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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戴震自校本和参校殿本《水经注》

校《水经注》,是戴震一生中的大事,旧题汉代桑钦(后人以为三国时 人)所著《水经》,至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水经》记述我国河流水 道 137 条,郦道元补充记述达 1252 条,注文较原书多出 20 倍,引书达 437 种,郦道元注完成于公元六世纪初,我国的雕板印刷术大规模兴起尚在十世 纪初,前后相距达四百年。目前所知的郦注的第一个刊本是北宋成都学宫刊 本,距郦注成书已长达五百余年,这五百余年内郦注本的流传全靠传抄,其 间造成的讹错失漏乃至残损,是可以想见的。清代以研究古代文献为职事,

且主张经世致用,《水经注》这部经注合一的最古的地理书,很快引起了学 者们的重视。

戴震校《水经注》,据段玉裁《年谱》记载,开始于乾隆三十年(1765)。

这一年夏六月,戴震读到胡渭《禹贡锥指》中所用的《水经注》,引起怀疑,

便检阅郦注原书。展转推求,方知胡渭致误的原因,正是唐宋间《水经注》

在传抄过程中“残阙淆紊,经多误入注内,而注误为经,校者往往以意增改”

。例如“河水”郦注:“北河又东迳莎车国南”,“北河又东南迳温宿国”,

戴震指出:“北河”皆当作“枝河”,证据是蒙上文“左右枝水”,故当作

“枝河”甚明,而今本作“北河”,是后人所改。又如“济水”,《水经》

经文“东至北砾溪南”,郦注:“又东南砾石溪水注之,水出荣阳城西南李 泽,东北注于济,世谓之砾石涧,即经所谓砾溪矣。《经》去济水出其南,

非也。”据《水经》所云,水在砾溪之南,济水之北有砾溪。又因注文重列 为经,济水之南也有个砾溪水注入济水。经文又妄增一“北”字,误入经文 的注文增一“南”字,成了北砾溪、南砾溪,胡渭从之,据经文和误入经文 的注文云:“上有北砾溪,故此为南砾溪,‘石’字衍(按:指郦注中‘东 南砾石溪水’中的那个‘石’字)。”戴震据郦注明言“东北注于济,世谓 之砾石涧,即经所谓砾溪矣”一语,说明济水过砾溪之北,即济水之南有一 砾溪,不可能有南北两条砾溪,以注文辨正经文,经文也不当云济水“至砾 溪南”,恰恰应是“至砾溪北”。类似以上“河水”、“济水”之误,“书 中类此者不胜悉数”

就全书观之,残缺甚多。戴震据《崇文总目》说:“郦氏书有四十卷,

亡其五,今仍作四十卷者,盖后人所分以傅合其卷数。”

《崇文总目》的这 个数字是据宋元祐二年(1087)的刊本。宋成都学宫本仅三十卷,元祐本四 十卷,显然是据唐宋以来流传的手抄本与刊定本比勘增补而成的。据清代钱 曾所见到的陆孟凫影宋本宋版题跋云:“《水经》旧有三十卷,刊于成都府 学宫,元祐二年春,运判孙公始得善本于何圣从(按:即何郯,《宋史》卷 322 有传)家,以旧编校之,才三分之一耳,乃与运使晏公委官校正,募工 镂板,完缺补漏,此旧本凡益编一十有三,共成四十卷,其篇帐小大,次第 先后,咸以何氏本为正。”

《书水经注后》,《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131 页。

《书水经注后》,《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132 页。

同上。

见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二,见《丛书集成初编》0049 号 59 页。

乾隆三十年(1765)戴震自校《水经注》时,能见到的版本主要有明朱 谋讳《水经注笺》本、清沈炳巽《水经注集释订讹》本、康熙五十四年的项 絪刊本,及可能存在的抄本,把这些刊定本子和《元和志》、《寰宇记》等 书引《水经注》“滹沱河”、“泾水”、“洛水”对照,皆缺失,故戴震怀 疑这些古有今无的篇目“或在所亡之五卷内”。

针对以上种种复杂情形,戴震确定其文例,就郦注考定经文,使经注真 正分开,别立经文为一卷,对注中前后倒乱不可读者,为之订正,以附于经 文后,这样做,目的是还郦注的本来面目,并非为治《水经》,而是治《水 经注》。段玉裁曾说,乾隆三十年(1765)戴震校录的《水经注》一卷,经 别于注,经、注不乱,此卷最为明晰。后来被召入四库馆任纂修,在官修校 正《水经注》时,纲领文例不外乎乾隆三十年校录一卷时的办法,仅于讨论 字句加详。对一卷本,段玉裁十分珍惜,曾抄写此本,并有自记一篇。

那么,戴震又是用什么办法使经注分开的呢?戴震治学最善于总揽全 局,潜心于先发明条例,找到以我驭书的好办法,这正是近代科学重在寻找 内在规律的方法。《戴震集》中有《水经郦道元注序》一文,是戴震自校本 亦即曲阜孔氏微波榭刊本的序。序文中归纳《水经注》条例,然后循此条例 识其大端,理校注文,佐以文献实证,使经文和注文分开。戴震归纳的条例 有三:一是经文中首云某水所出,以下不另再举水名,但注文内详及所纳群 川,加以采摭故实,彼此相杂,则一水之名,不得不屡为另行再举之。二是 经文叙次名水所经过的州县,仅说出某县,而注文因时代的更迭,旧县或湮 或移,固常称“某故城”,而经文没有称“某故城”的。三是经文云“过”,

而注文云“迳”。对以上三例,戴震说:“以是推之,虽经、注相淆,而寻 求端绪,可俾归条贯。”

以上三条是在自校本序中阐述的,可谓戴震对研究

《水经注》作出的最重大的贡献,有了这三条,拨开了重重迷雾,打开了郦 注的机缄,使经注相混的郦注归于纯粹。梁启超评述这三条说:“此三例戴 氏所独创,发蒙振落,其他小节,或袭赵氏,不足为轻重。”

语言是文化的化石,它能揭开历史尘封的秘密。戴震据经文“涪水至小 广魏”,而注文云“小广魏即广汉县也”、经文“钟水过魏宁县”,注文云

“魏宁,故阳安也,晋太康三年改曰晋宁”指出:《水经》上不逮及汉代,

下不及晋初,称广汉为小广魏,称阳安、晋宁(汉永和元年置桂阳郡时称为 汉宁)为魏宁,同称“魂”,可见作者魏人,且其书实出一人之手。《旧唐 书・艺文志》说是郭璞撰,《新唐志》说是桑钦撰,宋晁公武说桑钦为此书 而后人附益,王应麟说郦氏附益,皆非是。更有甚者,《永乐大典》本《水 经注》郦道元原序没有提及桑钦,尤可据证。

针对《水经注》的复杂情形,戴震作了篇次序目上的调整。戴震认为,

郦注原书是依于地脉,次第井然的,“史言善长(按:郦道元字)好学,广 览奇书,故是注之传,或以甚综核,或尚其文词。至于触类引伸,因川源之 派别,知山势之逶迤,高高下下,不失地阞(按 lè地的脉理),取资信非一 端。”

后来因为长期致误,即使如有清一代的阎若璩、顾祖禹、胡渭诸子,

论述所及,也时有差忒,订正起来是有很大困难的,但戴震相信,只要根据

《水经郦道元注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130 页。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市中国书店 1985 年影印本 243 页。

《水经郦道元注序》,《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130 页。

地形的实际走向,实地和文献相结合,是一定能分析胪举的。他说:“审其 义例,按之地望,兼以各本参差,是书所由致谬之故,昭然可举而正之。”

据这一指导思想,戴震“以某水各自为篇”,即以水名独立成篇,北方的水,

以黄河为最大,故领先,然后以黄河以北、黄河以南的水按次排序,“因之 得其叙”。南方的水,以长江为最大,故领南方之先,然后先北后南,长江 以北、长江以南的水按次排序,也“因之得其叙”,戴震说:“惟以地相连 比,篇次不必一还其旧,庶乎川渠缠络有条而不紊焉。”

循此体例,戴震排 序得 123 水,作为校正全书的篇目次第。至于卷数,《崇文总目》据元祐本 分四十卷,清代传本实际上仅三十五卷,而虚分成四十卷,是否合其所分,

找不到证据,故戴震乾隆三十年秋私校自定《水经注》时,合为一卷,乾隆 三十七年(1772)在浙江金华书院“刊自定《水经注》”时,也是“不分卷 数,为十四册”,“以今所存水百二十三,每水一篇,以河、江为纲,按地 望先后,分属于河、江左右为次”

。戴震认为,这样不分卷,仅列 123 水为 目的好处是,可以不再在复杂的卷数合分问题上纠缠不清,“可以撇弃校订,

专壹考古善长之书,合二本(按:《水经》经文本和注文本)无遗憾矣”

。 以上据自校本叙述了戴震对校《水经注》的最重大贡献有三:一是在发 现经文和注文相混以后,把握郦注全书,从中概括出离析经、注的三大条例。

二是发掘内证,证明《水经》系三国魏一人所著。三是撇开今本四十卷分归 旧本四十卷中仅存的三十五卷中去的问题,将实地与文献相结合,以实地水 脉为准,列 123 水为郦注全书篇目次第,合全书为一卷,或称不分卷。

乾隆三十七年(1772)戴震在浙江金华校注《水经注》而成的合卷本,

实际上是戴震自校本的定本,后来的微波榭刻本即据此本。段玉裁《年谱》

说,这一年“刊自定《水经注》,至癸已(1773),未及四之一,而奉召入 都矣。后在都踵成之,今不用校语之本是也。”明谓乾隆三十七、三十八年 在浙东刊出定稿本《水经注》,“在都踵成之”显指继刻此定稿本,亦即由 曲阜孔氏刻的“不用校语”的微波榭本。梁启超也据段玉裁的说法理解为“至

(乾隆)三十七年刊于浙东”

。“在都踵成之”即使包括对乾隆三十七年槁 本作修改,也只是小有改动,决不影响乾隆三十七年已有定稿本的判断。

应该说,乾隆三十七年的自校本与三十八年秋进入四库馆后,由戴震领 衔,经集体校定的官刻本(即三十九年刊行的武英殿聚珍版本)是有很大区 别的。似乎戴震弟子段玉裁为借官刻提高老师身价,《年谱》说:“是年(1774)

十月,先生校《水经注》成,恭上”,“高庙褒奖,颁行御制诗六韵……盖 先生之受主知深矣。”一般读者也因四库馆校《水经注》由戴震主其事,故 往往而言武英殿本为戴震一人所校,而忽视集体的努力。据记载,“戴氏之

十月,先生校《水经注》成,恭上”,“高庙褒奖,颁行御制诗六韵……盖 先生之受主知深矣。”一般读者也因四库馆校《水经注》由戴震主其事,故 往往而言武英殿本为戴震一人所校,而忽视集体的努力。据记载,“戴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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