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改革以漸進式的改革模式不同於其他後共產國家體制，也不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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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新興經濟體的發展經驗。有論者以為，這種漸進式的模式也應該同時擴張到 政治改革的論述上。另外，屬於中國獨特政治發展模式的說法也是中國官方與學 界追求的一個方向。在這個觀點下，一方面替中國未來民主化的發展設下一道門 檻；另一方面，就算民主化要持續進行，也被要求必須以契合在地文化的觀點來 進行「特殊的」制度設計。
從經濟改革的邏輯中抽繹出的演化經濟學，許多人認為可以類比在中國政治 變遷的過程中，以演化政治學形容中國轉型政治的特徵。在理論上可歸納為五項 特點，包括中國模式演化的試錯性質、與傳統的非斷裂性、與經濟轉型一樣的最 小打亂原則、充分重視改革的約束條件等。總之，皆呈現出演化與漸進的性質。
俞可平 (2006：318-319) 便是這類看法的主要倡議者，其對於中國民主化的核心 觀點包括增量政治改革與增量民主。在此邏輯下，民主進程必定是緩慢的。28 在 政治穩定的要求下，任何大規模的改革進展都必須被慎重考慮，尤其是在前蘇聯 向民主轉型的「前車之鑑」後，漸進式的政治改革是唯一可行的選擇。29
民主化的道路是否適用於中國也是另一個重要的討論方向，對於未來政治體 制的選擇，甚至有主張傾向新加坡式的開明專制、新威權主義的方式。30 蕭功秦 (2008) 提出一種十分具有代表性的說法，他認為中國社會政治轉型的特徵是，從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新權威主義到九十年代的進步的保守主義。進步保守主義的 主要內涵，就是在尊重現存秩序的歷史連續性、重新肯定傳統價值系統以及權威 的意義與作用的基礎上，緩慢漸進的推進現代化變革。它具有民主與現代化的導
28 俞可平提出的概念具有五層基本意義，其一是進行改革前必須有足夠「存量」，其二必須在原有 的基礎上有新的突破，其三為過程是漸進而緩慢的，其四為不損害人民群眾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 下，增加政治利益，其五以深化黨內民主及基層民主為突破口。
29 在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人面臨著共產主義停滯不前或學習西方政治制度二擇一的困境，如果 民主讓經濟好轉，提供社會和平，他們或許會走上民主之路，但是西方民主制度在該國行不通，
只有表面的成效。當民主不能滿足人民的願望之時，人們就會受到誘惑，乞靈於一位允諾復興民 族尊嚴的強人。 (貝淡寧，2009)
30 強調高素質、高效率的行政官僚，強調清廉政治和行政效率的提高。政黨輪替的方面，應該還 是強調共產黨領導。大陸很多學者都認為，如果中國貿然走向西方式民主，很可能會造成社會失 序，甚至是政治的混亂，造成經濟發展很大的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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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性，與傳統的保守主義不同。31 並以此過渡性體制為基礎，穩健的向民主化與 現代化發展。
中國特殊論也是自鄧小平以來中共中央的主要基調之一。在改革開放的初期，
作為朝向新體制的思想基礎，鄧小平首先宣示了必須堅持走「具有中國特色的社 會主義道路」。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裡，首次鮮明地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的科學命題，並莊嚴地宣告中國堅持「走自己的道路」。在這個階段，鄧小平提 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行改革 開放，從而實現了從傳統社會主義模式向現代社會主義模式的轉變，開拓了中國 社會主義建設新道路，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 提出和形成階段。這可以視為早期為中國發展模式的特殊性立下典範的主要說法。
中國官方從鄧小平以來一直有對於路線提供正當性的說法，從鄧小平所宣示的「具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到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以及胡錦濤的「科學發展 觀」、「新三步走」，唯此前的論述基本上都傾向漸進式與穩定改革的思維。這些說 法不僅是官方的意識型態塑造，同時也在政策與社會各層面進行實踐，成為後來 中國模式說法的一個顯著的根源。
十八大之後，中共中央所依恃的正當性論述似乎正處於轉變期。卸任的國家 主席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中提出「不走老路、不走邪路」 (老路指的是封閉僵化，
邪路指的是改旗易幟) 以及「三個自信」 (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接 著，新任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則提出「中國夢」，內容則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路，
與民族主義直接聯結。這些正當性的新提法透露出中共思維的微妙改變，值得持 續加以注意。
31 蕭功秦使用「後全能主義型的技術專家治國型的新權威主義」(post totalitarian technocratic new authoritarian regime) 一詞定義中國的過渡性體制。說明在變革的過程中，舊的遊戲規則瓦解，新 的遊戲規則一時無法建立，過渡時期的脫序狀態，會使改革陷入危機，中國在此時期需要一種新 的過渡性遊戲規則，一種新的開放性的權威主義，以實現中國的自由與民主為目的。 (蕭功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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