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雅文字考》、《诗补传》、《屈原赋注》，是戴震早年约略同时著 成的三部书。
清康熙三年（１６６３ 年），戴震的乡先辈方以智刊印了洋洋巨著《通雅》
五十二卷。该书体例略仿《尔雅》。清代真正开始研究《尔雅》的，戴震当 为第一人，继《考工记图注》（１７４６ 年）之后，大约在 １７４８ 至 １７５０ 年间，
有《尔雅文字考》十卷。今本《戴震集》中有自序一篇。书成后一直未能刻 印，今恐已亡扶。据自序云，本书原是读书时的随手札记，大约对犍为舍人、
刘歆、樊光、李巡、郑玄、孙炎的旧注多所搜辑，以补郭璞注的遗漏和正邢 昺疏的缺失。至于“考订得失，折衷前古，於《尔雅》七百九十一言，合之 群经雅记，靡所扞格，姑俟诸异日”，可见戴震对研治《尔雅》是有许多计 划的，此书尚非满意之作。但此书在清代雅学史上有重要意义，那就是它是 一部奠基之作，对戴震本人来说则为“小学始基之矣”
②
。于乾嘉学派的考证 之学也同样如此。此后，有清一代有邵晋涵《尔雅正义》二十卷，钱玷《尔 雅释义》十卷、《释地》以下四篇注四卷，郝懿行《尔雅义疏》二十卷。此 外，还有专释《尔雅》名物的书，如程瑶田《通艺录》中关于“释宫”、“释 草”、“释虫”的诸小记，任大椿《释绘》，洪亮吉《释舟》，钱大昕《释 人》，阮元《释门》，刘宝楠《释谷、钱》等，还有专释《尔雅》古注之书，如臧庸《尔雅汉注》、黄爽《尔雅古义》等，乃至晚近王国维《尔雅草木乌 鲁虫鱼释例》，竟把传为周公之作的《尔雅》发挥得淋漓尽致
①
。有清一代的《尔雅》学群书，是以戴震开其端的。
与《尔雅文字考》约略同时而稍后的有《诗补传》和《屈原赋注》。《诗 补传》一书，约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 年）是仲明游徽州时曾索要此书，因“尚 俟改正”而未进。而《与是仲明论学书》中言及该书著作和经学讲习之难时 说：“群经六艺之未达，儒者所耻。仆用是戒其颓情、据所察知，特惧忘失，
笔之于书。”并说待《诗补传》“识见稍定，敬进于前不晚”，段玉裁编集 的《戴震文集》经韵楼本中有《毛诗补传序》一文，落款有“时乾隆癸酉（１７５３ 年）仲夏戴震撰”字样。然《戴震集》中又有《诗比义述序》一文，说：“昔 王申（１７５２ 年）、癸酉（１７５３ 年）岁，震为《诗补传》未成，别录书内《辨 证》（按：当指《辨郑卫之音》等）成一帙。”可见癸酉《诗补传》尚未成 书。段氏《年谱》中说：“癸酉，《诗补传》成，有序，在癸酉仲夏。”也 是据戴序推定的。鉴于此种矛盾情形，钱穆曾说：“窃疑今《东原集・诗补 传序》虽明书癸酉仲夏，然或是东原后定之稿，其出示仲明者尚在前。”
②
直到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 年）戴震又改注《周南》、《召南》，名曰《果溪 诗经补注》①
。是仲明与戴相晤时索观的那个本子，戴因“戒其颓情”、“特 惧忘失，笔之于书”云云，与约在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 年）至十五年（１７５０
②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458 页。
① 关于《尔雅》的作者，据何九盈先生研究，是战国末齐鲁儒生所著。参见何著《中国古代语言学史》，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17 页。
②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八章，中华书局影印本 312 页。
① 共二卷，见载《安徽丛书》第六期《戴东原先生全集》。
年）著成的《尔雅文字考》序中所说很相象，序云：“偶有所记，惧过而旋 忘，录之成帙”。故可推定最早的那个《诗补传》当与《尔雅文字考》约略 同时，而且可推知其写作过程也相似：原先是随手札记，集腋成裘，后来才 成书的。
关于以《诗补传》命名的书，今不见于《戴东原先生全集》（安徽丛书 本），仅有据曲阜孔氏微波谢本收录的《毛郑诗考证》五卷。段玉裁在《年 谱》中曾说：“《文集》中《诗生民解》本出《毛郑诗考证》，先生曾为余 言，可取出修改，入于《文集》。玉裁刻《文集》十二卷时，因入诸卷五，
而不敢修改一字也。其《诗摽有梅解》，亦取诸《诗经补注》。《毛郑诗考 证》，初名《诗补传》。”今安徽丛书本《全集》中的《杲溪诗经补注》中 收有《召南・摽有梅》的《诗摽有梅解》全文，足见《年谱》中说的《诗经 补注》即指《杲溪诗经补注》，而《全集》中的《毛郑诗考证》即通常称说 的《诗补传》。或以为最早是仲明索要的那个《诗补传》未刊待考。
戴震在乾隆十三年至十五年间始作《诗补传》，应该说是很早的事。在 戴震之前，有康熙丁卯年间（１６８７ 年）陈启源《毛诗稽古编》三十卷，有康 熙年间朱鹤龄《诗经通义》十二卷。乾隆年间经学全盛，除戴震外却没有人 专治《诗经》，一直到嘉庆、道光年间，才先后出现三部名著：胡承拱的《毛 诗后笺》、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陈矣的《诗毛氏传疏》。戴震的《诗 经》研究，可谓开乾嘉学派研究《诗经》之首。梁启超曾评戴撰《诗补传》
说：“其论无邪之旨，是否切当且勿论，至其专就全诗考其字义名物于各章 之下，而不以作诗之意衍其说，则询治《诗》良法也。”戴震《毛郑诗考证》
五卷贯彻了他早期论学的大旨，以词通道，博洽综贯，在训诂名物方面作出 了重要贡献。试以人们很熟悉的《诗・邶风，静女》中的诗句为例：
卷一《静女》首章“俟我于城隅”。传“‘城隅’以言高而不可逾。”笺云：“自防 如城隅。”震按：传，笺就城隅取义，非《诗》意也。“城隅”之制，见《考工记》、许叔 重《五经异义》、古《周礼》说，云：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
候伯城高三雉，隅高五雉。据记考之公侯伯之城皆当高五雉，城隅与天子宫隅等，门台谓之 宫隅，城台谓之城隅，天子诸候台门以其四方而高，故有隅之称。言“城隅”以表至城下将 入门之所也。“静女其妹，俟我于城隅”，此膳俟迎之礼。诸侯娶一国，二国往腰之，以姪、
娣从，冕而亲迎，惟嫡夫人耳②。媵则至乎城下以俟迎者，然后入。“爱而不见”，迎之未 至也。“爱而”犹隐然。《说文》引此作“ ”，郭注《方言》引此作“ ”。“彤管”
之法，女史书，宫中之法度。故《春秋传》日，《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自牧归荑”，
言乎说舍近郊也。《尔雅》于郊外谓之“牧荑”。亦以为洁白之喻。美其管，美其荑，设言 以欣慕其人耳，始思见其人；继思得见其物；始言至城下，终乃言至于郊，非实有是事，可 知《静女》之刺，思贤媵，怀女史之法者也。盖卫夫人拟其君之宫中无是女，以备嫔媵。及 女史之法废也，学者罕闻“城隅”，而《诗》遂失其传矣。①
由以上可见戴震补传的条例是：补正传笺之缺失；考释《诗》及传笺中
① 梁启超《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见《饮冰室文集》第五册，中华书局 1989 年版（十二册本）。
② 春秋诸侯娶一国之女为妻（嫡夫人），女方以侄（兄弟之女）娣（妹妹）随嫁，此外还有两个和女方同 姓的国家送女儿陪嫁，也以侄娣随嫁，随嫁和陪嫁者统称为媵（yìng）。
① 见《安徽丛书》六期，《毛郑诗考证》卷一《静女》章。
的一些关键词语或名物，考释时一般先引古代文献依据，后判其义（词语、
名物义、句意）；归纳诗意。这一条例具有普遍性，事实上为后来治《诗经》
的学者所遵循。
《静女》这首诗，本来是首爱情诗，清儒的普遍毛病是以儒家功利主义 解释诗旨，戴震诠释《静女》，也不可能完全摆脱这种束缚。值得注意的是，
戴震在功利意义外还讲了“比喻”意义，如“美其管，美其荑，设言以欣慕 其人耳，始思想其人，继思得见其物”，这都表明作者对《诗》旨的一些开 明的认识。关于如何研究诗旨，戴震还说了这样的话：“今就全诗考其字义 名物于各章之下，不以作诗之意衍其说，盖字义名物，前人或失之者，可以 详核而知，古籍具在，有明证也。作诗之意，前人既失其传者，非论其世知 其人，固难以臆见定也。”
②
这就是说，《诗》三百篇各诗各句之旨，研《诗》者最好不说，让读者据其确切的同义名物训释去自由开发，倘一定要论其诗 旨，戴震认为从名物训诂还难以识其大旨，要通过“论其世知其人”（也就 是要了解分析写诗时的社会背景及作诗人的际遇阅历），方能求其“十分之 见”。事实上，戴震著《毛郑诗考证》，于诗旨不是不说，而是努力从其实 情体会之，时常越出儒家功利说解的藩篱。这不仅在《静女》中能见到诗旨 的比喻说法（其实正是其本旨），而且戴震在作一般理论概括时已讲到说诗 旨时当参照的文化史情形，从而试求谋图《诗经》中爱情诗的应有的地位。
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夫子之言《诗》也。而
《风》有贞淫，说者因以‘无邪’为读《诗》之事，谓《诗》不皆无邪也，
此非夫子之言《诗》也。”
①
到了后期的《杲溪诗经补注》中，戴震更重视以 实情解释诗意。从表面上看，好象戴震的解释与旧注洛守儒家封建功利的解 释没有什么不同，实际上，毛传、郑笺、朱熹集传解释《诗》意时，总是在 儒教礼义规范的前提下几乎干篇一律地指出与统治者的联系，把本来很有人 民性的诗篇说成了某国君、某侯妃，某卿大夫的自我写状或教谕，戴震解释《诗》意时，经常注意到在儒家礼义规范的前提下指出诗篇中的男女悦慕、
民生心声的本旨，和毛郑解《诗》旨、朱熹集传解《诗》旨已有很大区别。
本来，先秦产生的儒家礼义规范内容极为丰富，区间极广阔，可容纳性很大，
一定程度上打上了古代奴隶制民主制的烙印，只是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巩 固，特别是到了宋代，才日益禁锢划一，不能越雷池一步。在先秦儒家伦理 指导下解释《诗》旨，戴震注重指明其民生民情，与旧注专以儒家功利释之 已判若二途，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例如：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毛传日，采采，事采之也（疏云，
言勤事采菜）。卷耳，芬耳也。顷筐，畚属，易盈之器也。《韩诗》云，顷筐，欹筐也。怀，
思也。寘，置也。行，列也。思君子，官贤人，置周之列位。《集传》日，周行，大道也。
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托言方采卷耳，未满顷筐，而心遁念其君子，故不能复采，而置
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托言方采卷耳，未满顷筐，而心遁念其君子，故不能复采，而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