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 年），即戴震三十二岁那年，为躲避豪族的迫害，单 身入都，避难北京。在这以前，曾有戴氏族中豪强侵占戴震祖坟，他不得已 诉讼于县，但豪强倚财仗势，结交县令，行贿受贿，上下勾结，反诬戴震有 罪。一说戴震早年曾著《族支谱序》，针对《隆阜戴氏宗谱》，提出过“信 则传信”，“不从旧谱序列，不敢滥承”，得罪了掌握族权的人。年轻的戴 震为逃避迫害，不得不远走高飞。
关于避祸北京，段玉裁《年谱》定在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 年），段说：“二 十年乙亥，三十五岁。盖是年人都。”但据钱大昕五十七岁时自编的年谱说：
“十九年甲戌，年二十七岁。是岁移寓横街，读《汉书》，撰次《三统历术》
四卷。无锡秦文恭公，邀予商订《五礼通考》。休宁戴东原初入都，造居士 寓，谈竟日，叹其学精博。明日言于文恭公，公即欣然与居士同车出，亲访 之。因为延誉，自是知名海内。”
①
钱庆曾（钱大昕曾孙）按：“公集《戴先 生传》云：以敝袍入京师，一见奇之，即与之定交。”又按：“公集《与戴 东原书》……作于是年。”②
钱大昕的自定年谱和钱庆曾的注都可说明戴震是 甲戌年（１７５４ 年）进京的。又王昶《戴东原先生墓志铭》云：“余之获交东 原，盖在乾隆甲戌之春，维时秦文公蕙田方纂《五礼通考》，延致于味经轩，偕余同辑‘时享’一类，凡五阅月而别。”
③
钱大昕、王昶皆记述亲身经历，均可信，可证戴震是在乾隆十九年入京的。
因是避祸而来，只是穿了件坏长袍，初到北京，自然穷得衣食无着，只 是暂住在京城内的歙县会馆。到北京后第一个与之相见定交的是钱大听。这 一年三月，二十七岁的钱大昕已考中进士，而戴震其时还只是个县学生。戴 震才学过人，却不得志，又遭豪强迫害，到京后生活无着，为人却穷而有志，
禀性狷介自爱，不合流俗，不为人物所羁，“人皆目为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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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戴 震自携所著书稿造访钱大听，纵论学问，竟谈了一整天，临别时，钱大昕目 送其远去，叹曰：“天下奇才也。”当时，正好礼部侍郎秦蕙田编撰《五礼 通考》，要想找一位精通天文历算的人。钱大听随即把戴震推荐给他。秦蕙 田非常高兴，随即命驾访之，后来干脆把戴震接到府邪，朝夕讲授观象授时，这期间，戴震又向秦蕙田推荐了江永，《五礼通考》收入了江永和戴震本人 的著作。与此同时，戴震还在味经轩与王昶共同编纂讲述宗庙四时祭祀的“时 享”类
①
历时五个月。除钱大听外，当时掌管修史的翰林纪昀、内阁中书王昶，还有王鸣盛、朱筠，都是乾隆十九年的进士，均以学问名闻京师，听说戴震 的来到，都不惜降低身份，亲自前往歙县会馆拜访戴震。戴震与这些大学问 家抵掌而谈，纵论学术，展示著述，竟使这些大学问家无不为之赞叹不已。
戴震的来到，使原先门可罗雀的会馆霎时间变得热闹起来。晤谈之后，仍有
① 《十驾斋养新录》，商务印书馆 1957 年版 22 页。
② 《十驾斋养新录》，商务印书馆 1957 年版 23 页。
③ 见《戴震文集》，赵玉新点校，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260 页。
④ 钱大昕《戴先生震传》，见《戴震文集》，赵玉新点校，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265 页。
① 《五礼通考》卷 181 至卷 200 有《观象授时》，卷 86 至卷 96 有《宗庙时亨》。叁见文渊阁《四库全书》
本。
书信往来不断，相互切磋学问。如戴震对王鸣盛不断言及江永，“后光禄与 戴震书启通问，必称敬候先生”，又如钱大听《与戴东原书》与之论学：“邵 长蘅遂谓孙愐增字四百有奇（按：指《唐韵》），似可来信，惟高明示之。”
一代学入的京师交游，犹如魁星阁群星争辉，璀璨百聚，其中最为夺目，不 时放射出异采的是为众星所拱，学士敬仰的清贫之士戴震。从此，戴震名重 京师，名门公卿争相与之交往，“薄海承学之士，至于束发受书之童子，无 不知有东原先生。”
②
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 年）夏，纪昀（１７２４—１８０５）初次结识戴震，读到他 的《考工记图注》，惊叹不已，随即出钱付刻。这一年，戴震就寄居在纪昀 家中，过得舒心自坦。在学术上，戴震也极愿意听取纪购的意见。例如他在 乾隆十七年（１７５２ 年）撰著，二十七年（１７６２ 年）付刻的《屈原赋注》中，
注《离骚》“恐美人之迟暮”一句，因汉王逸、宋洪兴祖、朱熹皆以“美人”
指楚怀王，以致使上下文扞格难通，戴震注引纪昀曰：“纪编修晓岚曰：美 人谓盛壮之年耳。”并云：“草木零落，美人迟暮，皆过时之慨，即《论语》
所云‘四十五十而无闻，斯亦不足畏’是也。”明以“美人”为屈原本人，
遂贯通上下文，并批评王逸等人的说法是“不顾失立言之体”。戴震引纪晓 岚此说，当是寄居纪氏家后闻纪氏之说而后补上去的。又如戴震著《考工记 图注》，也曾听从纪购之议而“删取先后郑（按：郑司农、郑玄二人）注而 自定其说以为补注”。但是，纪购和戴震也仅仅是汉学纯学术领域内的朋友，
在哲学上，纪陶完全不能理解戴震。章炳麟《文录・释戴》记述：纪购读了
《孟子字义疏证》后，“攘臂扔之：以非（诽）清净洁身之士，而长流污之 行”。表示极大的不满。当然，这是后话了。
寄居纪购家的这一年，戴震酝酿了平生著述中的一件大事，那就是把扬 雄《方言》分抄于宋李焘《许氏说文五音韵谱》的上方，自题云：“乙亥（１７５５ 年）春，以扬雄《方言》分写于每字之上，字与训两写，洋略互见。”这是 为日后著述《方言疏证》作准备的。为什么用李煮的书而不用大徐（徐铉）
本作底本呢？那是清代文字学未发达之前，大徐本几乎被湮没，李焘本盛行 易找的缘故。顾炎武博极群书，竟没有读过‘始一终亥’的本子。宋李焘继 徐锴《说文系传》和《说文韵谱》之后扩充其内容，编定《说文解字五音韵 谱》三十卷，参照宋代韵书《集韵》次第，起于“东”字，终于“甲”字，
完全改变了《说文》的本来面目，因为李书按韵编排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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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广为流传，以 致使始“一”终“亥”的本子湮没不闻。明代甚至有人把李焘本当作许慎真 本而非难大徐本，还有人据李煮本作《韵谱本义》，推阐许书始于“东”之 意。这样，顾炎武读不到始“一”终“亥”的大徐本就不奇怪了，至戴震时 也不例外。戴震将《方言》分写于李焘本之上，意味着重新研究《说文解字》的开始，它预示着李煮本统治时代的结束，其意义正在于此。
戴震分写时的自题中说及的“写其字”，意即以字为主，而以《方言》
之字系于《说文》之字。所谓“写其训”，意即以《方言》的训释系于《说 文》之字。使用李焘本，也有一个灵便，就是需要以声为主作系联时，就将
《方言》一串串的同声之字系于《说文》，按李焘本检索，可随时作对比研 究。《自题》说“详略互见”，那是说分抄在李焘本上以后，一详一略，随
②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451 页。
① 《说文解字》检字甚难，今本大徐本（据清孙星衍、陈昌治刻本）的索引是解放后中华书局编的。
时可予比较。戴震以李煮本《说文》为底本，将扬雄《方言》移录于《说文》
相关的字头之下，从而便于作出比较研究。这种方法，正是近现代解释学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中的文本解释中将一种文本嫁接到另外一种文本上的方 法，或者说是这种方法的雏型。嫁接的结果是什么呢？
对戴震本人来说，结出了《方言疏证》之果。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 年），
戴震在纪昀等人的举荐下进入四库馆任纂修。这时，戴震取平时所校订的文 本，遍核经史诸子的义训资料，及诸家引用《方言》的资料，著《方言疏证》，
从而进一步确立了《方言》在语言学史上的权威性地位，而此分写本，是确 立这一权威地位的草创之始。《方言疏证》本身在语言科学史上有极重要的 地位，它的蓝图的制订，有关问题的早期运思，则是肇始于寄居于纪晓岚家 中的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 年）。
对他的学生段玉裁来说，戴震的早期分写本是他的巨著《说文解注》的 启发性著作。正是前面说及的连顾炎武也读不到《说文》大徐本的种种情形，
促使段氏发愤研究《说文》。鉴于李煮本的长期统治地位，他认为“向来治
《说文》者多不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即未得许书“以形立训”的要旨。
段玉裁于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 年）开始编纂长编性质的《说文解字读》，至 嘉庆二十年（１８１５ 年）《说文解字注》刊行，前后达四十年之久。戴震的分 本写成后，段玉裁曾于乾隆三十四年、三十五年（１７６９、１７７０）间借阅，并 携至段氏做官处四川省玉屏县。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 年）段玉裁来京，曾在 洪榜的寓所中见到戴震，戴震向段玉裁索要此书，并说：“李煮的分韵本《说 文》不足贵，目的在于分写《方言》。”可见戴震对李煮书的评价态度及权 借此书作《方言》分写本的目的，后来段玉裁回四川，因路远难以邮寄，分 写本一直藏在段处。段玉裁回顾借阅分写本时的意图说：“然假此书，未知 重《方言》也，乃始将读《说文》耳。”对同一本书的评价和使用，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本来也是可以的。戴震的原意在深究《方言》，段玉裁借以 研究《说文》，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客观上都是发展清代的语言科学。
段玉裁还回顾分写本对他著《说文注》的启迪说：“今四十余年，于《说文》
讨论成书，于《方言》亦窥阃奥，何莫非先生之觉后觉哉？”段玉裁的话，
未必是谦虚之词，戴震的文本嫁接所形成的体例和方法，作为清代早期研究
《方言》和说文》的草创，对段氏《说文注》体例和方法的形成确实是有启 发的。清代语言学著作的体例均有其共性的一面，可统称之为治小学的朴学 方法和条例，这主要是指立以字头，继以诠释，傅以古今文献实证，综合运 用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历史科学的基本方法。所有这些，戴震的分写
《方言》和说文》的草创，对段氏《说文注》体例和方法的形成确实是有启 发的。清代语言学著作的体例均有其共性的一面，可统称之为治小学的朴学 方法和条例，这主要是指立以字头，继以诠释，傅以古今文献实证，综合运 用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历史科学的基本方法。所有这些，戴震的分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