多花心思探討研究對象積極跨越、克服現實環境中，其所遭遇的各式困境、限制。. 貳、日本與臺灣的社會文化脈絡一、日本民主化與臺灣威權政治日本雖於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卻為日本社會開啟民主化的序幕。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面臨亡國危機的日本政府向盟軍表示願意接受「波茨坦宣言」，八月十五日昭和天皇公布「終戰詔書」，九月二日日本政府簽署投降文書，日本從此進入盟軍統治的時代（陳鵬仁、黃琬珺，2004）。同盟軍進駐日本後，敦促日本實現民主化和非軍國主義化，一九四六年元旦，裕仁天皇在盟軍總部的勸告下，發表了否認天皇當作「現御神」，日本民族遂得以從「天皇神格」的桎梏中解脫出來（林明德，2006）。受惠於憲法的頒布與實施，日本境內各式制度均遵循自由、民主主義。一九四五年十月初，盟軍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指示日本政府迅速研擬日本憲法修正案，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三日盟軍認為日本所提出的憲法修正草案不符合要求，乃自行擬定「日本國憲法」，並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日公布，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施行，從此之後，日本政體採取議院內閣制，並實施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在社會方面推行平等主義，對外關係厲行和平主義（郭汀洲， 2005）。這部新憲法基於主權在民、永久放棄戰爭、尊重基本人權的原則，改變日本舊國家機構，並且依據權力分立的原理，將行政、司法、立法三權明確劃分，日本至此始有近代的民主主義、自由主義的理念（林明德，2006）。日本憲法強調國家主權為全民所有，日本天皇不再是統治者。日本憲法規定天皇是日本的象徵，統合日本國民的象徵，換言之，主權是屬於日本全體國民而非天皇，並且國會是國權最高機關，是日本唯一的立法機關，因此從憲法頒布之 17.

(27) 後，天皇的權能都只是形式上和禮貌性的權力（陳鵬仁、黃琬珺，2004）。日本憲法制訂之後，各種法典與制度亦從事大幅度修改，婦女社會地位因此大幅提升，民法便基於男女平等精神，廢除對妻子權利的限制，配偶具有繼承權，子女不分男女均享有繼承權，在刑法方面，廢除大逆罪、不敬罪與通姦罪，更制訂了《地方自治法》，地方首長由居民直接選擇而產生（鄭樑生，2003）。二次大戰後，日本文化發展深受美國的影響。一九四七年盟軍總部指令日本政府致力於經濟復興，尤其韓戰的爆發促使日本成為美國聯軍的兵工廠，給予日本擴張軍需市場的大好機會，出口大量增加，帶動國內投資熱潮，並且在一九五一年世界四十九國與日本簽訂「舊金山和約」，同時日本與美國締結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舊金山和約條款生效，日本結束長達六年半的盟軍佔領統治時期，重新獲得政治獨立國家地位，也因為安保條約促使日本日後居於美國的從屬地位（林明德，2004）。隨著美軍大量湧入日本社會，促使美式餐飲食品成為日本人垂涎羨慕的食物，美國式的娛樂項目在日本大受歡迎，就連一般美國家庭的生活方式也成為日本國民人人嚮往的目標，因此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文化形成，可說是一種美國化演進過程（郭汀洲，2005）。由此可知，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各式制度經歷根本性的民主改革，變革以往傳統日本天皇神格化觀念，以及婦女社會地位大幅提升，而民主化過程中，日本依賴美國甚深，也因為位居於美國從屬地位，促使日本人民獲得和平且富足繁榮的生活，導致日本整體社會及人民，無形之中對於美國衍生尊敬、謙卑態度。日軍戰敗後，臺灣回歸祖國懷抱。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昭和天皇公布「終戰詔書」，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授權蔣介石先生接受在臺日軍投降，十月二十五日陳儀在臺北公會堂接受台灣總督安藤利吉的投降，接受了臺灣（薛化元，2004）。賴澤涵（2005）指出臺灣回歸祖國，臺灣人民歡欣鼓舞，城市到處都有歡迎祖國的牌樓，臺灣人民很熱心學習國語和三民主義，國旗也在臺灣變成暢銷貨，臺灣人民大概認為從此不必再做二等國民，但是來臺接收的官員和軍隊 18.

(28) 等卻讓台灣人大失所望。臺灣雖回歸祖國，但國民政府卻以國共戰爭為由，主掌政權與經濟利益，使得臺灣再次陷入動盪不安的局勢。游啟亨（2002）指出國民政府於光復之後，臺灣的軍政大權全部集中於行政長官－陳儀手中，陳儀不僅模仿日本統治臺灣的殖民地統治時代模式，更設立許多繁雜法規並且隨時加以修改或變更，促使臺灣人民動輒得咎，以及陳儀所派任的中國大陸高級職務官員涉及貪汙舞弊事件層出不窮，再加上國民政府為了因應國共戰爭，將臺灣所生產的大量物資無限制輸出至中國大陸，導致臺灣米價飆然上揚，引發嚴重通貨膨脹。國民政府不僅以臺灣人不懂國語及缺乏政治人才為由，拒絕聘用臺灣人，因此官僚體系中全由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士所壟斷，同時利用國民政府貿易局掌控重要農工產品的購銷，更不顧民意願將各式公私企業收歸國有，實行香菸、酒、樟腦、火柴及度量衡專賣制度，使得臺灣社會瀰漫不安與動盪氣氛，尤其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專賣局因查緝林姓婦人販賣私菸事件，二十八日開始爆發臺灣各地傳出民軍與政府軍對抗事件，蔣中正總統於三月八日斷然展開血腥肅清鎮壓，導致臺灣各地菁英被逮捕，反動報刊被查禁等（戴寶村，2007）。臺灣歷經多次省籍衝突，但也隨著世界民主化潮流不斷實現民主政治。賴澤涵（2005）認為「二二八事件」原本是一件誤傷人命的事件，但因取締者的態度以及官員對事件不夠重視，以致於引發全省性反政府事件，再加上事件過後國民黨利用「清鄉」清除臺灣仕紳的地方勢力，極力清除「日本文化」與「鄉土文化」，不斷加速臺灣「中國化」，使得國民黨勢力得以深入地方，造成嚴重「省籍衝突」。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蔣中正總統因病逝世，四月二十八日蔣經國先生掌管國民黨，促使黨內人才新陳代謝及政壇本土化設施更增加速，其更於一九七八年三月當選第六任總統（游啟亨，2002）。一九八六年國民黨開放黨禁，民主進步黨依循「人民團體組織法」及「選罷法」途徑正式成立，反映出臺灣歷經近四十年之後，勾勒出政黨政治及政治自由的遠景，更於一九九四年修改憲法條文，確定總 19.

(29) 統由臺澎金馬地區人民直接投票選出，二○○○年政權首度和平移轉，結束了國民黨統治時代（徐宗懋，2007）。綜上所述，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深受美國文化影響，而逐步邁向民主化發展，但同時期的臺灣雖然結束日本殖民統治，卻再度陷入國民政府的威權治理，導致臺灣人民原本光復歡欣的喜悅快速冷卻，也在國民政府加速「中國化」的政策推行之下，壓制臺灣本土文化與語言的發展，爆發臺灣境內嚴重省籍衝突，所幸歷經臺灣人民多年努力與抗爭，臺灣民主政治、政黨政治環境逐漸落實。. 二、日本與臺灣的經濟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不僅於政治方面推行民主化、民主主義，在經濟層面也進行大幅度改革，促使自由、民主得以更為落實，也為日後日本經濟發展奠定基礎。正村公宏（1994）指出盟軍占領日本期間，不僅對日本政治、行政制度進行變革，還著手對經濟制度及經濟組織進行了變革，包括土地改革、勞動基本權的確立、解散財閥、排除經濟力量過度集中、制定壟斷禁止法等等。韓戰爆發是促使日本戰後經濟高度成長的關鍵。呂理州（1989）提出一九五 ○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半島的三十八度線突然爆發戰火，由於日本離韓國最近，盟軍在韓國所需之物資，大半都得仰賴日本供給，這些突然發生的大量需求就叫做「特需」，就在特需熱潮下，日本實質國民總生產在一九五一年恢復到戰前的水準，也使得一些原本經營已陷入極端困境的產業，立即獲得喘息機會，最明顯的就是汽車工業。鄭樑生（2003）指出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以韓戰為契機，促使日本經濟高度成長，在一九五五年日本經濟已恢復至戰前的水準，同時日本政府持續從國外引進新技術，使生產自動化、產業合理化，因此到了一九六八年時，日本國民總生產額（GNP）已居於資本主義社會第二位。「國民所得倍增計畫」促使日本經濟高速成長，日本人民的生活水準也大為提高。一九六○年十二月在池田內閣的引導下，開始推行「所得倍增計畫」，日 20.

(30) 本政府意圖以十年的時間，要實現國民收入實際水準提高一倍的目標，並且充實社會資本以對付公害、大都市及地區間差別擴大的問題，事實上日本經濟增長率超過了預定的指標，因此所得倍增目標乃於七年間提早達成（正村公宏，1994）。陳鵬仁（1991）指出從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三年之間，日本實質生產毛額增加 5.2 倍，礦工業生產增長 9.6 倍，因為旺盛的設備投資，重化學工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大為加強，尤其當時社會資本的充實，將重點放在道路、港灣等產業活動所必須設施的整備，所以迫切需要大量勞力，也因為日本政府著重公共投資，導致一九七○年前後日本工資上漲率加速達 15％左右。一九六五年日本家庭有 90％買有彩色電視，80％的家庭有電話，90％以上有電冰箱及洗衣機，40％有私家車，並且日本人民的生活水準，到了八○年代無疑在許多方面都令人刮目相看（Beasley,1990）。林明德（2004）也提出日本的經濟雖在東京奧運之後的一九六五年，一度轉為不景氣，但依靠日本政府所推行對抗不景氣的財政政策，以及對外貿易輸出的順暢，一九六八年日本的 GNP 已超過西德，僅次於美國，高居世界第二位。日本產業結構發展策略轉為重視輕巧省油，導致工業力快速竄升。一九七三年爆發石油危機，對日本的打擊遠比其他國家重得多，日本政府採取緊縮措施，也使得日本高度經濟成長畫下休止符，但日本從此之後陸續展開省能源、省資源化改革，逐步往情報化、高附加價值化、高科技化方向發展（呂理州，1989）。郭汀洲（2005）更進一步將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經濟發展過程區分為復興期、高度成長期、安定成長期、泡沫經濟，其中將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七○年界定為高度成長期，一九七一年到一九八五年則是安定成長期，尤其一九七○年代經歷兩次石油危機與日圓升值，造成日本經濟極大的衝擊，但日本產業結構亦於同時進行大幅度調整，由原先以重化工業為中心的政策，轉換為發展輕巧省油的產業為主，導致日本工業力突然竄升，甚至凌駕於美國，然而一九八○年代後半，因為日本政府採取金融寬鬆政策，導致日本房地產、股票等資產，呈現不正常飆漲， 21.

(31) 再加上大眾的投機心態，最終讓日本經濟陷入泡沫深淵，一九九○年代堪稱為日本經濟誨暗憂鬱的時期，不過日本企業經過十年的刻苦自勵後，已脫離最艱難的局面。綜合而言，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藉著韓戰爆發的機會，發展重化工業出口貿易促使經濟快速成長，七○年代雖歷經石油危機導致短暫不景氣，但隨著產業結構轉型成為以輕巧省油工業為重心，日本成為世界經濟大國，然而也因為經濟快速發展，人民投機心態導致資產異常上漲，而引起九○年代日本經濟泡沫化。戰後初期臺灣經濟以發展輕工業供應國內市場為主。戴寶村（2007）認為戰後臺灣的經濟發展，大致分為四個歷程，從一九五○至一九六○年是戰後重建與進口替代時期，一九六○年至一九七三年為出口擴張與經濟起飛時期，一九七三年至一九八○年為經濟調整與第二次進口替代時期，而一九八○年代以後，則是進入自由化、國際化，以及技術、資本密集的工業化時期。一九五一年三月臺灣在美國協助之下成立「經濟安定委員會」，一九五三年推動第一個四年經濟建設計畫，發展輕工業以供應國內市場為主體，六○年代陸續解除經濟管制，促使臺灣經濟逐漸由進口替代政策，轉向勞力密集的外貿導向經濟（薛化元，2004）。七○年代的臺灣經濟逐漸起飛與發展。一九七二年謝東閔先生擔任臺灣省主席之後，積極推動「客廳即工廠」計畫，將客廳做為家庭副業的生產中心，迅速提升臺灣家庭脫離貧窮，達到小康的生活水準，再加上一九七三年擔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先生提出「十大建設」施政計畫，大刀闊斧地推動公共建設，並將經濟建設重點轉向發展重工業，使得臺灣在一九七一年首度對外貿易出現順差（徐宗懋，2007）。「十項建設」可說是臺灣戰後第一次大規模的基礎建設，推動的目的不僅解決當時臺灣重大基本設施的不足，也提高了經濟活動的效率，促使臺灣安然度過石油危機，經濟成長率或是工業成長率都有驚人的成績（戴寶村，2007）。八○年代的臺灣，十大建設陸續完工，以及高科技產業崛起，因而有了臺灣奇蹟的稱譽。徐宗懋（2007）指出一九八○年開始，政府以發展高科技產業為前 22.

(32) 提，制定也加速推動各式政策，使得八○年代至九○年代成立的半導體公司，資本累積速度相當驚人，同時也在產業與資金推動之下，帶動臺灣股市行情，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九日，臺灣股市以一萬一百零五點創下紀錄，但當時臺灣的國民生產總額只有一千二百億美元，約為日本的二十分之一，當時因為全民瘋狂炒作股票，衝擊社會基本價值，迅速拉大貧富之間的差距。賴澤涵（2005）提出一九七九年臺灣商人受惠於大陸開放，而取得廣大市場經濟繼續成長，因此臺灣在八○ 年代已經脫離第三世界成為新興發展國家。綜上所述，七○、八○年代的日本與臺灣經濟均處於不斷成長的狀態，經濟發展重心也朝向高科技、資訊產業為主，但是八○年代成為新興發展國家的臺灣，與當時已是世界經濟大國的日本相比較，依舊有許多層面尚待加強。本研究中的研究對象-雅子阿姨於 1978 至 1979 年間離開台灣，當時台灣社會已逐漸開放，在台灣市面上可以看見些許日本產品，例如：稀有的日本製錄影帶、昂貴的日本製家電產品等，也有部份日本人攜帶現金、專業技術前來台灣經營各種事業，開啟了日本人和台灣人相互交流的管道，卻也呈現出台灣人和日本人經濟能力、專業知識不對等的現象，使得當時普遍台灣社會中的人們，對於日本人存有富裕、先進、教育良好的想像。. 三、日本的國民性日本雖然實行民主化政策，但日本人實際生活中依舊信賴階層制度。Benedict 認為雖然日本近代推行西化措施，仍然是個貴族社會，人們在每次招呼、每次接觸中，都必須表現出相關各方社會距離的種類與程度，日本人強調人們必須學習如何在不同的境況中表達不同的禮節，而且在日本家庭正是學習及細心遵奉禮節規則的場所（引自黃道琳，1984）。呂理州（1989）更指出日本經濟在邁入高成長的過程中，日本式經營扮演了重要角色，日本式經營強調終生僱用及年功序列，因而員工升遷決定於年資，有助於發揮團隊精神，尤其終生雇用制度促使每 23.

(33) 位員工經歷各種不同性質的職位，而成為通才，能夠很快地勝任新的工作並對公司保持忠誠態度。日本人不僅強調按照位置固守本分、遵從禮節，也抱持高度集團主義，重視維持集團內人際關係的和諧。王家通（2003）認為日本人非常注重禮貌，與人第一次見面總是低頭彎腰，交換名片，他們不會在大眾面前使人難堪，但也不會輕易流露出真實感情，並且日本社會階級觀念深厚，也因此對於年資、團隊精神格外重視。郭汀洲（2005）指出在實際的生活中，令人感受到日本是一個多麼講究禮節規矩的國家，而不免讓人產生拘束感，而且日本國民具有高度的集團主義取向，每一個日本人對於自己所屬團體，抱持強烈的向心力與歸屬意識，所以作自我介紹時，通常是先說明自己屬於那一家公司，而非先介紹自己的職業類項，並且對於相同集團內的成員彼此和睦、講求公平與利益均霑，對於圈外人則表現出嚴肅拘謹、不苟言笑的態度，甚至日本公私機構的男性職員，除了加班晚歸之外，往往需要交際應酬，或是週末假日陪同上司打高爾夫球，幾乎沒有時間與家人團聚，導致家務與子女教育責任，完全落在家庭主婦身上。日本人事事講求以和為貴、按部就班，對集團必須忠誠。林明德（2006）也提出日本社會並非以個人為本位，而是個人生活在各種集團之中，也因為個人對於集團擁有強烈的歸屬意識，當外人要加入其團體時，往往會呈現出激烈的排拒態度，並且在集團內部上下關係極為嚴格，階級思想相當根深蒂固。蕭曦清（2008）更具體地說明，日本由於島國本身領土有限，造成日本人抱持高度國家意識的民族性，而日本人最大的長處就是忠誠，不僅對國家忠誠，也對公司等團體忠誠，所以日本人傾向於集體行動，總是把自己視為集體的一部份，集團內部強調事事以和為貴，且在每一個集團之中，上下地位分別頗為嚴格，每一個人都必須進行有秩序的升遷，尤其日本人歸屬家庭的觀念比較淡薄，再加上強烈的使命感，要求自己務必把工作做好，對於禮節總是堅持遵從，在一切場合都要拘泥於禮節，即使是家庭成員之間也不例外，也因為重視禮貌，所以日本人絕不輕易說出拒絕 24.

(34) 或不滿的話。受到島國資源有限影響，日本人生活習慣講求簡單，也因為害怕資源耗盡、生活貧窮，產生表面快樂冷靜、內心苦悶擔憂的性格。日本實際上是一個富裕國家，但人民心理往往會感到貧窮，而不斷強迫自己繼續進步，因而日本人表面快樂、禮貌及冷靜，其實內心苦悶，常常需要借酒澆愁，所以想要了解他們，最好的方法就是成為他們的知己之後，邀他們暢飲，只要幾杯黃湯下肚，日本人便會原形畢露，表露真情，並且日本人素來節儉，生活習慣不重視鋪張、繁雜與浪費，所以日本人的餐點都極為簡便，主要強調營養均衡，婚喪喜慶，一向都以簡單隆重為主，就連住宅也是精緻潔淨、耐久性長，尤其清潔乃是日本人的特性，無論家庭、學校、辦公室、餐廳、旅館等，都是窗明几淨，清潔溜溜（蕭曦清，2008）。由上可知，日本雖強調民主化、自由化，但現實生活中仍舊依賴傳統階層制度，使得每一位日本人得以瞭解自我位置，進而表現出合宜的行為舉止，再加上基於島國的地理環境，促使日本國民產生危機感受，因而產生表面與內心不一的性格、生活講求簡單與精緻，並且萌生高度國家、團體歸屬意識，對於集團外的人抱持著強烈的排斥感受，而於單一團體內每一個人必須按部就班，善盡職責。. 四、日本的教育與科技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多數日本人認為教育是之後重建日本最大的原動力，因此日本政府在教育層面也進行了民主化的改革。黃振隆（1985）指出戰後，日本放棄軍國主義、實施民主政治，在教育方面也採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廢除學校軍事教育，促使戰後日本各式教育趨向於民主化，尤其新憲法公布之後，婦女社會地位提高，日本政府對於婦女教育之推行不遺餘力。林明德（2004）更詳細地提出，一九四七年日本政府公布「教育基本法」與「學校教育法」，一九四八年又頒布「教育委員會法」，將教育學制更改為六、三、三、四制，並強調教育著重培養個人尊嚴，追求真理、和平，並且教育機會均等，義務教育延長為九年， 25.

(35) 實現男女同校，促使兩性均能獲得同等教育機會。改革之後的日本教育獲得大幅度的進展。Beasley（1990）提出絕大多數日本人，均盼其子女能受較高教育，及進入聲望卓著的學校，所以國中畢業進入高中的學生人數增加迅速，一九五○年升學率為 43％，一九六○年為 55％，一九七○年為 82％，到一九八○年高達 94％。王家通（2003）更具體指出，隨著經濟的發達，日本政府為了顧及就學方便，及保障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受教權，乃於一九六三年實施教科書免費制度。在日本政府推行數項教育改革，以及隨著國民所得的增加，五○年代高中升大學的升學率為 10％，到了七○年代則增為 25 ％，二○○二年上升至 44％，日本社會是一個極端重視學歷的社會，無論政府或企業進用人才均偏重於學歷，因此升學主義蔓延整個日本社會，導致幫助學生升學的各種預備校（補習班）到處林立，所以日本一般大學生都是經過一番激烈的競爭才得以入學（郭汀洲，2005）。教育獲得改善後，日本社會培育了許多優秀技術人員，科學技術也開始重視獨創性發展。隨著日本政府於二次世界大戰後進行改革，日本的科學技術也開始進行革新，在一九五○年代日本主要自國外引進科技與機器，以發展民生工業，更趁著韓戰爆發的機會，日本出口貿易及科技技術大為蓬勃發展，到了一九七○ 年代，由於石油危機，技術引進較為困難，此時日本政府開始倡導以技術立國、研發獨創性科技，因而七○年代日本的機器人數量高居世界第一，自動化生產技術乃成為日本的一大特色，更於一九八一年日本政府推動十年高科技發展方案，著重於發展核子、宇宙與海洋等領域，轉而強調科技與人類以及社會間的調和，重視國際性科技，當前日本科技逐漸朝著輕薄短小而精緻的製作發展（林明德， 2006）。九○年代的日本經濟出現泡沫化，日本教育也出現些許問題。二次大戰後經濟發達，促使日本逐步走入消費性社會，導致日本家庭制度逐漸走向小家庭、少子化，也由於都市化速度加快，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更加疏離，再加上升學競爭激 26.

(36) 烈，日本教育層面出現少年犯罪比例上升、校園暴力事件增加及學生拒絕上學等問題，日本政府乃於一九九八年修訂完成「教育改革方案」，以充實日本學童心靈教育，並發展多元選擇的學校制度（楊思偉，1999）。楊思偉（2008）指出經濟的高度成長帶給日本從來沒有過的富裕，再加上日本人平等化的觀念，使得日本社會變得富裕平等，但相對而言人們向上地位移動的動機就會減弱，換言之，學歷能夠獲得的報酬，未來會快速增加不確定性，以及經由平等化所獲的所得、聲望、權力的報酬，逐漸冷卻年輕人做為地位上升移動的手段，也冷卻了學生為了獲得更高學歷的上進心。由上可知，日本政府有鑒於國內資源有限，秉持著日本人做事要求盡善盡美的態度，因而紛紛推動教育、工業科技來復興與重建國家，因此在經濟高度成長期間，教育情況獲得大幅度改善之後，乃採取以教育為基礎，從事科技層面研究、創新及發展，著重於技術整合以追求精緻、短小的科技產品，重視人文社會及生態環境維護，促使日本的科技工業在世界佔有不可忽略的角色。二次世界大戰是日本整體社會、國家轉型的關鍵時刻，戰敗後的日本在盟軍協助之下，快速進行民主化改革，也因為美國在盟軍內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因而日本現代化過程中受到美國文化影響較大。其次，日本政府深感於國家要再度強盛，必須依賴教育及工業發展，因而於戰後積極發展、規劃教育改革，並重視工業結構轉型，促使一九七○至一九八○年代的日本國民不僅教育水準提高許多，所得也增加快速，成為世界上經濟大國之一，然而也因為日本地理環境限制，國內資源相當有限，促使日本人內心擔憂資源耗盡、貧窮，事事講求團結、階級制度、不浪費，因此表面上日本人民十分富裕，心裡卻時常感到憂慮、害怕。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便是於一九七七至一九七八年前後移民至日本東京，適逢日本社會瀰漫著自由主義、富裕生活型態的情景，各式公共建設、國民福利措施積極發展，婦女社會地位大幅提升，日本境內朝氣蓬勃、國民物資充足且豐富。但居處於該經濟大國中的大和民族人口們，心中卻經常感到緊張、害怕，不斷要 27.

(37) 求自己進步，更必須堅守自我本分、維護禮儀，更是以生為日本國民為自我至高榮譽。然而，本研究對象居住在臺灣的三十年之間，卻親身經歷過白色恐怖事件，並且少數外省人以威權統治方式對待原先居住於臺灣的閩南人口，即使到了一九七五年由蔣經國先生接任國民黨主席後，開始推動黨內人員本土化，尊崇民主化政治，但普遍臺灣人民心中依舊存在著無法抹滅的傷痛，再加上臺灣經濟情況是到了一九七二年之後才逐步起飛與發展，一九七三年才開始規劃、推動大型公共建設，與日本社會早已推行民主政治，日本人民普遍尊崇自由主義，人民物質、生活水準令人刮目相看的情況，依舊存在明顯差距。本研究對象身為一位閩南籍婦女，遷徙進入經濟、社會蓬勃發展的日本東京，面對著擁有強烈排外、表面行為與內心性格不一的大和民族人口，其如何穿梭、往返日本與臺灣社會文化之間，建立起屬於自己的跨國生活空間，並且如何處理自己多重且流動的認同觀點，正是本研究所關心的部分。. 第二節文化認同壹、文化認同一、文化認同的定義個人文化認同的形塑受到其所處之時空環境與個人屬性所影響，尤其以族群、性別與階級的影響為最，而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本身為閩南族群女性，在距今約三十年前移民至日本，進入一個大和民族人占據著極高比例的東京社會，其如何在文化層面進行調適、適應，是本研究所欲探討的重點，因此本研究乃於族群認同部分進行較多說明。認同是一種流動而多元的狀態。Hall（1992）認為認同概念的發展，可以區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啟蒙運動的主體、社會學的主體、後現代主體，啟蒙運動的主體強調人處於中心位置，並且一個人的認同在其成長過程中視維持不變的，而社會學的主體之觀念為，認同是存在於個人與某特定地域間的一種關係， 28.

(38) 後現代主體階段則是主張，主體不再具有所謂固定、本質或永久的認同，個人經驗到的是一種破碎、重組、多元，甚至有時會互相矛盾或無法決定的多重認同（引自朱全斌，1998）。個人的認同觀點會因為時間與環境變遷而改變。認同會隨著物質條件、歷史聯繫性以及文化塑造的過程，而做出不同程度、層面的呈現（廖炳惠，1994）。翁秀琪（2001）提出認同是一種雙向的接合過程，一方面個人會受到特定的論域（discourse）所影響，另一方面人則會逐漸且實際地，選擇並涉入該論域中的位置，也就是認同具有因時地變遷的特殊性質，是一種片段與變動的過程，更是個人使用各式文化資源變成為某一特定主體的過程。當個人對某一種文化有正向情感，並覺得自己是該文化系統中的一份子，就代表其對該文化體系產生文化認同感。江宜樺（1998）認為文化認同是成員對於所屬群體的文化，加以接納與內化的過程，群體成員由於分享了共同的歷史傳統、習俗規範及無數的記憶，進而形成對某一共同體的歸屬感。黃俊傑（2000）提出社會成員透過參與文化活動的過程，調整自己的價值觀點與行為，將文化活動的目標與價值內化於個人心中，此時個人就會認同其所接觸之文化。文化體系是一種具公開性、集體性及共享性的意義系統，為體系內的成員提供共同的思考框架、語言及參考物，進而有效地處理各式問題，同時文化體系內的成員，長期受到該文化價值、思想、行為規範的影響，促使自己認為是該文化體系中的一份子，也對文化群體有正向情感，因此當人們的文化認同顯著時，其會受文化內成員彼此共享的信念、思想及行為規範影響，而表現出合乎文化體系規範的行為與思想（陳淑貞、蔡美賢，2009）。綜上所述，認同可說是一種永遠不會停止的變化過程，並且個人在形塑自己認同觀點的過程中，往往會受到自己身處的社會環境、時間變遷而進行改變，進而使用各種所能使用之文化資源，逐漸促使自己變成為心中所選擇的特定主體，而該特定主體可能包含社會、年齡、族群、文化等，因此當個人對於某一文化持 29.

(39) 有正向認同情感時，會不斷調整自我觀點與行為，以合乎該文化之規範。. 二、形塑個人文化認同的因素認同是一個持續、不中斷的變化過程，而個人在此過程中，往往會受到不同文化要素影響、吸引，將自己所接觸到的文化要素進行選擇與斟酌，促使自己合乎其心中所選擇的文化主體之規範。個人形塑文化認同的過程中，在自我內心中會對不同文化要素進行選擇，並且其選擇、考量之依據，是不同文化群體之間的相對社會關係。Gellner（1983）認為兩個不同文化互相接觸時，文化邊界就會產生，但是邊界並非是一個自然且中立的界線，它經常是一種權力的象徵，其中較具優勢、宰制、霸權的一方，經常會主動控制邊界，奠定其所信仰的文化價值，視為整個社會中的「高」文化地位。Usunier（1996）更進一步提出，個人在形塑自我的文化認同過程，其中可能包含兩種運作的模式，一是對母國文化的再製，表達出自己對家鄉的渴望，另一則是希望可以逃離自身文化束縛的運作模式，渴望可以嘗試不同的價值觀點，或是體驗不同的生活型態。文化認同是個人不斷修正且動態的歷程，個人會因生活環境產生不同的適應情形，導致個人選擇所認同之文化形態也不一樣（吳瓊洳、蔡明昌，2009）。個人形塑自我文化認同時，會依照自我內心中不同程度的認同感受，將原有、新文化要素重新定位其價值，進而可能產生超越血緣、族源的文化認同現象。文化認同是整個文化結構的靈魂，個人對於各種不同文化要素，擁有不同程度的認同感受，及不同的價值定位，所以當個人對既有文化抱持強烈認同時，即使面對新文化、產生新的認同感，依舊會將原有文化放置於新的價值天平之中，讓原有文化及新文化得以不斷發展，也因為如此，不同群體也可能擁有一致的文化歸屬感及認同感受，超越血緣、共同族源的聯繫（鄭曉雲，1992）。張秀雄（2000）認為兩個團體相接觸，其影響往往是相向的，文化上弱勢的團體常會向強勢團體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