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沒有找到結果。

肆、缺少的環節

黎安友的看法顯然較為重視政治面,尤其認為中國的威權政府具有很高的可 能性與技巧處理治理難題,最根本關鍵是有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菁英團體 (中國共 產黨) 。另外,支持中國模式的學者則是從中共過去 30 年的成功以及文化面向切 入,但普遍也認為目前的政府可以有效控制中國未來的變化。不過,忽視社經變 化對社會帶來的影響可能過於武斷。事實上,在許多第三波民主化國家的菁英互 動過程中,若不援引社會支持,談判也無從進行。政治變革的前提在於一個分裂 而且需要重新配置權力結構的社會,分裂政治菁英的能動性依恃的是分裂的社會 支持。反過來說,若分裂的社會支持形成,也會給政治菁英更多的誘因進行運作。

中國未來的發展有沒有可能出現分裂的政治菁英,應該由是否具有分裂政治支持 的可能性加以理解。

相對而言,裴敏欣的觀點比較重視社會面變化,同時認為中國政府的治理能 力有限。政治菁英為了處理治理問題,將會進行相應的變革。也就是說追求有效 治理本身會將其導向民主化的道路,理由是信息社會的背景。可是,誠如黎安友 對於許可條件論過於偶然性的批評,我們需要對於社會變遷進行更為實質的分析,

以聯結社會分化、政治支持以及未來民主化之間的關係。

相對於裴敏欣與黎安友的論證都著重政治菁英的角色,Welzel and Inglehart 的 民主賦權理論可以提供我們另一種架構來觀察中國政治發展的過程。與流行的民 主化理論不同,Welzel and Inglehart (2008) 的理論更強調普通民眾 (Ordinary People) 在民主化過程中的角色。同時,現代化雖然是關鍵性因素,但是其主要作 用並不在於它會使政治菁英更容易接受民主,而是它會增加普通百姓為民主體制 奮鬥的能力和意願。

Welzel and Inglehart 的論述認為,民主化的真正焦點應該是民眾從威權管制中 解放,逐步賦權的過程。圖 1-1 展示了賦權理論的主要概念,就 Welzel and Inglehart

10 

而言,人類社會賦權過程包括三個層次,而且是從外圍逐漸朝向核心的政治制度 的過程。第一個,最為廣泛的層次,是經濟賦權。藉由經濟條件的改善,增加了 人類進行社會調整的行動資源,使人們「有能力」 (be able) 開始思考生存以外的 事務,真正能支配自己的生活。第二個層次涉及了價值觀的轉變,由於人們擺脫 生存需求問題,開始轉向其他精神需求,最主要的就是開始展現自我表達的價值,

這是一個文化賦權的過程,使人們「有動機」 (be motivated) 去支配自己的生活。

最後,當經濟賦權與文化賦權完成,將會需要用制度來穩定與確保這個成果不致 喪失,這就會開始一個體制賦權的程序,藉由民主制度安排來使人們「有權利」 (be entitled) 去支配自己的生活。(Welzel, 2006; Welzel and Inglehart, 2008)

藉由這個架構我們可以發現,關於民主化的動態過程,更重要的是必須回到 民眾的態度來觀察。在經濟生活改善後,還需要一個價值觀變遷的中介過程,使 得人類社會由傳統威權政治邁向民主。最後,只有在民主制度之下,才有可能實 現人類生活最自由的層次,但這是一步步賦權而逐漸達到的成果。

對於中國這 30 年的重大變遷,我們仍然缺乏一個整體的、面對民眾層次的普 遍性觀察。對於一個開始溶入現代化體系的政治體系來說,變遷是一個長期的過 程,也會有許多因素在過程中發揮作用,影響發展的方向與內容。就本文所關注 的民主化而言,從經濟結構變遷開始,經過文化結構的轉換,最終進入到體制的 調整應該是比較合理的程序。其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應該是民眾價值觀的變遷 軌跡,民眾的文化變遷才是政治變遷的趨動因素,價值觀變遷是制度是否變遷的 起點。對於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這個部分的研究需要更多的補充。

11 

圖 1-1 Welzel and Inglehart 的賦權理論模型

資料來源:Welzel and Inglehart, 2008

 

經濟賦權:行動資源 (使人們有能力去支配自己的生活)

人類社會的賦權過程

(人們有能力、有動機、到有權利去支配自己生活的進程) 文化賦權:自我表達的價值觀

(使人們有動機去支配自己的生活)

體制賦權:民主制度安排 (使人們有權利去支配自己的生活)

12 

第三節 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文的出發點為公民賦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同時會經歷至少三個階段,從 經濟賦權到文化賦權,之後才會進展到體制賦權。中國民眾的價值觀變遷是改革 開放後,社經結構變化的結果。雖然目前大多數對於中國的觀察,都是傾向「經 濟開放、政治封閉」的「韌性威權主義」,但筆者認為應該對社會面的變化給予更 多的關注,尤其是經由抽樣調查所蒐集的民眾態度、信念與評價的內容。根據世 代差異對於文化變遷理論的重要性,本文的研究焦點關注新世代—1980 年後出生 群體—的價值觀與年長世代的差異,以及這種變遷對於其他政治面向的影響。最 核心的價值觀變遷則是民主價值與傳統儒家價值之間的消長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