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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语言解释中的古音学

汉字形音义的统一,决定了“字(词)一词(辞)一道”的全过程必须 追索字(词)的语音体系,清儒对语音领域的深入开发,形成了脱离“字一 词一道”解释哲学连环的独立的学科:语言解释中的古音学,而这一独立的 学科古音学的作用,在戴震的学术体系中,最终又都是用来为通道服务的。

关于古音,汉儒已有认识。《诗・大雅・瞻印》“孔填不宁”、《诗・大 雅・桑柔》“仓兄填也”中的“填”字郑笺:“音尘。”戴震追寻这一史实 说:“按古音之说,近日始明,然考之于汉,郑康成笺毛诗云:古声填、寞、

尘同。及注它经,言古者声某某同,古读某为某之类,不一而足。是古音之 说,汉儒明知之,非后人创议也。”

此后,古音研究渐渐成为专门的学问,

在学术史上有较大影响的有宋代吴棫(约 1100—1154)分古韵九部,

宋代 郑庠分古韵六部

。明代陈第有如凤鸣高岗,主张把“时有古今,地有南北”

的时地观念引进古音学,从而给古音学带来了革新,顾炎武、江永、戴震都 是信从陈第的。顾炎武分古韵为十部。

。江永长于审音,分古韵为十三部

戴震研究古音始于何时?由于音形义密不可分,只能说从小读书时就注 重古音,取《说文》等贯群经以为定诂,是包括古音的。自十七岁时有志闻 道,以字通词,继而通道,必然含古音途辙的。乾隆十年(1745)成《六书 论》三卷(今怯),批评前人轻视谐声,批评以转声为转注,力主互训为转 注,已足见对声韵颇有研究。乾隆十二年(1747)春成《转语二十章》,说 明对古声纽的研究已十分深入。三十八年(1773)春主讲金华书院时,研读 顾炎武《诗本音》,辨析章句,讽诵经文,叹顾氏之不易,继而补其所未逮,

并分古韵七类,可见戴氏这时的古韵研究已渐入奥境。四十二年(1777)五 月著《声类表》九卷,分古韵九类。戴震古韵分部的最主要的成就,是在他 去世前一年写的《答段若膺论韵书》中最后将古韵定为九类二十五部,各韵 部均以零声母影母字命名,试配以发音方法、通行的韵部名称、拟音(按王 力拟音)对照列表如下(含各部的韵)。

第一类,喉音

1 o 2 u 3 ok

、阿(歌) 阳声 平声歌戈麻

、乌(鱼) 阴声 平声鱼虞摸

、圣(铎) 入声 铎

 

 

第二类,鼻音

《声韵考》,见《安徽丛书》第六期《戴东原先生全集》。

王力《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270 页。

同上,272 页。

同上,286 页。

同上,2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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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戴震深透音理之处,零声母的字韵母元音前无辅音,零声母字更便于用 来纯粹规范韵部而排除声纽,在思想方法上同样使韵部研究处于与声纽的暂 时隔离状态。

戴震古韵分部的“晚年定论”吸收了段玉裁古韵十七部中的最主要成就 支、脂、之的分立。戴震研究古韵早于段玉裁,但《声类表》成书在段氏之 后,《答段若膺论韵书》也在段氏十七部分定之后。在该信中戴震曾说:“大 著(按:指段氏《六书音韵表口内第一部之、咍,第十五部脂、微、齐、皆、

灰,第十六部支、佳分用,说至精确。”段氏为论证三部分立之旨,举出三 部中的入声字以显证之,戴震对段氏在思想方法上的巧妙做法加以赞赏说:

“举三部入声,论其分用之故,尤得之。”

戴震九类二十五部的最重要成就,是进一步确立阴阳入三分法的上占韵 系统。一至七类都是阴阳入相配,八、九类有阳入相配。由上表标注的音标 观之,更可看出各类在阴阳入相配时内部的音理规律,如第一类喉音有 o—u

—ok 组成,第四类鼻音有 aη—u—k 组成,如此等等。古韵阴阳入三分法 的确立与相配,是音韵学史上的大事。三分法导源于江永,确立于戴震。戴 震曾说,江永已知阴声和阳声韵“皆有入声”,“江以屋、质、月、药、锡、

职、缉、盍隶东、真、元、阳、耕、蒸、侵、谈,又以屋隶侯,质、月、锡、

职隶支,药隶鱼。缉、盏隶侵、谈。”

在江永之前,顾炎武曾分出屋、质、

药、缉四部,江永精于审音,从顾氏的质韵分出质月锡职共四部,从顾氏的 缉分出缉盍两部,江比顾增加了四部,向阴阳入相配跨出了一大步,故有以 屋隶东又隶侯之说。戴震继承江永审音传统,更悉心审音,发现顾炎武把锋 并在屋韵后,又分出药韵成药锋二韵,这样江、戴共比顾多出五个入声韵,

这样共有九个入声韵,为戴震发现阴阳入相配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在平声方 面,顾炎武的十部已有东、支、鱼、真、萧、歌、阳、耕、蒸、侵,江永的 十二部大体上说比顾多出了元、侯、添(即戴氏的酪部)。段玉裁的古音十 七部大体上说又比顾、江多出了之、脂、谆(戴合于真韵)、尤(戴合于侯 韵)。戴震在平声韵方面实际上用了顾、江、段的十五个韵,他本人又分出 了祭部,共十六个平声韵,加上述九个入声韵,共二十五个韵部,正是戴震 的九类二十五部。顾炎武和江永囿于平声和入声韵都不完整,未能解决三分 法问题,是合乎情理的。段玉裁分古音六类十七部,与江永相仿佛,以为平 声多而入声少,也不可能解决三分法问题。戴震研究古音先于段氏,但成果 晚出,也许是“后出转精”之故,戴震完成了阴阳入三分相配的古韵分部体 系。与他早先的《转语二十章》中的声纽二十、发声原理及转语成为古音学 史上的两大双壁而闪耀着无穷尽的光采,声纽、古韵、转语三个最基本的研 究要点都有了突破性进展,后世古音学的研究,直至章太炎、黄侃、王力无 不从中汲取智慧。

戴震为完成九类二十五部的体系,其准备过程中的部目分析上也有大的 创见,总起来说有三:一是从段玉裁主张支脂之三部分立。二是把段氏第十 五部中的脂微齐皆灰泰夬废这一部分成脂和祭两部,戴震叫十七衣和二十霭

(见前表),简言之分出祭部,为后世古音家所宗。三是分顾炎武、江永药 韵为药锋二韵,简言之分出锋韵。亦为后世古音家所循。

戴、段之间,学术界一般认为古音学成就戴不及段。举证云,段氏十七

《答段若膺论韵》,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 1980 年版 89 页。

部中第三部尤幽,第四部侯,分立甚确,戴震以“审音本一类”为理由合并 成第三类八部的“讴”韵(见前表),段氏十二部真臻先与十三部谆文欣魂 痕分立也很合理,戴氏以同样的“审音”理由合并成第六类十六部的“殷”

韵(见前表)。造成这两个缺失的原因是审音标准问题。段玉裁分古音是客 观地按照《诗经》用韵归纳而成的,戴震则往往以心目中的音理审析之,方 法是主观演绎多于客观分析,而审音本身,又不能不用等韵,以等韵审上古 音,当然不免失误。戴氏并段氏幽侯为“讴”,并真文为“殷”,完全依从 江永之说,江、戴都是以考古和审音并重,而审音又只能据宋元以后的等韵 去推测周秦的上古音。但平心而论,个别韵目上的失误,并不妨碍戴氏的地 位。王国维在《韵学余论五声说》中评论说:“自明以来,古韵上之发明有 三:一为连江陈氏古本音不同今韵之说;二为戴氏阴阳二声相配之说;三为 段氏古四声不同今韵之说;而部目之分析,其小者也。”

那么是否可以说戴 震重视审音的主张错了呢?也不是,戴震在《声类表》中说:“仆谓审音本 一类,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有不相涉,不得舍其相涉者,而以不相涉者为 断。审音非一类,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者,始可以五方之音不同,断为合韵。”

作为科学的研究方法,既重考古,又重审音,既重归纳,又重演绎,既重实 证,又重推理,这在科学的方法学上是重要建树,这一建树以其独到的识力 站到了彼之时代的科学的高峰,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所出的审音标准本来应 该用古音的标准审古音才不致差错,但这样“标准”正是求解中的答案,尚 为未知,江、戴当然不会以未知去推未知,只有以成熟了的等韵(音理上上 承古音但又有区别)去推求求证中的上古音,但这样推证会有误差,正如自 然科学的研究中以静止来量度运动,以字称守恒测得不守恒,以牛顿运动定 律导出洛伦兹变换和狭义相对论质能互换公式,以狭义相对论演绎广义相对 论,如此等等,都是无可非议的科学方法,但都有误差而必须进而寻找修正 或修正性评价,如不这样,以运动量度运动,以广义相对论求广义相对论等 等,那只能是同义反复和产生悖论。这里我们如能深入一步,就会发现研究 方法上的二律背反,形式逻辑是无法解决的,需要用高一级的辩证方法作指 导说明之。戴震以等韵审音求古音的误差有类于此,作为方法学是正确的,

但无可避免地需要寻求适当的修正和修正性评价。而戴震却没有估计到后 者。令人奇怪的是,戴震列“歌”部为阳声韵(今天连小孩也知道普通话“歌”

读阴平),好象素为聪明的戴震古音晚年定论时已糊涂到连“歌”部非阳声 韵也不懂了,对此,何九盈有一个颇可采的解释,他说:“在这个完整的体 系中,最为人所不满的是他把歌部列入第一类的阳声韵。但我认为也可能是 我们误解了戴震的本意。戴震说:‘歌戈本与旧有入之韵相近’

。‘旧有入 之韵’就是阳声韵,戴震只是说歌戈与之相‘近’而已,相近不等于相同。

而他之所以将歌韵列为全表的第一部,因为他认为‘凡音声皆起于喉,故有 以歌韵为声音之元者’

。很显然,所谓‘凡音声’是包括阴声韵和阳声韵都 在内的。戴震把歌部置于诸韵部之首,正体现了‘声音之元者’的思想,其

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二册卷八,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348 页。

《声类表》,见《安徽丛书》第六期《戴东原先生全集》。

《声类表》,见《安徽丛书》第六期《戴东原先生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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