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不仅对了解现实的语言状况有意义，尤其对了解古代的语言文化 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现实方言是古代方国的绝代语，它是古代语言和文化的 化石，章炳麟曾说：“今者音韵虽宜一致，而殊言别语终合葆存。但令士大 夫略通小学，则知今世方言上合周汉者众，其宝贵过于天球九鼎，皇忍拨弃 之为？彼以今语为非文言者，岂方言不合于文，顾士大夫自不识字耳。”
①
不论是以古证今，还是以今证古，都离不开方言，戴震力主“以词通道，”是不能不重视方言研究的。
戴震方言研究，可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汉扬雄《方言》的研究，著《方 言疏证》。另一部分模仿《方言》体例，续补《方言》，著《续方言》，今 存手稿二卷。
戴震研究《方言》，始于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最初是通过《方言》与
《说文》的比较互相补释，以致段玉裁借用戴震分写《方言》于《说文》之 上的本子作《说文段注》的著述用参考书
②
。著《方言疏证》是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秋进入四库馆以后的事。
《方言》自晋郭璞以后己不受重视，研究它的人很少。戴震从复兴古道 的旨趣出发，有感于“宋元以来，六书故训不讲，故鲜能知其精核，加以讹 舛相承，几不可通”，又恰好从《永乐大典》内得善本，“因广搜群籍之引 用《方言》及注者，交互参订”，改正了 ２８１ 个错字，补上了脱字 ２７ 个，删 去衍字 １７ 个，逐条详证，使《方言》训诂之学得以恢复本来面目，戴震疏证
《方言》的目的，说到底还是“俾治经读史博涉古文词者，得以考焉”
③
。以 汉代训诂之书通经典文字，由语言文字而创通古道，完成识字达辞通道的一 个全过程。然而识字而明语言文字之义，也是如同古音学、今音学须有其体 系那样，也得作系统研究而自成专学的。戴震的《方言疏证》是研究扬雄《方 言》的专书，也是方言学的专著。作为对扬雄《方言》的研究，戴震的《方 言疏证》是清人的第一个校本，后来卢文弨“因以考戴氏之书，觉其当增正 者尚有也”，①
著《重校方言》，是清人的第二个校本。其后还有刘台拱的《方 言校补》，钱绎《方言笺疏》等。作为对汉代方言学的研究，戴震取得了那些成就呢？首先，戴震考订《方 言》为汉扬雄所著无疑。扬雄著《方言》，本来并没有什么异议。只是到了 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提出《方言》非雄所作，理由有三条，一是《汉 书。艺文志》和扬雄本传未提到此书。二是扬雄给刘歆的信里谈到严君平这 个人，君平康姓“庄”，后人因避汉明帝刘庄的讳，始改为“严”，扬雄的
《法言》并不讳“庄”字，可见扬雄给刘歆的谈及他著《方言》的信大可怀 疑（信中讳“庄”为“严”，改庄君平为严君平）。三是刘歆给扬雄索取《方 言》的信中云：“歆先君（指刘向）数为孝成皇帝言”，这意味着写此信时 汉成帝已去世，否则不会称“孝”某帝，但此信的前面又说“汉成帝时”，
① 《大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论汉字统一会》。
②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459 页。
③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202 页。
① 卢文弨《重校方言・序》。
前后抵梧，可见刘歆给扬雄索要《方言》的信也大可怀疑。既然史书本传都 未提及扬雄著《方言》，又刘歆，扬雄议及《方言》的往来书信颇为可疑，
则扬雄为《方言》作者就很值得怀疑了。对洪迈提出的三点貌似有理的说法，
戴震一一作了批驳。扬雄作品不见于《汉书》传的，不只是《方言》一书，
其他一些作品也有为本传所不载的，本传不载及不能说明扬雄未著《方言》。
本传不载及的原因，戴震认为，刘歆向扬雄索要这本书稿时，此书尚未完稿，
扬雄亦未交出，故刘歆的《七略》未录此书，《汉书，艺文志》也因之不录 此书。至于扬雄的信改庄君平为严君平，为后人窜改本文时造成，不能据此 构成扬雄答刘歆的信是造假的说法。又刘歆信前面提到“汉成帝时”的那一 段，为他人所加，但加进这段介绍性质的文字的人又很粗心，竟把刘歆在王 莽当政时的信挪到汉成帝时去了，戴震认为，洪迈不加审执，洪“以疑古，
疏谬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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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的考证足以成为定论。现代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曾总结历 史上的这桩公案，基本上肯定了戴震的看法。他说：“《方言》是中国的第 一部比较方言词汇。它的著者是不是扬雄，洪迈和戴震有正相反的说法，后 来卢文绍、钱绎、王先谦都赞成戴说，认为《方言》是扬雄所作。”②
戴震取得的第二项成就，可谓对《方言》卷数分合的考订。罗常培序中 提到的应劭在集解《汉书》时，曾说扬雄著《方言》，应劭的《风俗通义序》
中据扬雄《答刘歆书》，译述扬雄著《方言》事，并说《方言》共有九千字。
戴震著《方言疏证》时，据郭璞《方言注》统计有一万一千九百多字，增加 了近三千字。对这个增加的字数，戴震设想：“岂劭所见与郭璞所注，使本 微有异同欤？”
③
戴震的这一设想是有道理的，思想方法上是一种经验性的逻 辑推证。文化史上凡一部书有了权威的注本后，就不大可能再有增减，《方 言》的增字一般说只能在郭璞权威的《方言注》产生之前，应劭所见的九千 字本子可能是扬雄的原本或字数近于原本的其他本子，郭璞见到的一万余字 的本子只能是扬雄死后至郭璞作注前这段时间内后人增字的本子。戴震对郭 注本字数的统计及由此对增字本的设想，既是经验归纳的，又是逻辑推证的，亦为后世研究《方言》的学者所肯定。
关于《方言》的卷数，刘歆向扬雄索要该书时的信及扬雄的复信都说十 五卷，郭璞《方言注》序也说“三五之属”（３Ｘ５），但《隋书．经籍志》讲 方言十三卷，《旧唐书》也讲“《别国方言》十三卷”，今天所见到的《方 言》也是十三卷。到底是十五还是十三？戴震说：“其并十五为十三，在璞 注后，隋以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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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本《方言》十三卷看，后两卷与前十一卷的体例大 别，收词猛增，严然非同出一人之手，极可能最后两卷仅为提纲，扬雄未及 铸就就去世了，后来有人补上一些方言单词汇集，但未加详述方言及有关方 言词的来龙去脉，至于卷数，据当代语言学家何九盈的推断说：“我以戴震 的《方言疏证》为根据作了一个统计，全书收词条 ６５８ 个，那么，十二、十 三卷的词条占全书词条的比例为百分之三十八。因此，我怀疑原书是由十五 卷变为十三卷，可能这后两卷本是分四卷的，经过合并，就使全书少了两卷。”
① 戴震《方言疏证》卷十五，万有文库本 341 页。
② 罗常培《周祖谟方言校笺及通检序文》，载周祖谟《方言校笺及通检》，科学出版社 1956 年版 1 页。
③ 《方言疏证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201 页。
① 《方言疏证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201 页。
②
戴震“并十五为十三”的看法，与当代学者何九盈的推断也是一致的。除了对《方言》作者和书卷字数的鉴定外，《方言疏证》为研究汉代方 言学奠定了基础。由于郭璞《方言注》以后是空白，故直接关于《方言》的 研究资料无可征引，戴震的做法是，以《方言》夹注郭注为条目，引古代字 书及有关文献疏证之，以明《方言》及郭注中有关词语的意义，用法、音义 联系。有关音义联系部分，当然是以戴氏的音韵学说和转语说为基础的。例：
《方言》卷一：“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郭注：党，朗也，解 寐貌），或日晓，齐宋之间谓之哲。”戴震注：“知读为智。《广雅》‘党、
晓、哲，智也’义本此。知，古智字。孙绰《游天台山赋》：‘近智以守，
见而不之，之者以路绝而莫晓。’李善注云：‘之，往也。假有之者，以其 路断绝莫之能晓也。《方言》日，晓，知也。’此所引乃如字，读与《广雅》
异。注内‘党，朗’迭韵字也。《广韵》作‘ ，朗’，云火光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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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例可知，戴震的研究法当然是纯语言学注释学的研究，戴氏的疏证 主要针对《方言》条目，也涉及郭注。这一条的疏证，把《方言》中的“知”字按《广雅》说成“智”的古字，但又按李善注孙绰文将“知”说成“知道”
的“知”，戴震并没有作结论，两存之供读者思考。对郭注内“党，朗”的 说明，戴氏疏证指出为迭韵字，那完全是据戴氏本人熟谙的古音学。今谓
“党”：上古端纽阳韵。“朗”字上古来纽阳韵。故两字迭韵。且按音转之 理，两字的纽是旁转字。戴震的疏证奠定了解释、注疏《方言》的基本条例 和格局，后来请儒卢文弨、刘台拱、钱绎的注疏都在这一格局的基础上作申 发和补充。事实上不仅是对《方言》的注释，戴氏的《方言疏证》连同他的
《屈原赋注》、《考工记图注》、《诗补传》等注释著作在内，奠定了清代 朴学中的注释学的基础，或者说奠定了解释学中的文本解释的基础，使我国 古代的注释学继《世说新语》刘孝标注、郦道元《水经注》、《三国志》裴 松之注、《文选》李善注四大名注释著作以后，进入了一个全面复兴和昌盛 的时代。清代的注释学大发展，是以戴震创其业的。仍以以上举出的《方言》
第一条为例，试将钱绎的笺疏和戴的疏证相比较，钱氏的笺疏仍是戴震奠定 的格局，只不过引书大量增加，凡与该条有关的内容悉以存此，信息密度猛 增。以“知”是“智”的古字这一点而论，戴震的疏证仅引《广雅》说明之，
可是钱绎的《方言笺疏》除引《广雅》以外，又引《苟子・正名篇》、《白 虎通义》、《释名》，钱的结论是“智与知声近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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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谓多方比证，曲 尽其意，可说比戴震的疏证更为具体详尽，但其注释学的基本思想，乃至注 释的基本体例，都是戴震发其端的。从语言学思想而言，《方言》本身是以西汉为时限的共时情状下语言性 质为区别的，例如条目中有共通语、凡语、凡通语、某地方国俗语的区别。
从语言学思想而言，《方言》本身是以西汉为时限的共时情状下语言性 质为区别的，例如条目中有共通语、凡语、凡通语、某地方国俗语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