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初步理解中國民眾政治參與的變化，除了 2011 年的第三波調查外，我們 也使用了先前的兩波相同調查，分別為 2001 年與 2008 年。本文所使用的政治參 與內容在前兩波中也都被用來對受訪者進行測量，所以我們可以用同樣的統計程 式對前兩波的調查資料進行製作。同時使用三個指標來進行整合，在表 6-3 中，我 們計數這三次調查中至少都有回答「偶而做」以上的民眾，包括「有時做」以及
「經常做」作為採取一次以上政治行動者，回答「從沒做」則計數為未採取行動 者，未回答者設為缺失值。大體上來說，採取「請求型」政治參與的民眾較多，
這可能是因為這與過去中國講關係靠人情的社會條件比較相符，也被民眾認為比
166 有效的 N 3076 3077 3076 3086 3028 3061 3378 3412 3401 說明：資料分析中剔除無反應者。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2001、2009、2011 中國調查
圖 6-1 三波調查中國民眾採取政治行動比較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2001、2009、2011 中國調查
38.6 35.9
2001 2008 2011
請求行動 舉報行動 抗議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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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眾的政治參與從 2001 到 2011 年之間的變化，可以用各種政治參與類 型在這十年之間回答曾採取過的百分比整體性提高，同時以「抗議型」政治參與 的快速提高做為顯著的特點。圖 6-1 可以展現這樣的圖象。2011 年的調查相較前 兩波的結果，整體都提高了。「請求型」政治參與在 2001 年時的調查為 38.6%，2008 年調查稍降到 35.9%，2011 年調查則提高到 48.1%；「舉報型」政治參與整體而言 雖然百分比不高，但也從 2001 年的 4.0％微幅提高到 2011 年的 6.1％；最令人注 目的是，中國民眾的「抗議型」政治參與在 2001 年只有 2.9％的民眾回答有做過，
2008 年調查的受訪者，8.9%回答曾採取此種政治參與，到了 2011 年的調查，採取 這類政治參與的人數已經達到 14.3％。其增長速度十分驚人。
中國民眾近年來的確有更高比例選擇了各種類型的政治參與行動。那麼，這 些選擇進行政治參與的民眾是否具有某些特徵，是我們下一階段需要瞭解的問題。
利用 2011 年的調查資料，我們比較三種不同的政治參與行動中，過去 3 年至少有 從事一項的民眾與從未做過民眾之間的差異。
運用社會學的人口分類資訊進行交叉列表分析，希望可以辨認出這些民眾的 特性。本文所使的社會學變項包括出生世代、價值觀群體、性別、城鄉別、地區 別、教育程度、政治面貌以及受訪者的主觀社會地位。表 6-4 為統計結果，表中只 展現了某一社會學類別變項中，回答採取過該型政治參與的百分比，括號中的數 值則是調整後殘差，顯著臨界值為正負 1.96，顯示該細格較期望值偏高或是偏低，
每個變項也都進行了卡方值的顯著性檢定。
對於「請求型」政治參與而言，具顯著性的變項包括性別、城鄉別、教育程 度、政治面貌與主觀社會地位。就性別來看，男性選擇「請求型」政治參與的比 例高於女性 (54％：42％) ，調整後殘差達 7.3。城市的民眾也明顯地高於農村的 民眾 (50％：40％) ，調整後殘差為 2.6。教育程度方面，高教育程度者，包括各 種大學以上學歷者，比中低教育程度的其他兩分類都更會選擇採取「請求型」政 治參與 (66％：49％：41％) ，調整後殘差為 7.3。值得注意的是，受訪者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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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貌在「請求型」政治參與中十分重要，身為正式黨員的受訪者有 60%回答曾採 取過此類政治參與，調整後殘差為 5.9；曾經申請過入黨的受訪者則有 62%曾採取，
調整後殘差為 5.6。兩者皆明顯高於一般群眾的 43%。受訪者的政治面貌提供了他 們更多的管道與政治能力，做出向領導請求的政治參與行動。而自認為中等社會 階層的民眾則是三類社會地位分層中最傾向選擇請求行動的。整體而言，除了性 別外，城鄉差異與教育程度都表現了現代化與經濟發展的結果，但這結果更可能 與政治能力有關，因為具有黨員身份與曾申請入黨的積極分子與一般群眾相比，
更會進行「請求型」的政治參與。
就「舉報型」政治參與而言，本來就是三項政治參與行動最少人參與的 (平均 僅 6％) 。加上寫信給政府部門與報社需要相當的知識門檻與時間成本，所以我們 也可以看到此項行動的民眾特性與所具有社會資源有些關係。從表 6-4 中來看，具 有顯著性包括世代中的 80 後世代、價值觀群體中的低價值觀者、男性、居住於城 市的居民、教育程度達中學以上者、正式黨員以及主觀社會地位在中層以上的受 訪民眾。
我們最為注意的是選擇「抗議型」政治參與的民眾特質，從表 6-4 的第三欄中 看來，這群人更傾向集中於 80 後世代、男性、中西部地區、以及教育程度大學以 上的民眾。最值得注意的是，這群人之中有依世代差異逐漸增加的趨勢，最高的 百分比出現在 70 後 (16％) 與 80 後 (17％為 3.4) ，80 後世代的調整後殘差也突 破了臨界值 (為 3.4) ，明顯高於其他世代。其他的變項中，選擇抗議行動的民眾 中，男性的百分比明顯高於女性 (18％：11％) ，調整後殘差達 5.7。地區則是中 部與西部地區都偏高，前者百分比為 15%，調整後殘差為 2.0，後者則以 16％以及 調整後殘差達 2.0 展現其顯著性。教育程度中則是以高教育程度明顯高於其他兩個 類別為其特徵，百分比達 20％，調整後殘差為 3.5。在最令人注目的「抗議型」政 治參與，新世代的參與是一個顯著特徵。但與現代化程度相關的變數只有教育程 度有關，在地區變項中，反而是現代化程度較低的中、西部地區的民眾採取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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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型」政治參與以及「抗議型」政治參與的顯著表現值得我們進一步觀察。結合 80 後新世代、西部地區與大學以上的中國民眾，隨著其數量與社會影響力的逐漸 提升，是否會成為中國政府完善治理的重要對象。在初步的交叉列表分析中，我 們並沒有看出價值觀群體的差異明顯地與民眾的政治參與有關，僅在「舉報型」
政治參與中，民主價值觀者與低價值觀者表現的更為突出一些，在「抗議型」政 治參與則沒有顯著差異。
第三節 政治參與的世代差異
本章政治參與變項的處理，首先是經過因素分析歸類出三種不同型態的政治 參與類型，在計數有效數量的方式是採取受訪者是否曾採取過為標準，只要在某 一類型的政治參與行動回答曾經採取，我們就計數為「1」，沒有參與者計數為「0」，
是一組 2 分類的變項。為了區分有採取以及沒有採取這兩類人的特質，我們採取 了二元對數成敗比迴歸模型進行分析，以下分別以是否採取過「請求型」、「舉報 型」以及「抗議型」政治參與為依變項，主要看世代差異與價值觀變遷是對政治 參與的增加有正向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