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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研究觀點
社會變遷與國家現代化的問題，一直是發展學者關心的領域。在社會學的研究 領域當中，古典社會學時期的重要學家如聖西門(Henri Saint-Simon)、孔德(Auguste Comte)、斯賓塞(Herbert Spencer)、涂爾幹(Emile Durkheim)、馬克思(Karl Marx)和 韋伯(MaxWeber)的學說當中，有相當大的部份是在探討傳統社會的現代化/工業 化，提出不同的解釋與解決方案。聖西門和孔德所關切的是舊秩序瓦解後的危機，
以及重建社會的必要性，而馬克思和韋伯所預見的新社會，在本質上是探討資本 主義將會導致的危機和「非人化」(dehumanization)，所以馬克思想藉革命的手段 以達到共產的美好社會；而托克維爾則認為新社會的特質乃是「追求平等的熱 情」，也帶著幾分將走向群眾社會的隱憂。然就他們的研究方法來看，似乎是基於
「藝術性直觀」(artistic intuition)，尤其是這些大師們的真知卓見，如韋伯討論資 本主義和新教倫理，馬克思討論資本主義中經濟異化與非人化的影響，托克維爾 在《美國之民主》一書中抓住「追求平等的熱情」，孔德思想中對知識的強調，以 及聖西門聚焦在「工業社會」這個概念。(Kumar，1978：52-54) 20世紀初，涂爾 幹和韋伯這些歐洲社會學大師過世之後，社會學研究重鎮逐漸移到美國，特別是 1940年代到1960年代，由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所領導的結構功能學派獨領風騷。
惟帕森斯早期的學說傾向於從事社會橫斷面的研究，使得社會變遷的研究在美國 的社會學界相對顯得消沉。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殖民地社會紛紛獨立成國 家，冷戰使得美國政府透過許多援助計畫來爭取新興國家的認同與加盟，加速了 開發中國家的研究。從「傳統」到「現代」」、甚至於到「後現代」的大轉變，也 就是「現代化」的課題獲得了較多的關注，特別是探討開發中國家的現代化，在 社會學與政治學的研究領域當中成了一門顯學。
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在《現代化與後現代化》一書指出：「現代化理論可 分為兩個學派，一為馬克思學派，認為經濟、政治和文化是緊密相關，一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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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從已知的一個主要特徵，預知其他特徵的出現。」(Inglehart，1997：67) 西方 關心現代化這個議題的學者專家都會從經濟、政治與文化之間的相互關係去論述 社會的變遷與國家現代化，這方面的著作可謂是汗牛充棟，英格哈特在2000年的＜文化與民主＞一文作了一個不錯的整理，他指出福山(Francis Fukuyama)、哈瑞 森(Lawrence E. Harrison)、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普特南(Robert D. Putnam) 等學 者 的論 述屬 韋伯 學 派 ， 貝 爾 (Daniel Bell)和 他自 己本 身屬 馬克思 學派。
(Inglehart，2000：80) 準此分類，可將美國戰後主要現代化學者，對經濟、政治與 文化關係的論述加以分類，臚列如表1-1。
李普賽(Seymour Martin Lipset)的
《政治人》
摩爾(Barrington Moore)的《民主與獨 裁的社會起源》
史卡契普(Theda Skocpol)的《把國家 找回來》
阿爾蒙德(Gabriel A. Almond)和維巴 (Sidney Verba)的《公民文化》
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之 終結與最後一人》
哈瑞森(Lawrence E. Harrison)的《未 開發是一種心態》
哈瑞森(Lawrence E. Harrison)的《為 什麼文化很重要》
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 明的衝突》
勒納(Daniel Lerner)的《傳統社會的 消逝》
普特南(Robert D. Putnam)的《使民主 運轉起來》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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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韋伯學派而言，即使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主在處理 文化是否會影響經濟發展的經典著作，強調新教倫理主義對於歐洲現代化有關鍵 性影響。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導讀＞文中，指出韋伯也不致於主張文化是 唯一的因素，他明確指出生產企業與家業分開、城市發展、羅馬法制、複式簿記 等社會經濟因素，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都有重要影響力。(Max Weber著，于曉 等譯，2001：xii) 另屬馬克思學派的李普賽，在《政治人》ㄧ書強調經濟與民主政 治的正向關係，卻在＜政治文化的重要性＞(The centrality of political culture)論文 中，開始探討民主政治與天主教、基督教等文化因素之間的關係，強調了政治文 化因素的重要性。(Seymour M. Lipset著，張明貴譯，1982；Lipset，1990) 此外，
David Potter在《民主化的歷程》一書解釋民主發展模式時，提出現代化研究途徑 (modernization approach) 、 轉 型 研 究 途 徑 (transition approach) 及 結 構 研 究 途 徑 (structural approach)等三種研究途徑，對本論文頗有啟發性。(Potter，1997：1-40) 現 代化研究途徑強調現行自由民主或成功民主化要有許多社會與經濟的必要條件，
這正是李普賽在《政治人》一書所要申論的主題，點出民主與一國的社會經濟發 展或現代化程度有關。轉型研究途徑則強調政治過程(political processes)及菁英的 政策創新與政治抉擇，來解釋國家如何從威權統治邁向自由民主。其中以Dankwart Rustow的＜轉型到民主＞一文最富盛名，他對現代化研究途徑與李普塞的論點提 出質疑，認為驅動人類社會轉型到民主的力量，來自於政治菁英的行動(the agency of political elites)，民主是政治菁英創造出來的。而結構研究途徑強調權力結構的 變遷促成了民主的發展，摩爾的名著《民主與獨裁的社會起源：現代世界誕生時 的貴族與農民》，在討論農民、地主與都市資產階級，以及國家之間互動關係，討 論英、法、美、中、印、日等國家的民主發展。(參見Potter，1997:13-22；Rustow，
1970；Barrington Moore著，拓夫譯，1991) 而David Potter在該書的「民主化理論 的整合」乙節，指出沒有任何理論通則可以做到全面解釋與評斷的地步，但如果 因此忽略理論而只限於特定事件與過程的無盡描述，那麼有關民主為何僅存於某 些地區，或民主化為什麼會發生等問題將永遠沒有答案。《民主化的歷程》一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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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章節實際上運用超過一個以上的研究途徑，有些甚至將三個研究途徑都派上 用場，像第十章即是如此，這是1990年代的學者在從事民主化研究時的普遍作法。
現代化研究途徑、轉型研究途徑與結構研究途徑都是不同的民主化解釋，每一研 究途徑均利用一套相互關聯的因素，用以解釋民主化存續與否的原因。(David Potter 等編著，王謙等譯，2000：28)
以上社會科學領域的大師與前輩們有關社會變遷、現代化及民主化的真知卓 見、理論建構及方法途徑，對本論文的研究方法有所啟發。僅以馬克思學派與韋 伯學派強調經濟與文化因素來解釋社會變遷，似有不足。除了David Potter所說的 轉型研究途徑，強調菁英的政策創新與政治抉擇因素，來解釋國家如何從威權統 治邁向自由民主之外，似可考量《民主化的歷程》一書列出的六種解釋因素：經 濟的發展、社會的差異、國家與政治制度、市民社會、政治文化與觀念、跨國與 國際介入 (包括戰爭)等多面向的因素，來研究與解釋人類社會的現代化或後現代 化的發展。(David Potter等編著，王謙等譯，2000：2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