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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一些政治、經濟及文化等因素不容忽視。前者可把博覽會事業視為一個國家 接觸、意會、學習與實作的過程，將以關鍵活動成員什麼時候接觸到世博會、如 何認知意會世博會、如何出洋考察與海外參展來學習，以及何時與如何實作自己 舉辦世博會的歷程來比較分析。後者則以地理、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面向，
來比較分析兩國博覽會事業的發展。(參見圖1-4：中日兩國世界博覽會事業發展比 較架構) 企求能從綜合的觀點進行歷程分析研究，釐清兩國博覽會事業時間差異。
三、研究限制
論文寫作最困難的一件事會是什麼？只要寫過論文的人都會同意選題目很 難，而且選擇題目也很重要。如何選擇一個適當的研究題目，在探討論文寫作的 專書都會有一些基本原則的討論。(曹俊漢，1978；宋楚瑜，1983；李瑞麟，1996；
莫建清，1998) 就筆者本身論文的寫作經驗，題目的選擇至為重要。回憶就讀政治 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時期，修習恩師華力進先生講授的「各國政府」課程，受了恩 師對民主政治的評論(華力進，1980：93-114)與美國知名政治學家杭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民主死了嗎？」(Is Democracy Dying?)專文的啟發(Huntington，1976)，
期末報告寫了「民主政治的滅亡」的題目，當時心中頗為忐忑，憂慮會不會題目 過大致不易蒐集資料且難以分析，不過有著自己對民主政治的不以為然，以及多 位學術前輩在這個題目的討論，方能夠站在這些學術巨人的肩膀上，做了整理分 析與評論。當時獲得華老師高度的肯定，也從此下定決心投身政治研究所進行理 論研究，繼續在恩師的指導下完成「丹尼爾‧貝爾後工業社會理論的研究」碩士 論文，也因為這篇論文得以政治研究所碩士，進入員工以資通訊領域碩博士為主 的資策會任職，進行研究與規劃台灣邁向資訊化社會的工作。
此外，有關論文題目大小的議題，常見指導教授們苦口婆心地提醒研究生要小 題大作，許多教授研究方法的師長們亦耳提面命得小題大作。操作題目大小意指 研究架構及研究範圍之規模大小，關乎研究者投入心力之可行性。要維持一定的 研究品質，題目愈大所需投入的時間與心力就愈多，在研究時間與投入經費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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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中日兩國世界博覽會事業發展比較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量下，通常題目愈大，操作的難度愈高，研究品質就愈不容易掌握，寧願小題大 作似乎言之成理。於是乎，前揭有關於中國現代化延遲的研究，大多限於中國社 會系統中的某些狹小範圍的努力。誠如蔡文輝教授所言，「很顯然的，大部分有關 此主題的研究都過於單純，他們時常過分強調社會系統中某一特定範圍，而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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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他部分。因此，設計出一個關於中國現代化的綜合觀點，以更能深入了解中 國社會的變遷是必要的。」(蔡文輝，1980：440) 為此，作者選擇以「中日參與世 界博覽會事業比較研究：兼論兩國現代化發展差異」的大題目，試以綜合觀點進 行中日世博會事業的比較，進而討論兩國現代化發展差異。把世博會事業視為一 個國家接觸、意會、學習與實作世博會的過程，將以關鍵活動成員什麼時候接觸 到世博會、如何認知、意會世博會，如何出洋考察與海外參展來學習，以及在何 時實作自己舉辦世博會的歷程來分析比較。再以兩個國家接觸、意會、學習與實 作世博會所存在的地理、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因素所形成的系絡來比較兩 國世博會事業的發展，企求能從綜合的觀點進行歷程分析研究，釐清兩國博覽會 事業時間差異原因，進而整理分析出綜合觀點以討論兩國現代化發展差異。歷史 學家沈雲龍「大題三作」的主張，讓選擇大題目的研究生得到進一步的精神支持。
沈雲龍先生一直以為，寫作論文要有「大氣」，不一定要循學術常規所謂「小題大 作」方式為之。他認為只要自己掌握的資料夠，肯用心去耙梳整理，具基本的史 學專業訓練，選擇題目不一定要侷限於「小題大作」，就算「大題小作」、「大題大 作」、「大題深作」又何妨。總而言之，就是要有氣魄膽識，不要畏首畏尾。(轉引 自陳正茂，2009：374)
雖說選擇題目要有氣魄膽識，不要畏首畏尾，筆者試著選擇大題目進行研究，
不過在案例的時間縱深上，仍以中國滿清覆亡的1912年與日本明治天皇逝世的 1912年為截止時間點。有兩個考量：首先，就中日兩國參與世界博覽會發展史而 言，兩國幾乎同時接觸到世博會，日本領先於1877年舉辦「內國勸業博覽會」，世 博會事業往後一路蓬勃發展至1970年首次成功舉辦BIE認可的「大阪萬國博覽 會」，而中國相較之下卻遠遠落後30多年，在1910年首度舉辦等同「內國勸業博覽 會」規格的「南洋勸業會」，並遲至百年後的2010年才成功舉辦BIE認可的「上海 世界博覽會」，中日之間舉辦內國勸業博覽會及世博會的事業，有著30年至40年的 時間差距。若本論文比較兩國博覽會事業案例的時間拉長至2010年，將兩國首次 成功舉辦BIE認可的世博會經驗做比較，將有近160年的時間，期間發生與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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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的相關事件，恐怕不是一個人在短時間的研究所能處理，本論文以兩國首次 舉辦全國性博覽會的60餘年時間(1851~1912年)過程進行比較研究。
其次，若本論文比較兩國博覽會事業案例的時間拉長至2010年，滿清覆亡之後 的中國，有1949年後兩岸分治的議題，推翻滿清的中華民國政府即使在國共內戰 退居台灣之後，仍代表中國參與世博會至1974年美國史波肯(Spokane)世界博覽 會。雖然大陸學者丁長清主編的《中國與世博會三部曲②參與世博會》，就中華人 民共和國(中國大陸)的史觀，直指1939年美國紐約世界博覽會就是舊中國(中華民 國政府)參與的最後一次世博會。(丁長清，2010b：31-32) 惟事實並非如此，1949 年中共竊據大陸，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台，也應他國邀請代表中國參加過幾次世 博會，如1964年的美國紐約世界博覽會、1967年的加拿大蒙特婁世界博覽會、1970 年的日本大阪萬國博覽會(這次世博會的「中華民國館」規模是之前歷屆中國參加 世界博覽會最盛大的一次)。即使在1971年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仍接受美國邀請 參加1974年的史波肯世博會，這才是中華民國政府在世博會的最後一次以「國家 館」方式演出。之後，中國大陸於1979年與美國正式建交之後，從此接受各國邀 請代表中國參加世博會有十餘次之多，例如截至2010年中國自己主辦上海世博為 止，有1982年的美國諾克斯維爾世博會、1984年美國新奧爾良世博會、1985年日 本筑波世博會、1986年加拿大溫哥華世博會、1988年澳大利亞布里斯班世博會、
1990年日本大阪世博會(花與綠博覽會)、1992年義大利熱那亞匹世博會、1992年西 班牙塞維亞世博會、1993年韓國大田世博會、l997年加拿大魁北克世博會、1998 年葡葡牙里斯本世博會、2000年德國漢諾威世博會、2005年的日本愛知萬國博覽 會(上海市老科學技術工作者協會，2007：136)，再加上2008年的西班牙薩拉戈薩 世界博覽會就有14次之多。準此，若本論文真要將比較中日兩國博覽會事業案例 的時間拉長至2010年，1949年後兩岸分治的議題肯定會讓比較研究更為複雜，需 要不同的史觀與更多的時間來加以持平處理。就以上兩個考量，本論文對兩國的 比較，以截至中國滿清覆亡的1912年與日本明治天皇逝世的1912年為止的這段歷 史為主。未來若有時間與機會，滿清覆亡之後的中國與明治天皇逝世之後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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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研究兩國截至目前的世界博覽會事業發展，肯定會是一個值得投入心力研究 分析的有趣案例。
有關中日兩國博覽會事業的比較研究，在參訪或閱讀資料的時候，語言問題會 是個限制。因為日文並非國際學術上常使用的語言。事實上，研究日本博覽會事 業的文獻可謂是汗牛充棟，但絕大多數皆以日文而非英文或中文發表，若非通曉 日文恐難以閱讀與理解。所以有些學者不得不透過有限的英文資料來了解日本博 覽會史。這樣的做法，容易因語言障礙造成誤解或理解的不夠充分，進而影響到 整個研究分析的有效性。筆者因工作關係，1989年曾提案日本資訊化社會發展研 究，獲日本政府外務省的經費資助赴日研修考察一個月，為此開始在台大語文訓 練中心修習日文多年，加上在資策會的工作負責日本方面的研究與考察，經常接 觸日文資料與日本學者專家，目前閱讀研究報告不成問題。除此之外，筆者頻繁 進出日本已累積超過50趟次以上，因工作亦結識許多嫻熟英文的日本朋友，尤其 是泉真也教授、福井昌平社長、永井正社長等多位研究與籌辦博覽會的日本專家，
以及兼子利夫處長、橫澤誠教授等資通訊應用的學者專家，他們提供本研究論文 許多協助與啟發，如參訪的安排與陪同訪談，以及日本博覽會資料的蒐集與釋疑。
蒐集資料是撰寫論文的基礎，論文的研究分析與探討評論都需要大量資料支 撐。論文要有說服力與可讀性，資料出處必須多元豐富，大致可分為一手資料和 二手資料。一手資料是指與事件相關的物件或由當事人提供的資料，例如自傳、
著書、史料，以及實地考察、訪談、問卷調查所得的資料；二手資料則為由其他 人整理有關事件而得出的資料，引用書籍、期刊、報紙、論文、網路等資料便是 最常見的二手資料。本論文理應以一手資料為主，如史料的援引與實際參觀訪談，
著書、史料，以及實地考察、訪談、問卷調查所得的資料；二手資料則為由其他 人整理有關事件而得出的資料，引用書籍、期刊、報紙、論文、網路等資料便是 最常見的二手資料。本論文理應以一手資料為主，如史料的援引與實際參觀訪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