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八年癸已（１７７３）夏，戴震和章学诚相见于宁波道署。那时，
戴寓居浙东，主讲金华书院，授课之余，研读顾炎武《诗本音》，讽诵经文，
叹为不易。而章学诚正撰《和州志》，与浙江宁绍台道冯定九交游。章、戴 相见时，戴震已五十岁，章学诚三十六岁，时戴震已于乾隆三十四年（１７６９）
和三十六年（１７７１）撰《汾州府志》和县志，章学诚首撰《和州志》刚开始，
始作体例。章、戴论学，可谓一是学界新秀，一是完全成熟了的饱学硕儒。
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在戴震过世后十三年，章学诚曾著《记与戴东原论 修志》一文追述此事。
章、戴分歧，由来已久。自顾炎武倡理学即经学，乾嘉学人以语言文字 通经，章学诚力主“六经皆史”，对戴震的“以词通道”颇不以为然，章说：
“就经传而作训故，虽伏、郑（按：伏生、郑玄）大儒，不能无强求失实之 弊，以人事有意为攻取也……离经传而说大义，虽诸子百家，未尝无精微神 妙之解，以天机无意而自呈也。”
①
意思是说，解语言文字并不能通道。章、戴论修志，分歧甚大，戴重在考订史地沿革，章重在言文献。初看 仿佛没有什么区分，考订也要通过文献，重文献也为考订。其实，戴、章的 分歧，有类于戴震和惠栋的区分，戴求其是，惠求其古。重文献的目的是考 订史实，尽信书不如无书。考订沿革还必须与实际情形相结合。章提出重文 献，是以一般历史科学的文献要求来要求地方志，未免不合方志需实情的体 例，戴震重沿革实际上就是重历史和现实的实际情况。戴在《答曹给事书》
中举出诸多文献有误的例子，已如上一节所叙述，在纠正顾祖禹《读史方舆 纪要》将虎泽说成永宁州北，与虎泽近邻的美稷城在汾州府西北时，以实地 指其文献之误：“自府而西北至永宁州之北，群山簇拥岩谷之险，绝无平地 以容所谓虎泽者。”
②
由此可见，戴震重考订历史沿革的提法较章氏主文献表 达得更科学。由于章、戴的一贯分歧，章说：“戴君经术淹贯，名久著于公 卿间，而不解史学；闻余言史事，辄盛气凌之。”③
其实，戴氏著《七经小记・水 地记》，研核《春秋》，校注《水经注》、修《汾州府志》、《汾阳县志》，为人撰谱牒传记，已足说明戴氏不是不懂史学。章、戴时期的史学和后来的 通史不大一样，那时的史学多指经史要旨、地方志，章氏《文史通义》内篇 多言经书，以史解经，以经言史，外篇纯为修志之事。从这个情形去看，戴 震恰恰是个史地学大家。而其史论则渗透在修志、撰谱牒、校《水经注》的 实践中。至于戴震重史实考订，更是历史学的基本功。章太炎曾要修“启寻 方来”的通史，“试作通史，然后知戴氏之学，弥仑万有”，并说：“上世 草昧，中古帝王之行事，存于传记者已寡，惟文字语言间留其痕迹，此与地 中僵石为无形之二种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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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把语言文字看作研治古代文化和古代史 的化石，颇具的见，而他认为，戴震精于文字音韵，自然是精于“无形大史”的人，故章太炎治史，反讥王鸣盛、钱大听治史“昧其本干，攻其条未”，
反“觉定字（按惠栋）、东原，真我师表“。可见戴震确实是治经学而连同
① 章学诚《校雠通义・外篇・吴澄野太史历代诗钞商语》。
② 《答曹给事书》，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137 页。
③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记与戴东原沦修志》见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869 页。
① 《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172 页。
史学的人。
据章学诚的记载，当戴震看到《和州志例》以后，就说：“此于体例，
则甚古雅，然修志不贵古雅，余撰《汾州》诸志，皆从世俗，绝不异人，亦 无一定义例，惟所便尔。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
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当章学诚作出辩白以后，戴又说：“沿革苟误，
是通部之书皆误矣，名为此府若州之志，实非此府若州也而可乎？”
②
这里主 要之点是：一、修志不贵古雅。二、地方志体现地方习俗、地方文化的特色。三、地方志用于说明地理位置、地名沿革等问题时，尤须重于历史地理的研 究，非要把地理的历史沿革搞清楚不可，如地史沿革有误，必然张冠李戴，
整部地方志不是某处，而是他地，因而失去了价值。故戴震批评章学诚“侈 言文献”。平心而论，戴震的这些看法大致不诬。修地方志不贵古雅，而要 体现地方文化特色，恐怕修志的目的就在此。前面已提到，自周代起采风览 观民俗，上古就有方国地史，都是地方志的滥觞，它们并非不古，却以处处 体现地方文化特色见长，如可以与方志相比的汉代扬雄《方言》，著者并非 不能雅，恰恰是著磅礴有势、富丽高雅的大赋的名手，但《方言》一收早已 不雅训的“绝代语”（汉代仍可能出现在方言中），二收方国俗语，唯其如 此，它才有价值，成了“悬之日月不刊”的名著。戴震崇尚汉学，以弘扬民 族文化为己任，以研习国故经典为能事，但同时强调地方文化的意义，尤其 在纂修地方志中，他主张完全从俗，全力捉住地方文化，在戴震的整个视野 中，志书无疑是经典文化的补充，是民族文化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至于戴震“悉心于地理沿革”的主张，上节提到的《答曹给事书》中一 系列的纠缪改错，是这一主张的一个注解。他在乾隆三十四年（１７６９）代人 所作的《应州续志序》中也曾强调说：“古今沿革，作志首以为重。”并因 此对《应州续志》的作者“南丰吴君”提出建议，作了一系列的纠谬补逸（当 时的学风是作序绝不为人护短），可见他在与章学诚论修志时提出的主张是 深思熟虑之论。在戴震看来，也只有从俗并考其沿革以求实，才能使方俗史 志发挥“雅”的作用，他说：“余曩因诗古文词所涉，检寻郡邑志书，其于 经史中地名、山川、故城、废县，以及境内之利病，往往遗而不戴，或载之 又漫无据证，志之失，大致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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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的治学经验反复告诫他，地史沿革 不可不考。就以《应州续志》为例，连应州（今山西应县）古代在何处也发 生了问题。旧《应州志》称应州为秦汉的阴馆县。阴馆又在何处呢？考《汉 书・地理志》“雁门郡阴馆累头山，治水所出，东至泉州入海，”《说文解 字》也说：“漯水（按：即治水，今桑干河上游）出阴馆累头山。”《魏书》、《水经》皆同。《寰宇记》则累头山和阴馆城相距还远着呢！因而需要确指 阴馆在何处，戴震继考《水经注》、《十三州志》、《读史方舆纪要》、《一 统志》，发现阴馆与那些和应州相近的地区相距甚远，以阴馆说明应州则过 于粗疏。《十三州志》说：“剧阳在阴馆东北百三里。”顾祖禹说：“汪陶 废县在应州西。”《一统志》：“汪陶在山阴县东。白狼堆在〔应〕州西北，
巨魏亭在〔应〕州北，剧阳在〔应〕州东北。”戴震的结论是：应州大约是 汉代汪陶、剧阳二县地，与阴馆无关。
《应州续志》又说：“北魏天平二年应州置善无郡，领善无、沃阳二县。
② 《文史通义校注》（下），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本 1985 年中华书局版 869 页。
① 《应州续志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138 页。
顾祖禹也说：“沃阳废阳在应州西南，善无城在代州西北七十里，本汉县。”
戴震考之《汉志》，沃阳有盐泽。《水经注》：“盐池西南去沃阳故城六十 五里。”《十三州志》云善无县南七十五里有中陵县。这些说明盐池、沃阳、
善无、中陵该相距不远，但据文仍不能说明问题便进一步考之实地，中陵是 乾隆时宁武的神池县（今山西神池县），善无在其北，沃阳盐他是唐代的安 北部护的胡落盐池，乾隆时的偏关外归化城西的蒙古地，清代偏关五寨吃的 盐仍从蒙古来，况且中陵、善无、沃阳的水流归地近内蒙的树颓水（按：或 指浑河）注入黄河。经文献书证和地域实证相结合，戴将沿革弄得水落石出，
指出沃阳距应州遥远。《应州续志》说曾在应州置郡领沃阳、善无是不确的。
以上二例，再一次说明，戴震十分重视文献，文献功夫是历史科学的基 本功，戴震岂有不重视之理。当文献不足征时，应考之实地，以求地史沿革 究竟。文献是手段，考证史实，弄清原委是目的。而这些归根到底又服从于 修志以“利民”这个总要求。
戴震认为，不仅修地方志如此，凡涉及历史科学的学问均应如此。乾隆 三十六年（１７７１）戴震应邀到汾阳修县志时，有位叫温方如的向戴震请教，
温氏研究汾州地区的金石文字，著《西河文汇》，方如持三寸搦管，在荒榛 颓垣中寻访残碑，精神是可贵的，但未能远涉名区，仅杂取府州县志以证，
而汾州府辖州县八，温氏还差两个县没有顾及到，于是又涉及到书名所及的 地史沿革问题，温氏书名踵其师周某《西河遗事》、《西河诗汇》之类，因 是寻访西河的金石文字和碑石，不得不考其沿革。所谓西河，先秦时府境于 七国赵地，其西临永宁宁乡，直到北魏太和年间才正式置西河郡（戴震的考 释已见上节）。温氏的书采编自宋以下，因是西河郡的金石、碑刻，“特以 有涉于方志，观事存之”，“倘用是专事遗逸，为府州县补阙正讹”，同样 是有意义的，因而考订沿革，正西河之名，以期搜集之全，就十分必要了。
我们再一次看到，在方志、地区文集中，文献往往只是潜台词，是考有关史 实的基础，一旦考订清楚，是不必堆砌在方志、文集之中侈言文献的，这正 是醇儒之论，硕学之士的卓识，是很值得玩味，值得索其志趣的。
针对戴震不贵古雅从世俗，重地史沿革而不侈言文献的说法，章学诚说：
“余于体例，求其是尔，非有心于求古雅。然得其是者，未有不合于古雅者
“余于体例，求其是尔，非有心于求古雅。然得其是者，未有不合于古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