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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39．
在財政與軍事力量、國內凝聚力、國際地位等方面的劣勢。就此看來，方德萬 稱「1895 年中國戰敗的因子是在 1880 年代種下」107。
上述對從不同時期評價自強運動的簡述，大致回歸研究19 世紀後半晚清 史的一個基本問題：清朝處理外來挑戰的成效。無論是Wright、Horowitz 對清 朝無力持續推展自強運動從而失敗的探討，或是Kennedy、Rankin 從長時段突 顯自強運動的價值，乃至方德萬對1880 年代後清朝面臨整體國力衰落的困境 的描述，筆者認為都忽略面對1882-1895 年間的外來挑戰，晚清中央政府採取 的措施實有其成效之面向。這樣的忽略，伴隨1894-1895 年甲午戰敗即自強運 動失敗的基調，又更為普遍。本論文選定從1882-1895 年新式「中國海關」在 中國周邊的發展，探討晚清中央政府回應外來挑戰的成效，目的即在於正視此 一為人忽略的面相。
三、基本史料
本論文既是檢視1882-1895 年新式「中國海關」在中國周邊的發展，因此 新式「中國海關」出版品自然是必要參考。本論文最主要使用的新式「中國海 關」出版品是「統計系列(Statistical Series)」第 2-5 號的「貿易年報(Annual Reports on Trade)」與「貿易年表(Annual Returns of Trade)」。在2001 年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印製 的《中國舊海關史料(1859-1948)》出版以前，學界利用的「貿易年報」與「貿 易年表」，是 1970 年哈佛大學．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印製的「China Maritime Customs Publications」微縮 膠卷。由於微縮膠卷檢閱不易，再加上臺灣、中國大陸較多研究機構、大學圖
107 Hans van de Ven, Breaking with the Past-Th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and the Global Origins of Moderinty in China, 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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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已購置《中國舊海關史料(1859-1948)》，方便讀者查閱，故本論文徵引「貿 易年報」與「貿易年表」的部份，一律參閱《中國舊海關史料(1859-1948)》。
然而因為《中國舊海關史料(1859-1948)》並未收錄 1864-1881 年的「貿易年報」， 因此若有徵引 1864-1881 年「貿易年報」部份，依舊參閱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印製的「China Maritime Customs Publications」微縮膠卷。
要補充說明的是，「貿易年報」自1889 年度起新增中文版本。一般說來，
「貿易年報」的中文版多是英文版的翻譯，但仔細比較中、英兩種版本，可以 發現在內容上常常出現有些資訊是中文版有、英文版無，或中文版無、英文版 有的情況。這是本論文為何有時徵引中文版「貿易年報」，有時徵引英文版「貿 易年報」的原因。原則上，若中、英文版「貿易年報」均有相同資訊的時候，
本論文均徵引中文版。至於「貿易年表」雖也有中、英文版之分，但因為並非 英文版所有表格均會譯成中文版，故本論文一律徵引英文版「貿易年表」。
新式「中國海關」出版品的「貿易年報」與「貿易年表」之外，中國第二 歷史檔案館與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作，對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亞東關檔案 進行挑選、編譯總計1401 件(1889-1914)的《西藏亞東關檔案選編》108，是本 論文撰寫亞東開放通商與亞東關的主要資料來源之一。亞東關檔案主要包含以 下四類。
第一類是1889 年 1 月至 1894 年 5 月 1 日亞東關正式開辦之前，總稅務 司赫德與其弟赫政(James H. Hart, 1847-1902；也是中國海關職員)的來往電報，以及赫政與 駐藏大臣升泰(？-1892)、奎煥(1892 年 9 月後接替升泰出任駐藏大臣；生卒年不詳)的來往信函。
赫政當時是被總理衙門派往協助升泰、奎煥與英屬印度交涉。
第二類是亞東關正式開辦之後，稅務司與駐藏大臣、亞東關監督的往來信 函。
108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編)，《西藏亞東關檔案選編》，上、下兩冊(北 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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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41．
第三類是亞東關稅務司致總稅務司的機要函件(Semi-Official Correspondence)與私 人函件。所謂機要函件與私人函件，是指總稅務司「赫德在指派各關稅務司人 事令載明」如下的指令：
每兩週，你必須用半官性(semi-officially)或是私下(privately)向我報告，
在該關區或是附近地區，發生的有趣或是重要事件。這些事件包 括我應該注意的權宜之計，但是這些事又無法適當地在正式文 件中向我報告。109
第四類是貿易報表、貿易報告。貿易報表是貿易統計數據，分別有：「貿 易月表」、「貿易季表」、「貿易年表」；貿易報告是貿易文字資料，分別有：「貿 易月報」、「貿易季報」、「貿易年報」。「貿易年表」匯整「貿易季表」而成，「貿 易季表」匯整「貿易月表」而成；「貿易月報」、「貿易季報」、「貿易年報」，舉 凡各月、各季、各年該關所在地區的通商事務、經濟、政治、軍事、風俗民情 等，均予以記錄。其中以「貿易月報」記錄的內容最為詳細、豐富；「貿易季 報」與「貿易年報」則著重在對該季、該年做整合歸納，以明瞭季度、年度的 發展趨勢，至於記錄的事情肯定是比「貿易月報」要精簡得多。
本論文參考的是第一、二、三類，以及第四類中的「貿易月報」。這些史 料彌補《清季外交史料》未收錄的部份，提供本論文瞭解西藏開放通商、亞東 開埠設關的交涉過程的具體細節，也是本文論述亞東關開辦後稅務司與駐藏大 臣、亞東關監督來往情形的主要基礎。然而，《西藏亞東關檔案選編》的最大 缺陷是並未提供英文原件，本文參見的均是選編過程中翻譯的。惟有等待中國 第二歷史檔案館重新開放新式「中國海關」的資料後，才能查對原件。
109 張志雲，〈革命時期的財政秩序――辛亥革命與海關結餘款存放權之轉移〉，收於：《近代中 國的中外衝突與肆應》(臺北：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14)，159。有關機要函件的詳論，可 參看：Hans van de Ven, Breaking with the Past-Th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and the Global Origins of Moderinty in China, 78-80.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編)，《西藏 亞東關檔案選編》，上冊，前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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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貿易年報」、「貿易年表」及亞東關檔案之外，本論文使用的中文資料 主要有：1.由顧廷龍與戴逸主編的目前所見最為完備的《李鴻章全集》110，2.
《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111，3.《舊韓國外交文書》「清案」部份112，4.《舊韓 國外交關係附屬文書》「海關案」部份113，5.《清季外交史料》114。《李鴻章全 集》、《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及《清季外交史料》，是本論文撰寫清朝中央政 府回應外來挑戰的措施的最主要參考資料，恰與大部份是記錄地方層級資訊的
「貿易年報」、「貿易年表」及亞東關檔案互為補充。《舊韓國外交文書》「清案」
部份與《舊韓國外交關係附屬文書》「海關案」部份，則彌補清朝與新式「中 國海關」兩方面缺少朝鮮海關具體運作情況的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