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解释哲学，决不停留在字词的一一古今对应上，正如文字有系统，
词汇有系统一样，语音也有系统，为适应解释学的需要，对语音系统作解释，
对语音和字、词的连结方法（它当然是语音和语言表达的哲学思想发生间接 联系的中介）作解释，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语音和字、词的联结方法，中国古代早有“转语”说和“因声求义”说，
后来又有古音的系统研究。最早谈及转语的是汉代扬雄《方言》，从扬雄举 证的实例看，他所说的转语，是指两词声母相同，或韵相同，或声、韵都同 的同义词，其中有不少是些同音同义词。晋代郭璞在《方言注》、《尔雅注》
中都讲到转语，《汉书》颜师古注中也讲到“语转”、“声转”之说。至戴 震的乡先辈，明末的方以智在《通雅》中则把由语声转变而分化的同源方言 词，又把音近义通的同义词都叫作转语。戴震是他的乡先辈的知音，方以智 的转语说在戴震那里得到新的发展，戴震著《转语二十章》
①
，把转语说全面 贯彻到文字、音韵、训诂的研究中，后来又有洪榜、程瑶田、王念孙、阮元、郝懿行等都在转语的运用上不断发展，从而形成了清代训沽学中的一个特 色：词源学的研究。
和转语密切联系的是因声求义。因声求义，也由来已久。先秦典籍中屡 见不鲜的声训是因声求义的一种，到汉许慎解释字义牢牢抓住构字的形体，
力主“以形立训”，使释义有了更可靠的基本立足点，一定程度上校正了声 训过滥的流弊，但对形声字的意义，许慎在运用“以形立训”的释义法则时 总是尽量考虑到声旁的价值。例如《说文・示部》的“禛”字，是个形声字。
意为“至诚感神而得福”，许慎的解释是：“以真受福也，从示真声。”这 显然是抓住形声字的声旁释义的，无疑已包含“因声求义”的含意在内。因 此，段玉裁注云：“此亦当云从示，从真，真亦声，不言者省也。声与义同 源，故谐声之偏旁多与字义相近，此会意、形声两兼之字致多也。《说文》
或称其会意，略其形声，或称其形声，略其会意。虽则省文，实欲互见，不 知此，则声与义隔”。
①
段的意思是说，许慎说解字义在贯彻“以形立训”时，又总是考虑“因声求义”的层面，把形声字看作形声兼会意，而许慎释会意 字时，则无例外地“以形立训”。从上面的引文也可看出，段玉裁则对许慎 在《说文》中把形声字大都说成形声兼会意之举进一步显明彰著，加以申发，
提出“声与义同源，故谐声之偏旁多与字义相近”的“因声求义”命题。许 慎之后，宋代王圣美提出过“右文说”，汉字左边多形旁，为字义范畴统类，
右边多声旁，“右文说”谓字义在右边的声旁中。至戴震乡先辈黄生著《义 府》，因研究古汉语的词义之需，明确提出“因声以知意”
②
、“古音近，通 用”③
、“一音之转”④
等音义关系原则，但黄生并不精于古音，因而不可能 将“因声求义”具体深入下去。后来，戴震竟由儿时对乡先辈的崇敬变成自
① 今佚，一说并无该书，《转语》即戴震的《声类表》，今本《戴震集》中有《转语二十章序》。
①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 2 页。
② 《义府》卷上“仡仡勇夫”条。
③ 同上，“敬寡、属妇”条。
④ 同上，“畴咨”条。
己的学术起点，抓住黄生提出的一些音义相关的原则不放，深化扩充，蔚成 一代音韵学的大观。
转语和因声求义，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把汉语的古音系统应用于词义 解释。转语，不过是将同一词语的不同形式，或不同词语的近似形式作比较，
找出其内在联系，例如，有词语 ＡＢ，另有转语它们间是音义相近相通的。因 声求义，不过是据义附于音的原则，寻找该字（词）的另一个读音与之近同 的未知的音形义统一的字（词），通常称为破假借字，对词来说是由假借义 求其本义。
转语和因声求义，都是古音学的应用，反过来说也一样：研究音韵学、
古音学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转语和破假借字找本字，从而更准确地作出语言解 释。这一实用目的，戴震是很明确的，音韵学内联转语和破假借字的语言解 释，外联“以词通道”的哲学解释，两者不过暂时刈断和分开来研究。为了 深入研究特殊的个别，暂时的刈断和放大廓开是完全必要的。正如美国人类 学家，描写语言学家的鼻祖萨丕尔（１８８４—１９３９）所说：如果不是强调事物 某一方面的特点并忽略某些与之矛盾的地方的话，我们就无法把事物装进一 个一个“格子”里去，因为世象是一个连续体。但毫无疑问，深入那特殊的 个别，并对它放大，完成其系统研究，归根到底又是为说明普遍联系服务的。
戴震的转语和因声求义与哲学释义的关系，也莫不如此。现在来看看戴震如 何说明音转学的实用性的。乾隆二十八年（１７６３），秦蕙田曾经因经书中的 一些字（词）义和读音问题求教于戴震，戴震写信答复了秦蕙田，信中阐述 了“因声知义”、“因声求义”的音义关系的实用原则，戴震把古代的字书 和韵书作了比较，指出这两种貌似不同的书，实际上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不 过一为义，一为声，一为里，一为表。“字书主于故训，韵书主于音声，然 二者恒相因”
①
。从意义角度看字音，“音声有不随故训变者，则一音或数义”；从字形角度看字音：“音声有随故训而变者，则一字或数音”。就词的意义 而言，“大致一字既定其本义，则外此音义引伸，咸六书之假借”
②
。“一音 或数义”，是指词义引伸、假借，而读音不变。“一字或数音”，则为多音 字。可见词义有本义、引申义，还有假借义，重点应研究“一音数义”。戴 震举例说：《诗・豳风・狼》“狼跋其胡”的“胡”（按：颔下垂肉）、《考 工记・冶氏》“戈胡”、“戟胡”的“胡”用本义（实际上已有引申义）。而《仪礼・士冠礼》“永受胡福”的“胡”是“遐”的通假字，义亦释为“远”，
全句略同于《诗・小雅・天保》“降尔遐福”。而《诗・曹风・鸤鸠》“胡 不万年”中的“胡”、《诗・小雅・南山有台》“遐不眉寿”中的“遐”，
均与“何”通假，胡、遐、何“一声之转”。又《诗经》中的“宁莫知之”
（《小雅・节弁》）、“胡宁忍予”（《小雅・谷风》）、“宁莫我听”（《大 雅・荡云》）、“宁丁我躬”（同上）、“宁俾我遯”（同上）、“胡宁 我以旱”（同上），诸句中的“宁”字，历代注释家都没有解释出来，戴震 惊人地发现：这些“宁”字就是“乃”字：“以转语之法（按：显即因声求 义之法）类推。‘宁’之言‘乃’也。”戴震由此发现了一条极重要的解读 古书的常规：“凡故训之失传者，于此亦可因声知义矣。”
③
也就是通常说的
① 《论韵书中字义答秦尚书蕙田》，《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55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破假借字。
为了更好地作词义解释，戴震还分析了“因声求义”中一些音义关系的 类别。一是声同义别。例如蜥易之易借作变易之易。另一类是声义各别，如 关门之关借作关（弯）弓之关（弯）。由于音义关系极为复杂，除假借以外，
还有远引申义。音义不相关的同形字等。从戴震的举例看，他对假借的理解 还有缠夹，例如，在第一类中，他举了动物的象与象形之象，实际上这不是 假借，不在通常说的“因声求义”之列，而是本义和远引申义的关系（或作 同形字看待）。在第二类中，戴震举了燕子的燕作燕（ｙáｎ）国之燕，实际上 这也不是假借，而是同形字。汉语史的研究告诉我们，对“因声求义”破假 借字的分类，只要从形体上分成本无其字和本有其字就可以了，从音义关系 上对假借字分类是难以说清楚的，一则本字和借字的读音须近同，后人读之 不同只是语音的历史变化或音转
①
，二则借字和本字在意义上无联系。值得注 意的是，戴震已提及“本无其字”。②
对于历史语音的变化，戴震是明确的。他认为，掌握了“因声求义”，“六书假借之法，举例可推”。他曾就假借 字指出古书中“异字异音，绝不相通，而传写致讹，混淆莫辨”
③
。这里所说 的讹体字，实际上是指通假字。戴震举出《诗经・陈风・月出》“劳心惨兮”中的“惨”字与“月出照兮”的“照”，“使人僚兮”的“僚”、“舒夭绍 兮”的“绍”等字通押，今音读起来并不押韵，何故？隋唐时期的经学家陆 德明将“惨”仍读成“七感反”（按：ｃǎｎ，反，反切），戴震指出：“惨”
不过是“懆”（音采老切，愁不安义）的讹体字，或可看作通假字（按：上 古“惨”清纽侵韵，“懆”清纽宵韵，同声母），“懆”是本字，与“照”、
“僚”、“绍”相押。又如《小雅・雨无止》：“莫肯用讯”之“讯”和上 文“戎成不退，饥饿不遂，曾我暬御（待御），憯憯日瘁”之“退、遂、瘁”
为韵，似不能押。“讯”字陆德明以为音“信”，戴震指出此“讯”字为“谇”
之讹体，实际上“讯”通“谇”（按：上古“讯”：心纽真韵，谇：心纽物 韵。二字同声纽，韵部物、真二韵旁对转），这样就可通押了。戴震认为，
“凡古人之诗，韵在句中者，韵下用字，不得或弃”，也就是说，凡逢韵脚 字当必押，以今韵读之不押，必有其故，凡遇韵字不押而“失诗句用韵之通 例，得此正之，尤稽古所宜详核”，即对貌似不押韵的韵字应找到本字本音，
便可使通押成立了。强调本字本音对通押字作出解释，是考虑到了形音义的 统一，戴震所说的形体的不同是指借字和正字间的形体不同，古音仍应是相 同的，本字本音的提法，归根到底还是透过历史语音的变化求本音。戴震指 出；“故训音声，自汉以来，莫之能考也久，无怪乎释经论字，茫然失据，
此则字书、韵书所宜审慎不苟也。虽旧韵相承，其中显然讹谬者，宜从订正。”
①
关于《诗经》以今音读之“不押韵”一事，明末陈第（１５４１—１６１７）在
《毛诗古音考・自序》中从语音发展史入手作了理论上的说明：“盖时有古 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到《四库全书》收入
《毛诗古音考・自序》中从语音发展史入手作了理论上的说明：“盖时有古 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到《四库全书》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