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臺歌仔戲的演出環境
公然佔用馬路營業、搭戲台等行為已不足為奇，有的遭取締，有 的沒人去管：
台北市西藏路的一家寺廟前，最近幾天搭了一座戲台，佔用了 部分路面，使行人、慢車被迫在快車道上與汽車爭行，險象環生；
連日來戲台上的兩具大型擴音器，更嚴重妨害安寧。另外，戲台 上演歌仔戲時，還引來大批攤販和看戲民眾，造成街道髒亂，附 近居民希望有關單位督促改善。（宮泰順）114
隨著1950 年代末期歌仔戲班逐漸退出內台，外台酬神演劇成為主要演出場 域，除了寺廟慶典外，1980 年代盛行的大家樂、六合彩、90 年代的股票市利也 使得許多「個人還願」 的請戲演出。在都市空間中被認為「強行上演」的外台 戲經常被控為「佔用馬路」，
國內宗教信仰自由，各地大小寺廟、神壇林立；由於地狹人稠，
地價昂貴，很多寺廟，神壇廁身都市鬧區，缺乏寬敞的場地（廟 埕）。每逢迎神賽會或慶典活動時，往往佔用道路，嚴重影響交 通。尤其，信徒演出野台戲酬神時，往往把戲台搭建在十字路中 央，只留下狹窄的空隙。車輛到此窒礙難行。一旦開演，四周 更是觀眾、小販□集，汽車根本無法通行，只好繞道；輕重型機 車則穿梭於看戲的人羣中，造成秩序混亂，險象環生的現象，且 形成噪音和空氣汙染。……這些沒有「廟埕」的寺廟、神壇，怎 麼能獲准演出？實在令人百思不解。我們希望警方多為多數民眾
114 宮泰順，＜取締汽車佔路放任戲台阻道＞，《聯合報》，1984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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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益和交通安全的維護著想……凡是以馬路為演出場地的，絕 對不要核准，請他們改以電視節目或錄影帶歡娛神明，以免道路 被戲台和觀眾堵住，造成交通秩序的混亂。115
然而都市空間是否應該指被視為「街道」、又或者應相當程度保留「人行空 間」，由來於是否認定「汽車」、「維持交通」應該是都市空間的最高價值。
府中路是市區幹線馬路，但是在宮街口一帶，路面經常被攤販充 斥，警察分局在週前曾加整頓，禁止排設，但警察一不在場，攤 販又捲土重來。有時媽祖廟演戲，也把交通阻塞了116
「汽車文化」深刻影響市民如何定義、想像街道以及都市空間，在「持有 汽車」象徵社會地位、中產階級生活品質的想像時，往往忽略了「使用汽車」
的歷史社會脈絡：為了在幅員廣大的地區便於移動，另一方面汽車的龐大體積 也使都市需要保留空間來停放，無論在移動或靜止下，汽車所「佔用」的空間 很少是都市計畫過程中被考慮的問題。這樣的潛意識主要因為戰後都市計畫，
在美援會影響下深刻考量美國的都市計劃經驗，親美技術官僚與美籍專家、赴 美受訓人員皆引進「以汽車為考量中心」的都市計畫方針117，開闊的空間、都 市低密度發展、及人均經濟能力與汽車持有率的「美國脈絡」並未被都市計劃 人員所辨識。「以車為主」的計畫方針應被辨識為「規劃理念的誤植」，由於並 未考量歷史社會脈絡、美援情勢等因素而引進錯誤的規畫邏輯，只會讓都市空 間更形擁擠、環境品質更須因「容納汽車」而下降118。
由此觀之，廟會演劇空間壓縮問題曾有《九零年代台北地區外台歌仔戲演 出活動調查研究119》、《都會型民間廟會劇場表演環境調查研究－－以台北地區
115 方向，＜野台戲勿影響交通＞，《自立晚報》1986 年 12 月 9 日。
116 嚴章勳，＜板橋鎮的當前急務 整頓交通市容＞，《聯合報》，1965 年 4 月 27 日。
117 藍家俊，《失落的人性空間---台北市人行空間問題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 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1-55」~「1-56」。
118 藍家俊，《失落的人性空間---台北市人行空間問題的政治經濟學分析》，頁「1-58」。
119 林鶴宜主持，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九零年代台北地區野台歌仔戲演出活動調查研究」，計 畫編號：NSC88-2411-H-002-047，1998 年 8 月-1999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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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120進行調查，執行地毯式搜尋台北市外台歌仔戲演出環境（登記在案廟 宇及戲台空間）後「台北地區寺廟戲台調查一覽表121」發現65 座今存廟方建造 之戲台，符合「酬神戲應正對廟門」的正規要求僅餘16 座，其餘「中隔馬路、
非廟正前方」的反佔多數（28 座中隔馬路、19 座偏於廟左或右方、甚至隔 巷）。
架在路旁的戲台，有的是佔用部分巷道，面對戲台搭設簡易的神 壇。然而居民出入都得穿過戲台旁，對觀戲造成直接干擾。也有 的將戲台隔著馬路搭在廟宇對面，戲台下根本沒有看戲的空間，
馬路上不時會有車輛駛過，觀眾只能在廟內『隔岸觀戲』了。122
這樣的情形在1980 年代也可見於報紙投書，以紓解塞車、公共交通問題為依歸 的都市發展邏輯，並未將空間中的人一併納入考量，而在道路拓寬過程中忽視 不同族群／群眾的空間使用權，究竟是廟宇沒有廟埕、又或是廟埕被徵收消 失，往往不是控訴「戲台擋路」的汽車駕駛或「用路人」會關心的。
（二）與汽車爭道的廟埕空間
然而，當今外台戲緊依馬路邊，究竟應視為「外台戲搭在馬路邊」、又或是
「馬路驅散了外台戲」呢？
台灣的都市計畫施行，各個城市有不同的街道紋理、羣眾組成而影響不同 的治理過程與樣貌。以台北市為例，日治時期就曾歷經三市街「艋舺、大稻 埕、城內」配合國家計畫道路拓寬而拆遷廟宇123。如第一節前引日治中期以前
120 林鶴宜主持，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都會型民間廟會劇場表演環境調查研究──以台北地區 為例」，計畫編號：NSC 89-2411-H-002-071-，2000 年 8 月-2001 年 7 月。
121 林鶴宜，＜新世紀初台北地區廟會劇場的戲台和椅子出租＞，《從田野出發：歷史視角下的 台灣戲曲》（臺北：稻鄉，2007 年），頁 165-175。
122 江秋華，《外臺歌仔戲演員表演概念之探討──九〇年代末期台北地區的圈內觀點》，台灣大 學戲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頁 50。
123 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台北》，（台北：群學，2010）頁 24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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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保持民間活力的慶典行為，就可能因廟宇拆除、移動而變貌。密切的計算人 口數量、空間分布與土地區劃，都市計畫深刻仰賴理性計算，空間道路的樣式 甚至遺存至今，戰後初期國民黨政權也曾因技術官僚缺乏、都市計畫法令的欠 缺而相當程度沿用日治時期的都市計畫圖，等到美援會於1960 年代推動《都市 計畫法》立法作業，1970 年代才因修正《建築法》、《建築技術規則》才使戰後 仍沿用30 年的日治《台灣都市計畫令》與施行細則實質廢止124。
以大台北區（包括台北市及四週各鄉鎮）來說，在近十二年來，
因人口增加迅速，工廠大量增加，無論在市容、衛生環境、交通、
給水、排水、住宅、燃料和空氣污濁等方面，如不作有計劃的發 展，勢將日增嚴重125
即使1960 年代開始便有自覺要進行都市計畫，然而因著美援會而推行的都市計 畫法令立法與修正，加上計劃怠慢而未能因應出口導向工業化使第二波人口大 量遷進都市的變化，法令未能及時修訂「致使與各都市發展之實際狀況未能配 合126」，而形成惡劣的都市居住狀況例如街道間距狹窄而缺乏空地，人口密度過 份擁擠等等。之所以造成如此簇擁的生活空間，源於都市規模並未隨著人口增 加而擴張至郊區「為保存農地犧牲更多的都市生活品質127」，且對於居住品質的 不重視，也開宗明義的訂在「台灣綜合開發計畫綱要」中：「都市住宅之興建採 高密度發展為原則，以有效利用都市生活空間，節省都市土地，但仍應維持都 市居住環境之必要標準128」減少空地、壓抑「不具生產功能」的都市土地以提 高「利用率」。在平均地權的理想下，台北市就曾因防範不肖商人囤積土地「不
124 蕭淳尹，《台灣都市更新法制之演變（1895-2012）－從知識繼受與在地經驗之觀點》，台灣 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頁 18-20。
125 中央社訊，＜防範都市過分密集 發展大台北區 應作通盤規劃 李國鼎昨在中常會專題報 告＞，《聯合報》，1964 年 1 月 16 日。
126 蕭淳尹，《台灣都市更新法制之演變（1895-2012）－從知識繼受與在地經驗之觀點》，頁 22。
127 蔡宜紋，《克難城市：戰後台灣都市規劃視野的反省》，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7，頁 229。
128 蔡宜紋，《克難城市：戰後台灣都市規劃視野的反省》，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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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生產或不供使用者，全靠社會進步而自然增值者129」而徵收空地稅，雖然
「土地為寺廟、教堂使用者」應予免徵緩徵130，然而在免徵緩徵寺廟空地稅 時，廟埕空地卻直接在道路規劃時被強制徵收。
綜合前述，在傾向不擴張都市規模、而又未能消化過多人口移入的情況 下，在「都市居住環境之必要標準」因都市計畫官員的價值考量而異時，「都市 密度」便沒有明確標準。何為有效的利用？何為無用的空地？若將廟埕壓縮的 過程歷史化，可發現過去圍繞廟宇的「街、巷、步徑」，因為市區改正最大效率 的街劃方式：馬路橫跨廟埕前、重疊廟埕或切割廟埕，而遭破壞131。
由此角度審視前述戲台遭馬路阻隔、或廟埕消失導致無法搭台的案例類型 化，重探原有的廟埕規模及道路樣態，或可反省「市區改正是順應殖民地的統 治、開發目的而來的『專案計畫』（project）132」、以及汽車持有率造成街道的 協商權（negotiability of the street）與鄰近居民剝離133，其實在在限制了聚落居 民都市空間的近用權，應該需要重新估定「戲台占用路面」而妨礙交通的誣 言、亦或是媒體或報紙再製的文化形象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