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韌性威權到民主賦權：中國民眾價值觀的世代差異與政治支持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博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hD Thesis

從韌性威權到民主賦權：

中國民眾價值觀的世代差異與政治支持

From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 to Democratic Empowerment:

Generational Difference and Political Support in China

吳振嘉 Chen-Chia Wu

指導教授：朱雲漢 教授 張佑宗 教授 Advisor: Yun-han Chu, Ph. D.

Yu-tzung Chang, Ph. D.

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March, 201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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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辭

一份博士論文的完成總是富含著歲月的痕跡，以及當事人努力穿越漫長幽谷 的過程。可是，一份博士論文絕對不會只有它的讀者所能看見的，專業知識的積 累而已。當論文逐漸成型，也總是包括了來自學術環境內外的各種支持。這樣的 情況于我尤甚。

這本論文的最重要支柱是兩位學養兼俱的指導老師。朱雲漢教授的學問跟風 範，被尊為當世大儒自不待言，身為他的學生，總是必須時時自我督促，希望學 術能力可以達其萬一。張佑宗教授研究能力與經驗都十分傲人，並擁有相當好的 性格，對我而言既是經師也是人師。張老師像父兄一般地關心我，同時照顧了我 大多數的博士班生涯。這份論文如果在學術領域之中能有一點點的貢獻，我想都 必須歸功於兩位老師在方向上與內容上的指導意見。而口試委員會的黃秀端教授、

徐火炎教授、陳陸輝教授以及陳光輝教授，給予的修正建議也是這本論文得以完 善的原因。

除了直接的支持之外，來自漫長學習過程的其他協助也十分重要。政大政治 系時期的陳義彥老師、謝復生老師、洪永泰老師、何思因老師對我的實證研究有 奠基性的教導；碩論指導教授劉義周老師與游清鑫老師、以及讓我擔任研究助理 的郭承天老師，到目前為止都持續關注並督促我的表現；台大政治系時期，除了 東亞民主研究室外，徐斯勤老師、陶儀芬老師給了我研究中國的適當視野，蘇彩 足主任、王業立主任與蕭全政教授提供我許多學術服務的機會，博班導師林俊宏 老師對我們照顧有加，黃長玲老師的開課則是我整個修業過程中追的最勤的內容。

這些學術養分在我撰寫論文時都成為相當關鍵的助益。

來自學術環境之外，同學們的相互砥礪與取暖是筆者孤軍奮鬥時的最佳奧援。

東亞民主研究室的同仁，恭安、維琪、珮如、頌恩與嘉璘，以及幫忙分擔交辦工 作的兼任助理們，最重要的是信宏、家賢與彥廷，使我在研究工作上能夠有所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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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另外，感謝台大博士班同學，承維、斌洲、軍瑋、天申、衍儒、亮宇以及婉 萍，聚會時的插科打諢是研究過程中無可取代的調劑。也要感謝系辦助教辰元、

小官與欣蕾，在行政事務方面的各項協助。

七年是一段不算短的歲月，尤其是當一般人都已經到了成家立業、小有成就 的階段。這段時間中，家人親友對我的擔心無時或已，特別是我的母親與弟弟。

在父親突然中風臥床後，母親一直為家中生計操勞憂心，弟弟昌聲則是負擔起幫 忙關照家裡大小事務的責任，這些都是使我能專心投入論文寫作的重要支持。最 後，則是感謝已經成為我的妻子的舒培，雖然未來的日子還有很多不確定，但是 妳過去這段時間的無私陪伴，是我極大的動力來源。

這份論文的完成，要感謝的人還有很多，無法全部完善，希望它的內容能不 負大家所曾給予的各項幫助。

吳振嘉 2014.6.25 于徐州路台大社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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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改革開放 30 年後，因為經濟的成功，中國逐漸邁入現代化國家的水平，可 是對於中國未來發展的討論仍然方興未艾，威權韌性？中國模式？亦或是民主化？

本文想要探討的問題是，中國延遲民主化的真正因素為何？未來的中國仍然可以 維持現有政權型式，拒絕民主化過程嗎？不同於政治菁英的分析角度，本文從社 會大眾意見出發，強調世代差異與價值觀變遷對於政治發展的影響。

在中國政治文化研究的案例上，本文主張中國社會存在著競爭性價值觀 (傳 統儒家價值觀與現代民主價值觀)，改革開放使得中國民眾的價值觀結構發生變 遷，其特點是「70 後」與「80 後」新世代具有民主價值觀的群體大幅增加，這 是從經濟賦權進而價值賦權的過程。

其次，中國新世代的政治支持因為價值觀差異而發生分歧，具有較高民主價 值以及低儒家價值的民眾，其政治信任與制度正當性都較其他類型的價值觀群體 更低。更重要的是，民主價值觀者做為關鍵群體，對於政權機構的信任明顯低於 儒家價值觀與混合價值觀的群體。從這個結果，我們可以認為從文化賦權到制度 賦權的中介條件之一，政治信任的分歧，明顯地正在新世代中發生。

不過，雖然價值觀變遷正在影響中國的政治支持，並使其發生分歧，可是這 種價值觀變遷對於政治參與及民主支持都尚未產生直接的關聯。其中，政治參與 的增加與社會矛盾的發生較有關聯。而民主支持的問題可能是因為我們尚無法有 效地加以測量。針對中國民眾的價值觀如何影響未來政治發展，我們需要更多的 研究來重新理解。

關鍵詞：中國民主化、世代差異、價值觀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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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ABSTRACT

After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economic success has gradually modernized China.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theories about how China will develop in the future.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The China Model? Or, democratization?

This article tries to uncover the factors that have delayed China’s democratization.

Will China maintain its current regime type and reject democratization in the future?

In contrast to the focus of other studies on political elites, this article instead looks at ordinary citizens, and looks at the effect of generational difference and value change 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s a case study on political culture in China,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re competing values in Chinese society (traditional Confucian values and modern democratic values).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aused the value structure in Chinese society to change. In particular, in the “1970s” and “1980s” generations, there has been a larg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citizens holding democratic values, indicating a transformation from economic empowerment to empowerment on the dimension of values.

In addition, political support among the younger generation varies according

viii 

values. Citizens with high levels of democratic values and lower levels of Confucian values have lower levels political trust and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than citizens with different value orientations. More importantly, citizens with democratic values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of trust in the government than those with Confucian values and mixed values. From this result, we argue that cultural empowerment is a mediating value in institutional empowerment.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trust have clearly emerged in the new generation.

However, although value change influences political support in China, and has produced cleavages within society, these value changes are not directly linked t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support for democracy. We found that increases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incidence of social conflicts are linked. However, perhaps due to a lack of effective ways to measure the concept, we could not find a direct link with support for democracy. With regard to the influence of values among Chinese citizens on future political development, further research is needed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Keywords: China’s democratization, generational difference, value change

目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i

謝辭………...…...iii 

中文摘要………...v 

英文摘要……….vii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 1

第二節 未來政治走向的辯論 ... 5

第三節 研究設計與方法 ... 12

第四節 本文的主要觀點 ... 28

第二章 民主與中國—過渡還是異例 ... 35

第一節 民主化解釋途徑與中國案例 ... 35

第二節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民主之路 ... 44

第三節 特殊論：中國式民主!? ... 49

第四節 中國民主進行式 ... 57

第三章 新世代的價值觀變遷 ... 59

第一節 世代交替與價值觀變遷 ... 59

第二節 中國新世代議題 ... 67

第三節 價值觀的競爭與變遷 ... 78

第四節 趨同性與文化相對性的辯證 ... 98

第四章 新世代與威權韌性 ... 101

第一節 中國模式的具體內容 ... 102

第二節 民族主義的世代差異 ... 106

第三節 中國式治理的民眾支持度 ... 116

第四節 辯證的中國政治現代化 ... 124

第五章 新世代的政治支持 ... 127

第一節 中國政府的政治合法性 ... 127

第二節 特殊性支持—政治信任 ... 131

第三節 政治信任的世代差異 ... 139

第四節 制度正當性的世代差異 ... 147

第五節 新世代的政治支持分歧 ... 155

第六章 新世代與政治參與 ... 159

第一節 政治參與的基本內容 ... 159

第二節 政治參與的類型與變化 ... 164

第三節 政治參與的世代差異 ... 170

第四節 政治參與的動力 ... 178

第七章 新世代的民主支持 ... 181

第一節 民主支持與民主認知 ... 182

第二節 中國民眾的民主支持 ... 185

第三節 中國民眾的民主認知 ... 200

第四節 民主支持、民主認知與中國式民主 ... 208

第八章 結論—遲到的新中國 ... 211

第一節 主要的數據發現 ... 212

第二節 回應民主化理論 ... 218

第三節 中國發展的十字路口 ... 221

第四節 未來相關議題研究 ... 225

參考文獻 ... 229

附錄: 變項處理 ... 247

圖目次

圖 1-1 Welzel and Inglehart 的賦權理論模型

圖 1-2 研究架構

圖 3-1 全球視野的跨文化定位

圖 3-2 價值觀變遷：1981-2007

圖 3-3 中國民眾價值觀的世代差異

圖 3-4 四類價值觀群體世代分佈

圖 4-1 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世代差異比較

圖 4-2 認同中國式治理的世代差異

圖 5-1 政治信任的世代變化

圖 5-2 政權機構信任的世代變化

圖 5-3 制度正當性的世代變化

圖 6-1 三波調查中國民眾採取政治行動比較

圖 7-1 民主支持的世代差異

圖 7-2 民主支持指標的世代差異

圖 7-3 四類民主概念的百分比分佈

圖 7-4 中國民眾對於兩種民主模式的看法

表目次

表 3-1 基本社會學變項的世代差異交叉列表 ... 74 

表 3-2 各項控制變項的世代差異變異數分析 ... 77 

表 3-3 傳統中國與民主的政治原則在三個層次上的對應 ... 80 

表 3-4 贊同民主價值觀以及儒家傳統價值觀的百分比 ... 82 

表 3-5 價值變動的迴歸模型分析 ... 88 

表 3-6 價值觀分類表 ... 90 

表 3-7 四類價值觀與世代列聯表 ... 92 

表 3-8 新世代中四類價值觀群體的基本特徵(一) ... 95 

表 3-9 新世代中四類價值觀群體的基本特徵(二) ... 97 

表 4-1 民族主義指標的世代差異 ... 112 

表 4-2 受訪者的民族主義傾向迴歸模型分析 ... 115 

表 4-3 「中國式治理 vs. 西方民主制度」百分比分佈世代差異 ... 119 

表 4-4 認同中國式治理指標的世代差異 ... 121 

表 4-5 受訪者對中國式治理的認可程度迴歸模型分析 ... 123 

表 5-1 各種政治機構的信任百分比分析 ... 136 

表 5-2 機構信任的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 138 

表 5-3 政治信任指標與世代的變異數分析 ... 140 

表 5-4 政權機構信任指標的世代差異 ... 143 

表 5-5 政權機構信任的迴歸模型分析 ... 146 

表 5-6 制度正當性指標基本分佈 ... 149 

表 5-7 制度正當性的世代差異 ... 151 

表 5-8 制度正當性的迴歸模型分析 ... 154 

表 6-1 中國民眾的政治參與百分比分析 ... 163 

表 6-2 政治參與類型因素分析表 ... 165 

表 6-3 是否採取政治行動 ... 166 

表 6-4 採取政治行動者的社會學變項分析表 ... 169 

表 6-5 請求型政治參與的羅吉斯迴歸 ... 175 

表 6-6 舉報型政治參與的羅吉斯迴歸 ... 176 

表 6-7 抗議型政治參與的羅吉斯迴歸 ... 177 

表 7-1 民主支持基本分佈 ... 188 

表 7-2 民主支持指標的因素分析 ... 189 

表 7-3 民主支持的變異數分析 ... 193 

表 7-4 直接民主正當性的迴歸模型分析 ... 197 

表 7-5 比較民主正當性的迴歸分析 ... 198 

表 7-6 威權抵制的迴歸分析 ... 199 

表 7-7 兩種不同民主概念的變異數分析 ... 203 

表 7-8 「權利-程序型」民主的迴歸模型分析 ... 205 

表 7-9 「效率-分配型」民主的迴歸模型分析 ... 207 

表 8-1 「80 後」新世代的價值觀群體與政治態度 ... 217 

1 

第一章 緒論

不管人們認為中國今日正在發生著什麼—崩潰、民主化、有韌性活力，亦或是停滯—

人們仍然應該追問：哪些變項會讓這些進程改變軌道。

---- 黎安友 (Andrew J. Nathan, 2007: 15)

第一節 研究動機

2012 年 11 月 14 日，眾所矚目的中國共產黨第 18 次全國代表大會 (十八大) 於 北京閉幕。隔天，緊接著召開第 18 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 (十八屆一中全 會) ，選出包括習近平、李克強在內的 7 名新任政治局常委。¹ 2013 年 3 月，習近 平正式出任國家主席、李克強接任國務院總理，中共進入「習李時代」。十八大前 夕，雖有一些個別的政治事件引發關於中共內部派系鬥爭的猜測。² 但整體而言，

十八大順利閉幕與新任領導班子如期產生，顯示中共再次渡過繼承危機，而且仍 然有足夠能力維持穩定局面，同時有效掌握政治改革的幅度與進度。

關於中國將可能會進行大規模政治改革的預測不止一種，但目前看來這些預 測都尚未具備實現條件。就政治面來看，自 1979 年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已經超過 30 年，中國政府在經濟上取得舉世注目的成功，但政治上的改變幅度卻相對緩慢。

首先，與其他後共產主義國家的發展不同，中國成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例外之 一。北京當局用軍事鎮壓扼止了八○年代末來自社會要求民主化的聲浪，社會集 結管道變的十分虛弱，這也使得體制內的政治改革主張缺乏向社會訴求的可能。

其次，中國的持續經濟成長與更完善的控制技巧消解了社會不穩定的壓力，同時        

1 新任 7 名政治局常委的政治職務如下：習近平身兼總書記、軍委主席以及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中央書記處書記劉雲山；中央紀律檢察 委員會書記王岐山；國務院常務副總理張高麗。

2 包括「重慶薄熙萊案」、「習近平神隱 13 天」、以及「溫家寶海外資產曝光」等。

2 

成功地收編了或弱化了新興的社會群體，期待一個與民主制度相符的利益團體發 揮功能似乎不會成功。再次，雖然九○年代基層選舉的發展是中國民主進程的一 個亮點，不過當局最終限制了選舉層級向上擴張的可能性，而改革進程也從基層 民主轉換到更能控制的黨內民主，基本上發生了停滯。最後，從前述十八大領導 班子的順利產生可以暫時認定，中共的領導人產生與更迭看似逐漸制度化，短期 內也無法預期來自統治集團的分裂，中共中央仍然強而有力，可以有序地控制政 治改革的進程。各種跡象顯示，中共政權具有很強的韌性 (參見 Nathan, 2003；Yang, 2004；徐斯儉，2010) 。

轉到社會面，1989 年的武力鎮壓使得知識分子與高層政治菁英結合社會力量 的改革途徑受到阻礙，暴烈的政治變革訴求被拆除了引信。對於多數的知識菁英 而言，謹慎的論述與體制內的漸進改革才是相對正確的選擇 (參見趙鼎新，2010) 。 公民社會的動力或許是改革開放後的自然產物，可是目前中國的公民社會以去政 治性和對體制的高度依賴為主要特徵，已經被中共有效地納入穩定治理的序列中 (參見戴東清，2005；鄭永年，2011) 。新興的社會階級也很難成為民主改革的代 理人，因改革開放而產生的中產階級是現存體制的最主要受惠者，在經濟成長的 持續需求下，不太會反對現有的穩定。何況，新興中產階級與中共當局彷彿已經 找到一個相互包容的相處方式 (參見 Dickson, 2003; Chen and Dickson, 2008) 。各 種國營、公營企業的下崗工人以及新興外資企業的大量勞工或許會是個麻煩，不 過，許多研究指出中國勞工階級由於先天結構不良與當局的有效政策，很難形成 一個有意識的政治性集體 (參見 Gallagher, 2002；黃德北，2008) 。

就傳統的現代化理論而言，中國的民主化應該是整個現代化的一個環節。當 其經濟越來越成功，各項民主轉型的條件將會隨著成熟，一項民主化的進程將會 被啟動。不過，從改革開放後取得第一筆經濟積累開始，中外學術界對於未來中 國的政治發展方向就一直爭辯不休。爭辯核心在於中國是否為近代政治發展上的 一個異例？長此以往，是否可以繼續維持目前的「韌性威權主義」 (Resilient

3 

Authoritarianism) ？發展出與西方模式完全不同的現代化政權？³

中國的發展經驗是否為不同於西方路徑，需要更進一步的觀察。由於田野觀 察的經驗，筆者有機會與一些中國的高校研究生建立友誼，在與他們的日常談話 中，有時會得到一些不同的中國圖像。研究生 A 來自華中地區，對於至今中國各 級學校中仍然進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情況十分不滿；同時，研究生 A 是一個網路使 用的愛好者，經常注意網路訊息，對於當局對於網路的管制有所反感，也譏嘲維 護政治正確的所謂網路「五毛黨」；他表示可以理解社會多元化的意義，也會密切 關注網路上被熱烈討論的前十大政治議題。在談話中，研究生 A 多數時間展現的 是自由主義與多元主義的接受者，一個進步的與中國現代化知識份子的代表。不 過，在某些場合中，研究生 A 就會轉變成一個民族主義者。例如，A 無法認同少 數民族對於漢族優越的不滿訴求，認為政府已經給予了許多優惠與照顧，少數民 族的不滿只是借題發揮；以及在 2008 年的「抵制家樂福事件」中，A 自發性的參 與抗議法商家樂福的示威集會。

研究生 B 則是出身中國的西部省分，是個農家子弟，相當勤學上進；與前者 不同，研究生 B 認為維持政治思想教育有其必要，同時也經常表現出仍然相信社 會主義理想的態度，積極地參與學校內的黨務與政治事務。⁴ 成為研究生前很少使 用網路，但每天都會閱讀人民日報，從談話中可以發覺他是個現有體制的維護者，

對於體制的認知內容則是摻合了現有政權與中國傳統文化。不過，也有一些改變 發生在研究生 B 的身上，例如，當他接觸到城市與學校生活的多樣性後，對於多 元容忍的精神就顯得更有認識，對於中國未來發展方向也就不那麼單一化，有時 可以接受除官方提供的其他可能性。有一次，當談到柏拉圖的理想政體在實現上 很有可能專制化的問題時，B 表現了「從未想過」的訝異感。

3 中國未來之謎與民主化可能性？相關的討論可見黎安友 (2007：1-11) ，美國學界對於中國未來 道路的爭辯，主要有四個可能的結局被提出，包括章家敦 (2002) 所掀起的「中國即將崩潰」的 討論；Gilley (2003) 以及 Rowen (2007) 所揭示的中國將朝向民主化的發展；斐敏欣 (Minxin Pei, 1995) 則認為中國將遭遇改革停滯的危機；以及黎安友所主張的具有韌性的威權主義等四種。

4 B 的社會主義理想是否是一般所理解的內容有待商榷。在相信「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之餘，B 更常表現的是傳統儒家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的態度，十分具有「中國特色」。

4 

A、B 兩位研究生的不同想法代表現今中國處於轉型階段的複雜性，許多不同 的價值觀正在這個過程中相互競逐，新一代中國人所面對的結構環境已經完全不 同以往。歷史上代代相傳的傳統文化、國家權力所塑造的政治文化、以及因為社 經條件變遷所帶來的現代性，將會形塑新一代中國青年的政治傾向。捕捉這個文 化變遷的軌跡，將會有助於處理中國未來發展的關鍵問題。

中國案例對於政治學研究是一個未解之謎與重大挑戰。對於未來的中國而言，

在經濟改革之外，最主要的論爭就是政治改革將會在何時？以什麼方式進行？其 中被討論的最多的，就是改革方向會不會依西方現代化發展的歷程與經驗，進一 步走向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的體制？另一個關鍵的理論命題就是威權政體與資本主 義之間的關係，威權政體是否可以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長期共存？因為中國的長 期經濟成功與持續有效的威權統治，使這個爭論在近幾年成為主要研究議題之一，

從「中國模式」成為中國研究的熱點可以看出這個趨勢。中國模式的主要內涵，

是結合了威權政體與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體系，而且具有相當的持續性。對於西 方學者來說，這種矛盾以及所透露出的「國家—社會」緊張關係，在過去是缺乏 理論說明的，所以這個情況一直是中外學者所注意的焦點，尚未獲得肯定的結論。

筆者認為，要理解這種轉型的複雜性，應該要回到政治文化變遷與世代差異的研 究脈絡上來探究。

5 

第二節 未來政治走向的辯論

對於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前景，政治學界的討論方興未艾，基本上可以分為 民主化與威權持續兩組論述。⁵ 代表性的看法可以集中在裴敏欣 (Minxin Pei) 與 黎安友 (Andrew Nathan) 兩位學者各自所提出的論點。前者認為，在經濟與社會 條件的改變下，中國的治理難題將持續加重，當局必須做一些改變才能因應不斷 湧現的社會矛盾。而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社會也已具備了許多基礎條件，未來將會 進入「危機—轉型」的民主化模式。後者的看法則是舉證了中共政權治理能力與 掌權決心，加上輔以有效的政策工具與主導社會意見的技巧，威權政體將可能制 度化並適合現代化的社會。從兩位學者的主張看來，其爭辯的關鍵在於中國政府 治理能力的限度，尤其是面向社會結構的變化。

壹、民主化的中國

支持中國終將民主化的學者認為，威權政府無法符合現代化社會的需求，因 為越來越多因為經濟社會變遷而產生的矛盾，中共當局將無力解決，唯有做出改 變以因應 (黎安友，2007) 。其中 Gelley (2004) 的看法最為全面，認為中國一方 面已具備了許多現代化理論的先決條件，包括經濟成長、龐大的中產階級、教育 普及等等；另一方面也具備菁英轉型理論所需要的「強硬—溫和」以及「保守—

改革」的菁英分立的格局。只要時機到來，就有可能快速的民主轉型。這組看法 由裴敏欣在 2013 年的文章中加以闡述，建議中國當局應該開始認真思考如何面對 政體轉變與如何和平過渡政權的問題 (Pei, 2013) 。

5 根據黎安友 (2007) 的整理，關於中國將走向民主化的看法，主要可以參見 Gilley (2003; 2004) 、 Goldman (2005) 、Rowen (2007) 、姚洋 (2009) 等人的著作；至於中國將保持目前威權政體的論 述，可以參見 Yang (2004) 、Lu (2004) 、Dickson (2003) 、Chen and Dickson (2008) 、Zheng (2008) 。

6 

裴氏稍早的看法是中國將遭遇改革停滯的危機 (Pei, 1995; 2006; 2009) 。在這 個基礎上，裴氏以歷史比較與對近來中國發展的觀察進一步指出，後天安門經濟 發展模式 (即專制政體下的經濟現代化) 將會遭遇瓶頸，同時社會力量將會出現，

中國政府終將接受民主。就歷史證據而言，首先，非產油國一旦人均國內生產毛 額依購買力調整後達到 6000 美元以上，專制政權就無法維持；其次，歷史上，連 續當政最久的政黨 (蘇聯共產黨) 也只有 74 年 (1917-1991) ；最後，中國每年約 七百萬大學畢業生在政治甄補的過程中將發生分裂，被排斥者會成為政治反對黨 的儲備人材庫。由此，裴氏認為中國將進入危機時間，其執政時間可能最多只剩 10-15 年 (Pei, 2012) 。同時，現實上裴氏也觀察到中國內部的一些變化。例如他 指出中國政治的內容改變具有四個特徵，包括執政菁英對危機的察覺與因應調整、

社會逐漸出現的多元道德權威、專制政府權威的誠信問題，以及更重要的—集體 行動成本的下降。這些變化的主要因素是信息革命和現代通訊技術的長足發展，

而這是難以逆轉的。所以，中國官員想無限期地保持現狀的機會並不大，同時必 須開始思考「如何優雅地下台及和平地轉移權力」。

不過，這個看法在現實上受到很大的挑戰。從目前的中國情勢看來，大的政 治變遷或是權力的結構性變動很難被想像，裴氏的看法停留在領導人戲劇性的政 治選擇上，充滿歷史預言的風格。我們仍然需要更多對於社會的實證研究做為理 解基礎，尤其是民眾政治態度的內容。

貳、韌性的威權主義

正如裴敏欣所指出的，中國研究圈的傳統觀點多半認為中共政權仍有能力存 活較長的時間，認為會民主轉型的只是少數 (Pei, 2013) 。這是因為過去 30 年間，

中國的經濟成功助長了一種樂觀看法，即中國的精英體制可以成為同西式民主相 抗衡的一種新的治理方式 (姚洋，2009：102) 。這種看法因為黎安友以「韌性的

7 

威權主義」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 加以命名而引發討論。接著，「中國模式」

討論熱潮的出現開展了這種看法的另一組論述方式。

黎安友 (2007) 同樣整理了中國仍可持續威權的主要觀點，基本上是建立在中 國目前為止所展現的成功改革以及有效的處理所面對的危機上。整理與檢討了各 項民主化理論對於中國案例的解釋後，黎氏不同意以現代化理論為主的各種民主 化理論對於中國的預測。同時提出論點說明中國在一段時間內將會成為民主化理 論的異例。

因為中國異例給予民主化研究的挑戰，黎氏提出兩項論點。第一，關於民主 化的理論中，決定論式的看法無法通過檢驗；⁶ 而許可條件論在中國不一定導向民 主，反而有利於現代威權政權存活；⁷ 行動者中心論 (或稱交易理論) 在中國目前 顯然也行不通，尤其是在與台灣民主化的經驗比較後，可以發現目前的中國具有 一群團結的執政菁英，而且也不願受到美國的影響。第二，中國案例使得威權政 體的研究必須被再度重視，對照解釋民主化的三類理論，這些研究應該把重點放 在威權主義為何及如何開始制度化以適合現代的社會 (對應現代化理論) 、威權政 體如何取得正當性與其持續 (對應許可條件論) 、以及威權政體的精英如何團結為 一個群體 (對應行動者中心論) 。總而言之，黎安友所觀察的中國將是一個更具有 韌性的威權主義政權，同時會持續一段時間 (Nathan, 2003；黎安友，2007) 。 繼承問題是傳統上對於威權政體的重要觀察面向，而以往中國研究的主流也 是聚焦在高層政治對於政治決定的影響。不過，中國的改革開放使得社會環境與 先前大不相同。經濟情況變遷、教育水準提高、訊息管道解放，許多異議的空間 越來越多。新的世代將可能形成新的價值觀，公眾意識不再是過去的威權統治所 能掌握，只注重政治菁英研究無法完全理解中國的變化。

6 決定論式的理論包括三種，即現代化功能需求理論、階級理論、以及傳播與認知理論。 (黎安友，

2007)

7 許可條件論包括中產階級的作用、公民文化的產生、公民社會的建立以及官僚與制度的作用等，

但黎氏認為，這些環節上目前都對提昇中共的正當性有正面助益，不足以形成民主轉型的條件。

(黎安友，2007)

8 

參、中國模式

另一支贊同中國目前的政治型式具有強固性的看法，不僅停留在黎安友所認 為的威權韌性，而是從近代發展的獨特經驗以及重新強調中國文化的特殊性出發，

認為中國的現代化與發展模式將完全不同於西方，也會發展出根植於自身文化的 政治體制。這些說法我們可以統稱為「中國模式」論述。

大多數的中國模式論述都建立在過去 30 年中國成功的發展經驗之上，而且認 為這種成功經驗可以由經濟領域延伸到政治領域。許多經濟改革的內容包括漸近 主義、創新以及國家主導等都應該在政治改革中被使用。進而由於過去 30 年改革 開放的過程堅持走自己的道路，不同於西方，拒絕以西方思維來處理改革問題而 獲致成功。未來中國在政治改革上應該更具有信心，也走出一條不同於西方的發 展途徑。此外，中國模式的支持者也大多重視中國的特殊性，尤其是文化方面。

張維為 (2010) 特別強調中國的成功崛起是一種「文明型國家」的崛起，與西方的 或是其他國家的經驗完全不同，它的巨大成功將會是「中國震撼」。反之，照搬西 方民主制度的非西方國家大多得到失敗或不順利的結果。就連亞洲四小龍中的韓 國與台灣，雖然發展初期採用東亞模式取得經濟成就，但改採美式民主模式的結 果就「令人跌破眼鏡」。

中國模式的說法受到中共領導人與多數官員的歡迎，同時也有許多知識份子 加以推崇與宣揚。它的意義可能來自於兩個方面，首先，中國模式的存在可以提 供目前威權政府更多的正當性，使其足以維持整體的穩定，有效調控進一步改革 的力度與方向。其次，中國模式的確立或許可以擺脫以西方觀點為中心的主流民 主論述，實現一種完全以中國文化為基礎的政治安排與民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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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缺少的環節

黎安友的看法顯然較為重視政治面，尤其認為中國的威權政府具有很高的可 能性與技巧處理治理難題，最根本關鍵是有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菁英團體 (中國共 產黨) 。另外，支持中國模式的學者則是從中共過去 30 年的成功以及文化面向切 入，但普遍也認為目前的政府可以有效控制中國未來的變化。不過，忽視社經變 化對社會帶來的影響可能過於武斷。事實上，在許多第三波民主化國家的菁英互 動過程中，若不援引社會支持，談判也無從進行。政治變革的前提在於一個分裂 而且需要重新配置權力結構的社會，分裂政治菁英的能動性依恃的是分裂的社會 支持。反過來說，若分裂的社會支持形成，也會給政治菁英更多的誘因進行運作。

中國未來的發展有沒有可能出現分裂的政治菁英，應該由是否具有分裂政治支持 的可能性加以理解。

相對而言，裴敏欣的觀點比較重視社會面變化，同時認為中國政府的治理能 力有限。政治菁英為了處理治理問題，將會進行相應的變革。也就是說追求有效 治理本身會將其導向民主化的道路，理由是信息社會的背景。可是，誠如黎安友 對於許可條件論過於偶然性的批評，我們需要對於社會變遷進行更為實質的分析，

以聯結社會分化、政治支持以及未來民主化之間的關係。

相對於裴敏欣與黎安友的論證都著重政治菁英的角色，Welzel and Inglehart 的 民主賦權理論可以提供我們另一種架構來觀察中國政治發展的過程。與流行的民 主化理論不同，Welzel and Inglehart (2008) 的理論更強調普通民眾 (Ordinary People) 在民主化過程中的角色。同時，現代化雖然是關鍵性因素，但是其主要作 用並不在於它會使政治菁英更容易接受民主，而是它會增加普通百姓為民主體制 奮鬥的能力和意願。

Welzel and Inglehart 的論述認為，民主化的真正焦點應該是民眾從威權管制中 解放，逐步賦權的過程。圖 1-1 展示了賦權理論的主要概念，就 Welzel and Ingle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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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人類社會賦權過程包括三個層次，而且是從外圍逐漸朝向核心的政治制度 的過程。第一個，最為廣泛的層次，是經濟賦權。藉由經濟條件的改善，增加了 人類進行社會調整的行動資源，使人們「有能力」 (be able) 開始思考生存以外的 事務，真正能支配自己的生活。第二個層次涉及了價值觀的轉變，由於人們擺脫 生存需求問題，開始轉向其他精神需求，最主要的就是開始展現自我表達的價值，

這是一個文化賦權的過程，使人們「有動機」 (be motivated) 去支配自己的生活。

最後，當經濟賦權與文化賦權完成，將會需要用制度來穩定與確保這個成果不致 喪失，這就會開始一個體制賦權的程序，藉由民主制度安排來使人們「有權利」 (be entitled) 去支配自己的生活。(Welzel, 2006; Welzel and Inglehart, 2008)

藉由這個架構我們可以發現，關於民主化的動態過程，更重要的是必須回到 民眾的態度來觀察。在經濟生活改善後，還需要一個價值觀變遷的中介過程，使 得人類社會由傳統威權政治邁向民主。最後，只有在民主制度之下，才有可能實 現人類生活最自由的層次，但這是一步步賦權而逐漸達到的成果。

對於中國這 30 年的重大變遷，我們仍然缺乏一個整體的、面對民眾層次的普 遍性觀察。對於一個開始溶入現代化體系的政治體系來說，變遷是一個長期的過 程，也會有許多因素在過程中發揮作用，影響發展的方向與內容。就本文所關注 的民主化而言，從經濟結構變遷開始，經過文化結構的轉換，最終進入到體制的 調整應該是比較合理的程序。其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應該是民眾價值觀的變遷 軌跡，民眾的文化變遷才是政治變遷的趨動因素，價值觀變遷是制度是否變遷的 起點。對於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這個部分的研究需要更多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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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Welzel and Inglehart 的賦權理論模型

資料來源：Welzel and Inglehart, 2008

經濟賦權：行動資源 (使人們有能力去支配自己的生活)

人類社會的賦權過程

(人們有能力、有動機、到有權利去支配自己生活的進程) 文化賦權：自我表達的價值觀

(使人們有動機去支配自己的生活)

體制賦權：民主制度安排 (使人們有權利去支配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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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文的出發點為公民賦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同時會經歷至少三個階段，從 經濟賦權到文化賦權，之後才會進展到體制賦權。中國民眾的價值觀變遷是改革 開放後，社經結構變化的結果。雖然目前大多數對於中國的觀察，都是傾向「經 濟開放、政治封閉」的「韌性威權主義」，但筆者認為應該對社會面的變化給予更 多的關注，尤其是經由抽樣調查所蒐集的民眾態度、信念與評價的內容。根據世 代差異對於文化變遷理論的重要性，本文的研究焦點關注新世代—1980 年後出生 群體—的價值觀與年長世代的差異，以及這種變遷對於其他政治面向的影響。最 核心的價值觀變遷則是民主價值與傳統儒家價值之間的消長情況。

壹、研究架構

本文建構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經濟結構變動有助於價值觀的改變。中國當局 在 1979 年後改變政策，進行改革開放，這個經濟結構的變動將會對新世代的價值 觀形成影響，我們首先將要理解這種變遷的內容。至於文化變遷對於政治改變的 影響，在中國案例之下，我們把焦點放在新世代的政治支持。對於價值觀變遷，

本文進一步提出一個假說來理解發生在中國的情況：首先，在一個具有優勢文化 的社會中，其現代化的過程，可能會面臨新舊價值觀的競爭，尤其是威權政府努 力維持領導地位的情況下；其次，文化的變遷要轉化為政治的變遷，主要的臨界 點可能是有沒有出現分化的文化結構，也就是新舊價值觀分庭抗禮的結構；最後，

如何辨認文化對政治的影響發生效果，初步應觀察新世代的政治支持內容是否改 變，並且與價值觀的分化發生聯繫。

研究設計上將分為兩個階段進行。第一個階段的研究目的在於分析價值觀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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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也就是從經濟賦權到文化賦權，自變項為世代。本文以「80 後」 (1980 年後 出生者) 為目標世代，與之相比的年長世代是指 1970 年以前出生的群體。需要另 外加以說明的是，「70 後」 (指 1970 年後到 1979 年間出生者) 是一個過渡，這個 世代前接了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快速右傾時期，而終結於舉世震撼的政治抗議與 軍事鎮壓，其世代效應相對複雜不易定性，本研究中我們將其做為向前與向後比 較的一個中介時期。第一階段分析的依變項是競爭性價值觀，根據我們的假說，

競爭性的價值觀具有重要的意義。在中國，最主要的兩項價值觀競爭就是近代由 西方引入的民主價值觀與傳統的儒家文化價值觀。邏輯上轉型社會中的新世代可 以區分為，維持儒家文化者、具有民主價值觀者、兩者兼具的混合價值者以及無 明顯價值觀者。本文分析的焦點將會特別關注前兩類民眾的內涵。這一階段的分 析重點在於，總體因素的結構變遷 (1979 年改革開放) 是否會造成個體態度的變遷，

在資料分析上可以用新舊世代的價值觀差異來證實這一點。

第二階段的分析，本文試著處理價值觀變遷的結果是否與可能的政治變遷發 生聯繫，也就是從文化賦權到體制賦權的可能性。首先，政治支持會是最主要的 依變項。一場政治變化的啟動，最重要的關鍵必然是政治支持的分化。這種政治 分化應該來自價值觀的變遷，新世代的價值觀類型是否與政治支持發生因素聯結 是本研究的重點。不過，價值觀的形成受到除了不同文化內容的競爭性影響外，

與國家權力相關的影響也要被考慮，國家權力會傾向型塑正當性而與政治支持有 所關聯。

許多政治支持的研究者都將其概念追溯到 David Easton (1957; 1965; 1975) 的 政治系統論，政治支持是政治系統的主要輸入項之一。Easton 認為政治體系中民 眾政治支持的對象有三個不同的層次：政治社群、政體以及權威機關；至於政治 支持的內容可以分為普遍性支持以及特殊性支持兩種。在中國，對於政治社群的 支持基本上沒有問題，主要的討論集中在對於政體的普遍性支持以及對於權威機 關的特殊性支持。本研究將依序處兩個層次的政治支持，也就是機構信任以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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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正當性兩組支持內容。

其次，價值觀變遷與實際的政治行動是否有所關聯。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許 多非西方國家皆經歷重大的價值體系的轉變，有時更往往形成社會轉型的陣痛。

中國在現代化的歷程中，一直深受這種價值體系衝突的困擾，許多倡議革新的方 案也都嚐試以價值觀的現代化或西化為其重要訴求。可見意識型態、情感與文化 等價值對於社會結構與個人行為的影響。一般傳統文化強調團體價值與服從權威，

可以預期的是，在這種價值觀念的影響下，民眾對於採行維權的政治行動應該有 所保留；相對的，現代化所帶來的個人主義、自我價值等觀念，則是傾向要求個 人權益的實現，鼓勵敢於提出自我訴求的行為，其中，與個人價值密切相關的自 由民主觀念對於採取政治行動、爭取相關權益問題應有正面的幫助。

此外，我們還想討論中國民眾的民主支持以及中國式民主的可能性。民主支 持的內容可以抱括直接民主正當性、比較民主正當性以及威權抵制，我們可以分 別檢視中國世代之間對於民主支持的態度是否有所變化，並看其與價值觀變遷間 的關係。最後，中國式民主涉及中國民眾對於民主認知的看法。第三波 ABS 調查 的資料，新加了一組對於民主意義的題目，測量民眾對於民主認知的內容。藉由 此題組，我們可以進行民主類型的分類，包括「權利-程序式」民主與「效能-分配 式民主」兩類。前者更傾向西方的民主標準，後者則與儒家文化的某些價值相合。

這兩個民主模式與價值觀之間的因果關聯性，是本文處理中國式民主的主要方式。

整體研究架構可見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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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層次 結構變遷

(經濟賦權) 世代差異 價值觀變遷 (文化賦權)

態度層次 (政治社會化工具)

政治控制 特殊支持—機構信任

擴散支持—體制正當性 社會管制

中國式治理 民族主義

行動層次 政治參與

民主支持/威權抵制 民主認知的類型

(體制賦權)  

圖 1-2 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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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概念的操作化

從研究架構的設計來看，除了世代差異外，本文必須處理幾個重要的概念。

包括競爭性的價值觀、國家權力變項、機構信任與體制正當性、政治參與以及民 主正當性等。以下簡要說明這些概念的測量方式。此部分將集中討論概念的形成 方式與主要變項的使用內容，至於統計上的操作程序與變項處理方式，將以附錄 的方式記錄於文末。

一、競爭性的價值觀：儒家文化與民主價值觀

中國在鴉片戰爭爆發以前一直有著獨立發展的優勢文明。歷史上雖然遭逢幾 次重大的外族入侵，但做為優勢文化的儒家思想一直得到各朝代政權的接受或尊 重。其正統性獲得相當的持續，並長期影響東亞其他社會。儒家思想對於政治生 活有自我完善的邏輯與標準，至今仍在泛東亞地區的官方與民間發揮作用。⁸ 這些 社會共同分享了一些價值體系，例如，「孝道」與「三綱五常」標示著以家庭倫理 為基礎的社會秩序；「仁政」顯示了對於政府與領導人的治理要求與評價標準；「民 本」則是政策內容上更強調提供人民基本福祉與社會照顧的政府責任等等。在政 治方面，傳統上藉由知識菁英組成的官僚體系，以及強調天下一統的超穩定社會 共識結構，中國的傳統文化一直有效地支持其政治系統的運作。可是西方在 18 世 紀進入亞洲之後，這個文化傳統受到了重大的衝擊。其中，與本文密切相關的部 分，是民主價值觀與傳統儒家文化之間的競爭關係。

我們將測量兩組價值觀念，首先是民主價值觀。胡佛教授以及朱雲漢教授等 所長期主持的「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對於民主價值觀已經發展出一套非常完整的 量表。早期，胡佛教授等人就針對系統層次的民主政治文化，亦即對政治體制運        

8 東亞社會一般而言可以包括四個華人社會與四個非華人社會。前者包括中國大陸、台灣、新加坡，

以及香港。後者則包括日本、南韓、北韓，以及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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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規範原則，發展出五種權力價值取向，包括了「平等權原則」、「主權原則」、

「自由權原則」、「社會多元權原則」與「制衡權原則」等 (胡佛，1998a；1998b) 。 依照張佑宗教授 (2000：20-22) 的整理，這些都涉及在憲政自由主義的原則下，

規範體系成員之間權力運作的基本原則或信仰。原先胡佛教授等人一共發展了二 十三道測量題目，因歷次題目的增減，二十多年來一直被延續下來而更動不大的 約七個題目。張佑宗教授在 2000 年的論文使用了其中五個，其他的相關研究者也 會根據研究議題所需選擇必要的題目。本文依據研究上的需求，選定包括政治自 由、政治多元性、以及制衡原則等三項主要的民主概念，其中共包括五個題目，

我們反向計數受訪者的回應，合併成民主價值指標。⁹

其次，在儒家價值方面。一般來說，大多數學者都同意，歷史上東亞許多社 會都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而儒家思想是最重要的內容 。包括 Inghlehart (2003)、

Inglehart and Baker (2000)、Inglehart and Welzel (2005)、Wang (2008)、Huntington (1996) 以及 Shin (2011) 等人的研究，都把儒家文化圈視為一個區域。早期如韋伯 (1978) 與裴魯恂 (2007) 等強調文化研究的學者也都指出中國文化的特殊性。儒家 文化的持續性影響至今在東亞各個社會都可以發現其痕跡。所以儒家文化做為一 個持續性的價值觀，在中國社會仍然深具意義，尤其是近來中國官方與知識精英 開始把儒家文化復興做為一項重要的政治文化工程。

本文將直接運用 Shin 最近的工作成果，他辨認了儒家文化圈共享的五個核心價值，

並檢證它們與民主化之間的關係 (Shin, 2011; Nathan, 2012) 。雖然 Shin 主要是使 用「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第二波的資料，唯該題組具有持續性。筆者也將直接使 用這五個問題，分別測量中國民眾的階層主義、道德精英、人際和諧、公共利益 以及家庭主義的傾向性。這五道題目都選取正向的回應。以下是民主價值與儒家 文化指標時所使用的題組。

9 張佑宗教授 (2000：23) 指出，胡佛教授等人所採取的測量的方式，與其它類似研究的區別，在 於不採用抽象的和直接的問法，因為這種測量方式將不會有很好的區辨效果，受訪者容易在題目 的引導下作正面的回答。因此，以反面的問法，可以讓受訪者聽到問題後會稍加思索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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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價值題組

政治自由：一種意見能否在社會上流傳，應由政府決定。

政治多元 1：在地方上東一個團體西一個團體，會影響地方的安定與和諧。

政治多元 2：大家的想法若不一致，社會就會混亂。

制衡原則 1：法院在審判重大案件時，應該接受當地政府的意見。 (司法獨立) 制衡原則 2：如果政府經常受到立法機構的制約，那麼就很難辦好大事情。 (立法 制衡)

儒家文化題組

家父長與階層主義：政府的領導人就像大家庭的家長，他們關於國家事務的決定，

人民都應該服從。

道德菁英：只要有一位道德高尚的領導人，我們就可以讓他決定一切。

人際和諧：即使和別人發生了矛盾，也應該避免正面衝突。

集體利益：為了集體的利益，個人的利益都可以犧牲。

家庭主義：為了家庭的利益，應該把個人的利益擺在其次。

二、國家權力變項

在社會的價值觀變遷過程中，國家—或是指政權本身—為了維持系統的穩定，

自然也會傾向藉由政治社會化過程來取得人民對於政治系統的支持。自 1989 年以 來，中國政府也有幾個重要的措施來進行系統維持。就筆者觀察，與民眾的政治 態度相關並應給予特別關注的，至少包括提倡「新民族主義」以及「中國特色的 政治安排」兩方面。

1990 年代中國興起「新民族主義」，其內容可以追溯到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 適時運作民族主義，取代放棄共產主義後的意識型態真空，並企圖將西方自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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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文化意識形態帶來的影響降至最低。這個發展一直到 2008 年北京奧運前夕的

「扺制家樂福」事件，以及涉及釣魚台主權爭議時的「反日遊行」，仍可看到其所 發揮的影響。此外，為了處理因為社會快速發展所潛藏的不穩定，從江澤民、胡 錦濤、一直到習近平，繼任的中國領導人皆主導該時期的國家論述做為施政主要 方針，包括「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以及「中國夢」等，這些 都表現了政權對於影響政治文化內容的企圖心。這些論述的具體政策作為可以表 現在對於中國特色政治安排的訴求上。不過，本文認為這兩個方式有些地方需要 區分。雖然民族主義初期也是政府主導，但後來的發展是民間有了自己的生命力，

有時連政府都難以掌控。而中國特色的政治安排，包括「和諧社會」與「維穩」

目前仍是政府的政治目標內容之一。對於民間而言，前者可能是具有內在趨動力 的，後者則是完全來自外在環境。

就本研究而言，主張上述兩者在某種程度會與價值觀的變遷有關，應對其相 關性加以觀察。本文所使用的測量方式如下：首先測量受訪者是否具有民族主義 傾向。民族榮耀感計數正向的表達，土地歸屬感則計數反向回應，合成一個民族 主義指標。其次則是希望了解民眾對於不同面向政治制度安排的看法。本文使用 ABS 問卷中詢問受訪者制度偏好的題組進行測量。訪問中給予受訪者兩個競爭性 的選項一個指涉西方民主的主要制度，另一個則是非民主政府的其他制度。在不 提示任何價值判斷的基礎，給予受訪者自己選擇的空間。這些選項分別關聯了「民 意角色」、「人民主權」、「媒體自由或管制」、「政府的照顧責任」、「政治甄補方式」

以及「利益代表方式」等內容。

國家權力變項 1：民族主義

民族榮耀感：您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感到驕傲嗎？

土地歸屬感：如果您有機會，您願意離開中國到另一個國家去生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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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權力變項 2：贊同中國的政治制度 (對比民主制度) 民意的角色：

(1) 政府決策應該完全遵循人民的意見

(2) 政府認為怎麼做對人民最有利就應該怎麼做 人民主權：政府與人民的關係

(1) 政府是人民的公僕，應該由人民告訴政府要做什麼 (2) 政府就像父母一樣，應該替我們做決定

媒體自由或管制：

(1) 媒體應該有權自由地發佈新聞和表達意見，不受政府的控制 (2) 政府應該有權阻止媒體發佈可能會造成社會不穩定的新聞與意見 政府的照顧責任：

(1) 每個人生活的好壞，應該由他們自己承擔主要責任。

(2) 人民生活的好壞，政府應該承擔主要責任。

政治甄補方式

(1) 政府領導人應該由人民通過競爭性的選舉選出

(2) 政府領導人應該根據他們的品格和能力任命，不一定要經過選舉 利益代表方式

(1) 多個政黨代表各種利益相互競爭 (2) 由一個政黨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

三、機構信任與體制正當性

民眾的政治支持是否會受到價值觀變遷的影響，是本文的核心論述之一。關 於政治支持，本文將研究概念追溯到 David Easton (1957; 1965; 1975) 的政治系統 論。政治支持 (supports) 是作為政治系統的重要輸入項之一，另一輸入項則是政 治需求 (demands) 。就 Easton 來看，政治支持可以分為兩種，普遍支持 (diff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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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與特殊支持 (specific support) ，特殊支持指的是政治系統中的成員對於某 一特定的權威當局 (political authorities) 所進行的評價，這表示成員對權威當局的 政策與舉措在概念上能夠感知，這種評價如果是正面的就是具備某種政治信任，

最後會轉化成政治支持，提供系統有效地運作的基礎。普遍支持的指涉對象通常 是政治典則 (the regime or constitutional order) 還有政治社群 (political

community) ，並非由於政治社會中的成員獲得固定的報酬或利益而產生，而是藉 著對成員社會化 (socialization) 培養成員的愛國心、對憲法與領導者的信任與忠貞 所建立起來的。對於 Easton 的系統論而言，固然政治系統需要擴散支持給予政治 系統某種程度的行動彈性，但更為關鍵的是系統的生存尚需仰賴「特殊的支持」，

也就是因為「成員察覺其需求已經獲得滿足」而產生的。

系統論的構建與系統持續 (persistence) 概念密切相關，也就是對於政治穩定 的要求。但是，反過來說，一旦系統環境發生變化，民眾對於政治系統的支持與 要求也發生變化，這將形成系統的調整或變遷。Easton 認為政治支持可以從兩個 面向表現出來：政治信任與合法性，即是否信任既有政治體系與是否認為政治體 系具有合法性，所以政治信任其實是政治支持的一種展現。而在特定的政治支持 方面，Easton 更認為對特定一任政府的政治支持與對其的信任兩者很難區分。

本研究將循著 Easton 的邏輯，但進一步區分並檢測二個層次的政治支持。第 一個層次的特殊支持，也就是對於政治體系中某一特定的權威當局的正面評價，

最後會轉化成政治支持，提供系統有效地運作的基礎。「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第三 波中國調查資料，針對特定政治與社會機構的信任進行直接的測量，詢問受訪者 對於某一政治機構的信任程度。第二個層次則來自於普遍支持的概念，在本文中 將測量民眾對整體政治制度的評價，涉及制度效能感、制度榮耀感、制度支持、

制度比較，以及制度變遷等五個面向。具體問題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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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信任

請問您對於下面這些機構的信任程度怎麼樣？

(法院、中央政府、全國人大、共產黨、一般政府官員、地方政府、解放軍、公安 部門、報紙、廣播電視、各種民間組織)

體制正當性

制度效能感：從長遠來看，我們的政治制度能解決我國面臨的主要問題。

制度榮耀感：整體而言，我以我們的政治制度為榮。

制度支持：即使我們的政治制度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人民也應當支持。

制度比較：以其他國家的政治制度相比，我寧願在我國的政治制度下生活。

制度變遷：和其他國家相比，我們國家的政治制度是否需要有所調整？

三、政治參與

近年來，中國社會與政治當局皆以「穩定」為主要的訴求目標。2008 年北京 舉辦奧運會以來，中國的社會發展就進入另一個不同的階段。改革開放 30 年的經 濟成長與社會資本積累，以北京奧運華麗的開場秀展現在世人面前。接著，2009 年中共建政 60 年的國慶大典，更是中國軟硬實力的一次集大成表現，向世人宣示 中國的崛起。唯與此同時，政治相對穩定、經濟持續看漲的情勢之下，社會矛盾 正猛烈地在中國各處發生。有學者指出，「中國社會出現經濟快速成長與群體性事 件頻發相交織的景象」 (徐行、王海峰，2010) 。更為具體的表現則是，從 2009 年到 2010 年之間正是民間「維權」與政府「維穩」之間相互消長的重要時期。

群體性事件近年來的快速攀升是中國社會相當引人注目的現象，許多研究與 報述皆對此做出估計。1993 年中國發生的群體性事件為 0.87 萬起，2005 年上升為 8.7 萬起，2006 年超過 9 萬起 (張傳鶴，2010)。到了 2009 年，全中國共發生 9 萬 起各類群體性事件 (徐行、王海峰，2010)。另外一個驚人的資料則是勞資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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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91 年到 2008 年，勞資爭議案件從 7,633 件激增到 2008 年的 69 萬 3,465 件，

年均遞增 32.55%，涉案總人數從 1 萬 6,767 人增加到 121 萬 4,328 人，年均增長 34.07%，大大超出經濟增長率 (姚先國，2010)。除此之外，上訪、信訪等等公民 政治行動都成為中國民眾重要的選項。有論者指出，這是因為經濟成長所帶的社 會轉型，也同時使中國社會發生利益分化，不可避免的出現勝者與敗者的差異。

那麼，價值觀的變遷是否也會引導著中國民眾對於政治參與內容的變化呢？

在中國大陸的問卷中，放入了一組對於民眾平時可能採取的各項政治行動的問題，

以探測這些行動在中國民眾之中的發生頻率。在題組之前提供一段關於採取政治 行動的背景說明，用來引導民眾進入情境之中。

政治參與

人們有時會遇到一些個人或家庭問題需要領導幫忙，有時會對某項政策持不同看 法；有時會對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的偏差有意見；有時還會遇到個別領導以權謀 私。這時，他們往往會想辦法尋求解決。在過去三年中，您有沒有採取過以下辦 法，提出您的意見或解決您遇到的問題?

「直接向領導反映意見」。

「請能和領導說上話的人幫忙」。

「通過各級人大代表反映意見」。

「寫信給有關政府部門」。

「寫信給報社」。

「找領導的朋友或熟人說情」。

「團結大夥一起跟他理論」。

「上訪、遊行、示威、靜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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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主支持：民主正當性與威權抵制

關於民主正當性的支持，本文將援用「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在第三波調查中 所建構的兩組指標，包括了民主正當性與威權抵制。民主正當性方面，我們一樣 可以在兩種層次上加以處理。首先，我們關注民眾對於民主政府與民主體制的直 接性的支持，在測量上，我們處理的是民眾對於最好政府的認知、民主體制的優 先偏好 (相較於威權政府) 以及民主的一般性效能 (是否能解決我們社會的問題)。

其次，對於民主的比較性正當性方面，我們注意的是追求民主與其他價值之間的 排擠效應。在東亞的社會中，有一種特別強調發展的傾向，尤其是在成功的亞洲 四小龍經濟奇蹟與中國崛起之後，追求經濟崛起與國家競爭力成為可欲的與優先 性的選項。在此前提下，可以忍受局部的管制或是放棄政治自由。對此特殊現象，

我們測量民眾對於兩種目標或價值競爭下的選擇問題，分別是民主與經濟發展，

以及保護政治自由與減少經濟不平等之間的輕重關係。

另外，我們也必須注意在東亞的一個長期性現象。除了日本之外，此地區的 許多國家或社會都在很長一段時間處於各種型式的威權統治下。¹⁰ 台灣與南韓在 第三波民主化期間脫離了威權主義，在此之前分別是政黨威權與軍事威權政府；

蒙古的前身為蘇聯的附庸國，1990 年才進行了民主轉型；印尼與菲律賓都受到強 人政治的統治，民主化後仍受困於不穩定的民主品質；泰國才經歷過一次軍事政 變，近來才又重回民主體制；此外，雖然程度有所不同，但馬來西亞、新加坡以 及香港由於選舉制度的不公平，被視為是選舉威權體制；柬埔寨的體制仍未明朗，

國際上大多認為是以政治領導人洪森為主的獨裁政體；越南與中國則仍然保持後 共產主義的威權政府。威權體制對此地區長期影響會如何在民眾意見中呈現，理 論上，對於民主支持的另一面應該是排拒其他非民主政府的統治形式。在第三波 的調查中，處理了四種型式的威權政府被抵制的程度，包括強人、軍隊、專家以        

10 即使是日本，做為亞洲最現代化的國家，仍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陷入極右派國家主義的軍 人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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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政黨威權，但由於中國目前仍是一黨專政的政治環境，對於抵制政黨威權的測 量效果不佳，本文只使用前三項測量項目。

直接民主正當性

最好制度：民主也許會有問題，但還是一個最好的制度。

民主偏好：無論怎樣，民主體制總是比其他政府體制來的好。

民主效能：民主能夠解決我們社會中的問題。

比較民主正當性

民主優先 1：民主比經濟發展重要。

民主優先 2：保護政治自由比減少經濟不平等重要。

威權抵制

強人統治：讓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來決策，代替人大和選舉。

軍隊統治：由軍隊來統治國家。

專家統治：由專家來決定一切，代替人大和選舉。

五、民主認知類型

過去 ABS 執行中國調查的經驗，發現中國民眾對於中國的民主表現，評價與 滿意度的水平都很高，遠遠高於已經是民主鞏固的其他三個亞洲的國家或社會 (日 本、韓國、台灣) 。¹¹ 在前二波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資料基礎上，研究團隊對於 亞洲民眾在民主價值與政體偏好的議題上，取得許多新的研究推進。同時也遇到 一些問題，最主要的就是過去學界比較少注意到，關於民主概念在進行跨國調查

11 過去 ABS 的調查結果，令人很驚訝的發現，在亞洲對於民主運作的評價與政治自由度的關係是 反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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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所遇到的文化差異問題。為了處理這一問題，在多次跨國的問卷設計會議之後，

研究團隊發展了一組全新的測量指標，將有關民主價值的四個核心觀念：「公民權 利」、「民主程序」、「社會正義」以及「治理能力」轉化成四組價值並陳的問項，

以測知受訪者心中對於民主一詞的真正理解。

運用此題組可以討論關於儒家主義式民主的可能性，我們將利用民眾對於民 主不同認知的內容進行民主類型的分類，包括「權利-程序式民主」與「效能-分配 式民主」兩類。「權利-程序式民主」意指民眾更認知民主意義為「公民權利」與「民 主程序」，而傾向「效能-分配式民主」的民眾則是認知民主意義為「社會正義」以 及「治理能力」者。就語意而言，前者更傾向西方社會的民主標準，後者則可能 與儒家文化的某些價值相合。

民主意義題組 題目一：

(1) 政府能減少貧富差距 (社會正義)

(2) 人民通過公平的選舉自由選出政府領導人 (民主程序) (3) 政府不會浪費公款 (治理能力)

(4) 人民可以自由地對政治表達看法 (公民權利) 題目二：

(1) 人大 (立法機構) 可以有效監督政府 (民主程序)

(2) 每個人基本生活所需，包括衣食住行都得到保障 (社會正義) (3) 人民可以自由組織政治團體 (公民權利)

(4) 政府為人民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 (治理能力) 題目三：

(1) 政府能有效執法維護社會秩序 (治理能力) (2) 媒體可以自由批評政府 (公民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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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府能讓老百姓人人有工作 (社會正義)

(4) 政府由多個政黨通過選舉公平競爭選出 (民主程序) 題目四：

(1) 人民可自由參與抗議和示威活動 (公民權利) (2) 政治清廉而沒有貪污腐敗 (治理能力)

(3) 如果政府侵害人民的權利，法院可以替人民主持公道 (民主程序) (4) 失業人員能從政府得到救濟 (社會正義)

參、資料、方法與限制

要理解中國近年來的變化必須由新世代的政治態度著手。本文的焦點在於探 索中國新世代政治態度與相關文化價值的內容，同時認為應該以更廣泛的調查與 研究，理解中國新舊世代之間態度與價值是否發生了變遷。基此，應該採取的主 要研究方法即為社會調查研究法，但由於自行蒐集資料的成本過高，本研究將藉 由「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第三波中國調查資料進行統計分析。

這是一項面向全中國的訪問調查，屬於是東亞民主研究計劃的一個子計劃。

調查執行的時間為 2011 年 7 月到 10 月，訪問結果共回收 3473 筆受訪者資料。為 尋求更高的代表性，資料經過了代表性檢定與加權處理，使用的加權參數包括性 別、年齡、城鄉比與原抽樣框架下的各地區人口比例。調查的區域涵蓋中國大陸 地區的 25 個省 (香港、澳門、新疆、西藏、青海、內蒙古、寧夏、以及海南除外) ， 覆蓋了中國 94.87%的人口 (張佑宗，2011a) 。由於這是一項由專業學術機構所進 行的資料蒐集，本文是在既有資料庫的基礎上進行統計分析，屬二手資料分析。

由於使用二手資料分析法，本研究將不可避免地的遭遇一些限制。首先是核 心概念的測量方式，因為分析的內容主要依據大型資料庫的調查成果，問卷內容 有時無法完全契合後設研究設計的需求，在某些概念的使用上無法顧及所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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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研究設計上，本文把重點放在量化資料的分析，尋求中國大陸民眾的價 值觀與政治支持之間的分佈情況與相關性，藉此描繪新世代的政治文化圖像與因 果相關性。就質化研究的角度，必然譏為過於簡略。但因為研究篇幅有限，又此 研究為一探索性研究，藉由發現量化資料中的相關性，未來或可做為進一步深度 訪談與質化研究的起點。

第四節 本文的主要觀點

壹、政治支持分裂與體制變遷

因為中國社會看起來尚無挑戰政權的群體及能動性，所以多數的研究者都把 焦點放在政治菁英之上。但這種傾向將會存在總體－中介層次的誤差，忽視微觀 層次的資料將使我們無法看到變動的全貌。本文認為，文化變遷的結果會帶動政 治變遷。而文化變遷的方向，不是全然由政治精英的策略互動以及既有制度限制 來決定，大眾政治文化變遷會有自我的邏輯，未來可能的變化應該要從群眾價值 觀的變化加以辨明 (張佑宗，2000) 。黎安友的觀察告訴我們中國精英不會分裂，

但這個現象或許會因為社會中民眾態度的分裂而有所調整；裴敏欣認為中國當局 必須面對治理能力有其限度，下一步必須與民主改革派和談，不過歷史證據顯示，

遭遇危機的政權及其社會，如果缺乏一個集體尋求自由的呼聲，改革的方向未必 朝向民主憲政。

另一方面，中國當局的確正在努力維持系統的穩定，在國家與社會的聯結方 面，為了保持社會穩定而盡其能力控制社會所有可能造成不穩定的來源，中國政 府投入很多資源建立一套治理混亂的系統。為了保持社會穩定而盡其能力控制社 會所有可能造成不穩定的來源，當局運用大量經費與人力，同時依賴現代高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