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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式中國海關向朝鮮的擴大(1882-1894) ．47．
處理海關業務與通商爭議，所以有必要先理解新式「中國海關」在中國起源的 契機，即基於改善鴉片戰後通商條約貿易的危機。為此，第二節便就此契機進 行論述。第三節之後正式進入本章主題，該節先論負責朝鮮政策的李鴻章將新 式「中國海關」制度、規章、職員引進朝鮮海關的用意，以及擔任朝鮮海關總 稅務司的新式「中國海關」職員墨賢理(H. F. Merrill, 1853-1935)，整頓朝鮮海關的措 施。第四節從通商爭議看朝鮮海關的角色，並論述墨賢理善用知曉通商條約、
國際法的能力，協助朝鮮統理交涉通商事務衙門(負責朝鮮對外交涉事務，並管轄朝鮮海
關；以下簡稱「統署」)與各國交涉通商爭議。第五節比較李鴻章與赫德對新式「中
國海關」關稅體現朝鮮的屬國地位的觀點差異。第六節論述光緒 15(1889)年底 清朝將運抵中國通商口岸的屬國朝鮮貨物，從比照外國貨物調整成比照中國貨 物徵稅的改變，從中審視時人對新式「中國海關」關稅體現屬國朝鮮地位的看 法。
二、新式中國海關起源的契機
在1842 年中英「南京條約(Treaty of Nanking)」2簽訂以前，清朝負責西方各國來 華貿易的徵稅機構是粵海常關，但實際「管理外商的徵稅、報關以及約束外商」
的卻是公行3。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後，廢除負責外商報關、繳納關稅等事務
2 Treaties, Conventions, etc.,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 vol. 1, 351. 王鐵崖所編《中外舊 約章彙編》一書，稱「南京條約」為「江寧條約」。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彙編》，第1 冊，
30、33。
3 廖敏淑，《清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臺北：政大出版社，2013)，109。有關 1842 年以前清 朝以粵海常關與公行處理西方各國來華貿易的制度的詳論，可看岡本隆司，〈清代西洋貿易 の徴税機構：保商制度を中心として〉、〈広東洋行新考〉，收於：岡本隆司，《近代中囯と海 関》，79-109、11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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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議定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五港通商章程(General Regulations)」、「善 後事宜清冊附粘和約(Supplementary treaty)」遂規定改由「英國領事(管事官)監督英商 報關、納稅以及查驗貨品、管束英商與水手等事務」5。根據中英「南京條約」、Treaties, Conventions, etc.,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 vol. 1, 353.
5 廖敏淑，《清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109。詳細規定可見：中英「議定廣州、福州、廈門、
甯波、上海五港通商章程」第3、6、7、9、12、14、15 款；中英「善後事宜清冊附粘和約」
第6、7、9、10、12 款。Treaties, Conventions, etc.,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 vol. 1, 383-389、390-399. 一般通稱中英「議定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五港通商章程」為
「五口通商章程」，王鐵崖所編《中外舊約章彙編》一書則稱為「五口通商章程：海關稅則」。 一般通稱中英「善後事宜清冊附粘和約」為「虎門條約」，王鐵崖所編《中外舊約章彙編》
一書則稱為「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彙編》，第1 冊，34、39、
40、50-51。
6 詳細規定可見：中法「黃埔條約」第4、5、13、16-20、23 款；中美「望廈條約」第 6、10-15、17、20、23 款，Treaties, Conventions, etc.,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 vol. 1, 677-690、771-790. 王鐵崖所編《中外舊約章彙編》一書將中法「黃埔條約」、中美「望廈條約」
均稱為「五口貿易章程：海關稅則」。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彙編》，第 1 冊，51、57、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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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式中國海關向朝鮮的擴大(1882-1894) ．49．
Wright, 1873-1953)便指出，「許多外國商人不希望碰到的是他們將自己注意辦理具體的 海關業務，而不是讓買辦和保商為他們辦理一切事務」7。第二類外國商民是英國 商民。根據中英「善後事宜清冊附粘和約」第12 款規定：
英國公使曾有告示發出，嚴禁英商不許稍有偷漏，並嚴飭所屬管 事官等，將凡係英國在各港口來往貿易之商人加意約束，四面查 察，以杜弊端。倘訪聞有偷漏、走私之案，該管事官即時通報中 華地方官，以便本地方官捉拏其偷漏之貨。8
簡言之，英國領事明確承擔監督英商不得偷漏、走私的職責。問題是中法「黃 埔條約」、中美「望廈條約」卻無類似中英「善後事宜清冊附粘和約」第12 款 的規定。這一未統一規定英、法、美領事對查緝偷漏、走私的職責，導致英商在 商業競爭上明顯處於遜於法、美商民的不利地位。誠如魏爾特所指，英領事：
必須通知中國海關官員他所知道的他的同胞進行的走私或企圖 在稅收上的詐騙。在這一方面，美國和法國的商人卻處於優勢，
因為他們的領事不用承擔這種條約責任。9
上述公行廢除帶給外國商民的不便，以及未統一規定英、法、美領事對查緝 偷漏、走私的職責致使英商處於競爭不利的地位，綜合中外商民竭力逃避稅則與 通商條約的規範，以及清朝江、浙、閩、粵四海常關的貪污腐敗等因素，從而更 加危害通商條約貿易的秩序。對此現象，魏爾特具體詳述如下：
在廣州碼頭，對中國舢板和外國商船的海關巡邏和預防措施都 是由包稅人所控制，……對於合法的外國人生意，包稅人無權干 涉，也不想干涉，但是他們對未經海關批准的交易卻有很大的興
7 Stanley F. Wright, 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68; 中譯引文見：魏爾特(著)，陳䍩才(等譯)，
《赫德與中國海關》，上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3)，88。
8 Treaties, Conventions, etc.,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 vol. 1, 395.
9 Stanley F. Wright, 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78-79; 中譯引文見：魏爾特(著)，陳䍩才(等 譯)，《赫德與中國海關》，上冊，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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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例如，他們可隨時都可以向外國商人保證非法上岸或裝運的 貨物安全地運送。為了不用交納正常的海關稅而把他的貨物從 他的倉庫運到停泊在商館前的商船上，外國商人首先得與包稅 人一起安排他的貨物安全地通過海關緝私艇。做這件事最簡單 的辦法是讓包稅人把他的船停在海關緝私艇旁邊，與緝私艇的 水手串通好，瓜分利潤。……在1852 年和 1853 年期間，控制外 國商館區域的包稅人的平均收入為每年20 萬元，但是從中他得 支付一大筆錢給海關雇員、地方官員、警察和參與他活動的其他 官方的或私人的人員。10
這種危害通商條約貿易秩序的現象，當時在華的外國觀察家認為：
要達到這個迫切的目標(制止走私)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是是選派 活躍的，有頭腦的和誠實的人組成效率高的職員，管理海關事 務。11
1853 年小刀會攻佔上海縣城，致使江海常關喪失徵稅機能一事，提供上 述外國觀察家意見實現的契機。時任蘇淞太道道台兼江海常關監督吳健彰為確 保關稅的徵收，不得已於1854 年接受英、法、美領事的提議，以三國領事提 名一位或數位外國人選，協助專管上海一地通商條約貿易的事務，至於其職稱 則稱為稅務監督12。對外籍稅務監督制度的成效，魏爾特稱：
外國人在上海海關擔任稅務監督是成功的。……受到了公正誠
10 Stanley F. Wright, 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71-72; 中譯引文見：魏爾特(著)，陳䍩才(等 譯)，《赫德與中國海關》，上冊，92。
11 Stanley F. Wright, 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86; 中譯引文見：魏爾特(著)，陳䍩才(等譯)，
《赫德與中國海關》，上冊，110。
12 有關外籍稅務監督制度成形過程的詳論，可看：Stanley F. Wright, 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92-103; 陳詩啟，《中國近代海關史(晚清部分)》，14-23；岡本隆司，〈江海関と外 国人税務司制度の創設〉，收於岡本隆司，《近代中囯と海関》，179-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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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式中國海關向朝鮮的擴大(1882-1894) ．51．
實的商人的歡迎，因為在遵守海關規定和交納關稅方面，它使他 們與那些不公平競爭者得到公平對待。新海關作為收入來源機 構迅速顯示出它的作用……幾乎無法希望所記錄的官方收入與 實際徵收的稅款完全一致。13
雖然外籍稅務監督制度與之後新式「中國海關」的外籍總稅務司制度、外 籍稅務司制度存在共同的運作原理，即由清朝官方聘僱外籍人士協助處理徵稅 事務，但創立之初的外籍稅務監督制度，仍與外籍總稅務司制度、外籍稅務司 制度存在根本的差異，此即外籍稅務監督並非清朝官員。1854 年外籍稅務監 督制度創立的情形是，第一，外籍稅務監督雖由蘇淞太道道台兼江海常關監督 吳健彰任命，但江海常關監督並無權拒絕三國領事的提名，且稅務監督的解職 必須由三國領事與蘇淞太道道台一同會議決定；第二，三國領事主張稅務監督 雖支領清朝的薪資，但並不能將稅務監督視為清朝官員14。
1855 年，清朝與李泰國(Horatio N. Lay, 1833-1898; 第一任總稅務司，任期 1858-1863)利用 英籍稅務監督威妥瑪(T. F. Wade, 1818-1895)辭職的機會，藉機使英國首先明白承認 英籍稅務監督是清朝官員的身份15。一方面是清朝強力支持李泰國成為英籍稅 務監督，鬆動英國領事對英籍稅務監督的控制16，另一方面是李泰國成為英籍 稅務監督後，無視英國領事的干預，「堅定公平地實施海關規定和條約協定與 處罰」17，使得英籍稅務監督的展現出作為清朝官員身份的色彩。為此，英國 外交部遂表示：
13 Stanley F. Wright, 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110; 中譯引文見：魏爾特(著)，陳䍩才(等 譯)，《赫德與中國海關》，上冊，139。
14 Stanley F. Wright, 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105-106.
15 Stanley F. Wright, 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106、111-112.
16 Stanley F. Wright, 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112.
17 Stanley F. Wright, 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112; 中譯引文見：魏爾特(著)，陳䍩才(等 譯)，《赫德與中國海關》，上冊，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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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稅務監督是外國公民，他們“無論哪方面都是中國官員……而 不是外國的提名人與代表。”領事對稅務監督行為的控制只能通過 向中國當局申訴。18
雖然1855 年的轉變只出現在英籍稅務監督身上，但正如魏爾特所稱，這 轉變「成了天津條約附約［筆者按：1858 年中英「通商章程善後條約」］第十條的談判基礎，
也成了海關這一拱門的基石」19，即「通商各收稅……任憑總理大臣邀請英人幫 辦稅務，……毋庸英官指薦、干預」20。據此，新式「中國海關」正式成立。
由上所述可知新式「中國海關」成立的目的之一，是為改善通商條約貿易 的秩序，實現促進貿易發展的目標。赫德於1864 年第 8 號總稅務司通令中給各 通商口岸的稅務司的工作指示，也明確提及新式「中國海關」的業務方針之一是促 進貿易順暢發展。赫德稱：
貿易興旺方能使稅庫盈實，而欲使貿易興旺，稅收手續愈簡愈善。
或言之，為海關［筆者按：指新式「中國海關」］利益計，應不僅辦事須卓有
或言之，為海關［筆者按：指新式「中國海關」］利益計，應不僅辦事須卓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