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對教令的運用非常廣泛，政治層面之外，家庭內也同樣行使教令，
《禮記‧祭義》：「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教自長始，教民順也。（注：
親、長，父兄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注：
尊長出教令者。）」51又，〈郊特牲〉：「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
夫死從子。（注：從謂順其教令。）」52父、兄與夫等正是家中之家長或尊長，
家內成員對其有服從教令之義務，這是先秦以來儒家禮教形成的文化傳統，
是普遍行於各家庭的價值觀念，人們分別依從兩兩相對的身分關係，以家 長對家人，尊長對卑幼的形式，執行教令權。然如〈祭義篇〉所示：「教以 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儒家所期待的教令，不是僵 化的法條，嚴苛的訓斥，而是和煦之勸勉使人親睦，慈善之化育維謢家庭 和諧，這是儒家廣泛推行家內教令的原因，也是其絕然不同於國法用刑事 嚴懲的地方。但是，為了讓家內的教令權得以順暢發揮作用，有時還是必 需用家法懲處違於教令者，因此個別家庭裏可能自有特設的家庭規範，無 論其是否已成文化，或只是約定俗成的規矩，都對頑劣不受教的家人產生 嚇阻作用。由此言之，家長、尊長的教令權若能得到懲戒權的輔助，將實 施得更具效能。做為社會基層單位的家庭既如此重視教令權，身為統治者 自不能不於必要時以國家法律支持這個重要的社會價值，只是國法究竟該 涉入多深，是要全面保護家內各身分的人執行的教令權，抑或只限定於國 家認為最有必要，最具範示性的教令權，是個值得關注的課題。
子不孝，秦漢律皆許父母謁殺之，如：《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
「免老告人以為不孝，謁殺，當三環之不？不當環，亟執勿失。」53又，〈封 診式〉告子爰書：「某里士五甲告曰：『甲親子同里士五丙不孝，謁殺，敢 告。』即令令史己往執。」54《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二年律令．
賊律》：「父母告子不孝，皆棄市。」55晉、宋以來也有類似的法律規定，《宋
51《禮記注疏》（十三經注疏本），卷 47〈祭義〉，頁 811。
52《禮記注疏》卷 26〈郊特牲〉，頁 506。
53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法律 答問〉， 頁 195。
54 《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頁 263。
55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
書》卷 64〈何承天傳〉言及一段母以身貼錢，為子償債的故事，時「法吏 葛滕籤，母告子不孝，欲殺者許之。法云：謂違犯教令，敬恭有虧，父母 欲殺，皆許之。其所告惟取信於所求而許之。」56本傳所引為晉、宋間法條，57 它似將唐律裏的不孝罪與違犯教令罪混融為一，皆許父母告殺之。國法對 父母權威的保障，南北朝以前是相當嚴密的。58
姑不論唐代家庭父母的權威有何變化，唐律裏最顯然的特徵，是將廣 義的不孝概念，分為幾個不同等級的罪名，如「十惡」裏的惡逆罪最重，
不孝罪次之，而在所列舉的犯罪行為之外，其他違犯父母的情形則納入違 犯教令罪。唐律對子孫違犯祖父母、父母教令有專條禁止，〈鬥訟律〉「子 孫違犯教令」（總 348 條）：
諸子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闕者，徒二年。（注云：謂可從而違，堪供 而闕者。須祖父母、父母告，乃坐。）
供養有闕是不孝罪裏刑度最低的一種，59既與子孫違犯教令罪並列，似乎違 犯教令罪正有銜接不孝罪之意味在內。此條賦予祖父母、父母告子孫的特 權，而不使其受「同居相為隱」的約束。60唐律將祖父母、父母的教令大別 為「於事合宜」與「教令違法」兩類，前者子孫需奉以周旋，不得違犯，
如其可從而違，經祖父母、父母告，處徒二年；後者因教令違法，子孫縱 然行即有愆，也不合有罪。白居易〈百道判〉裏有一則違父命的案例，正 反映了唐人對教令可從與否的衡量：61
得甲將死，命其子以嬖妾為殉，其子嫁之。或非其違父之命。子云：
不敢陷父於惡。
雖然仍有人抱持著父命不敢不從的心理，但從子之辯詞：「不敢陷父於『惡』」， 及白氏判詞：「沒齒歸『亂』」、「命子以『邪』」、「豈可順『非』」等語看，
本》（北 京：文物出版社，2006），《二年律令．賊律》（35 簡），頁 13。
56 沈約，《宋書》（臺北：鼎文書局，新校標點本，1979），卷 64〈何承天傳〉，頁 1702。
57 劉俊文認為劉宋無定律之舉，何承天所引法當即晉律。見：劉俊文，《唐律疏議箋解》， 頁 1637。
58 秦律裏，父可依自由意志，恣意入子之罪，但唐律裏，父恣意入罪之餘地少。見：堀 敏一，〈中國古代の家父長制〉，頁 322-323；Gray G. Hamilton, “ Patriarchy, Patrimonialism, and Filial Piety : A Comparison of China and Western Europ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1, No.1(1990), p.86. 明清的法律又較唐律寬容，子孫不孝，被父母殺死，
父母是可以免罪的，即使是非理殺死也得無罪。見：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 頁 5-12。
59 十惡裏的不孝罪，告言、詛詈祖父母、父母者，絞（〈鬥訟律〉（總 329、345 條））；祖 父母父母在，子孫別籍異財，徒三年（〈戶婚律〉（總 155 條））；居父母喪嫁娶、作樂、
釋服從吉，皆徒三年（〈戶婚律〉（總 120、179 條））；匿不舉哀，流二千里（〈戶婚律〉
（總 120 條）），詐稱祖父母父母死，徒三年（〈詐偽律〉（總 383 條））。由此看來，供 養有闕徒二年是不孝罪裏刑度最低者。
60 於法得相容隱者相告言，各聽如罪人身自首法（〈名例律〉「犯罪未發自首」（總 155 條）），
則 祖父母、父母告子孫，子孫似可同自首例。可是「子孫違犯教令」條特別賦予祖 父母、父母告子孫之權，有排除「同居相為隱」（〈名例律〉（總 46 條））的作用。此論 點亦見：劉俊文，《唐律疏議箋解》，頁 1638。
61《白居易集》卷 67〈判〉，頁 1422-1423。
時人已對教令之正當性有所評斷，甚至判詞還認為子之行為是「因心之
『孝』」，根本不合有罪。如與晉宋以前子孫違犯教令，父母得謁殺之相較，
唐代最大的改變是考慮教令的合理性，不再絕對地依從父母要求，這無疑 是對子孫權利的一種維護。再者，就算教令於事合宜，子孫可從而故違，
父母也不得毆殺之，否則將處徒一年半以上的罪。62此種父母、子孫雙向究 責的概念，相當程度上修正了秦漢律以來主要考慮父母權力的思維方式。
唐律的「子孫違犯教令」條，只限於祖父母、父母等直系尊長對子孫 的教令，既不包括旁系尊長的教令，也不以家長身分為要件。易言之，國 法並不全面性的保障家內凡有教令權之家長或尊長，只將處罰範圍限縮到 違犯父母教令之子孫。從法律意義上說，只要身為某人之父母，即使他在 家中不是家長，甚至對其他人來講是卑幼，都依然是法律在違犯教令方面 唯一被保護的對象。反之，家長如非該違犯教令者之直系尊長，或只是家 中的旁系尊長，那麼就算他對家人可行使教令權，也不在唐律該條的保護 之列。至於家中的一般尊長，卑幼如不從其教令，尊長頂多只能尋求家法 的協助糾正，是不得援引「子孫違犯教令」條得到法律救濟的。由於唐律 該條嚴格限定保護對象，無異使非直系尊長的教令權，失去國法上的一道 有力屏障，而這也顯然區別了儒家禮教與國家法律在行使教令權上的差 異。
受到儒家文化傳統與魏晉南北朝以來士族社會的影響，唐人家庭依然 嚴守禮法，重視家規家訓，63《新唐書》卷 71〈宰相世系表〉序言：「唐為 國久，傳世多，而諸臣亦各修其家法，務以門族相高。」64如房玄齡治家有 法度，常恐諸子驕奢凌人，乃集古今家誡以約之；65柳玭嘗述家訓以戒子孫，
以學識禮法稱於士林；66穆寧居家嚴，事寡姐甚恭，嘗撰家令訓諸子；67楊 虞卿禮法行於家，吏聲聞於邑，可以激揚頹俗，表正士林；68崔鄲家族四世 同居，官品顯赫，宣宗歎為：「鄲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69正因為唐人
62《唐律疏議》卷 22〈鬥訟律〉「毆詈祖父母父母」（總 329 條）疏議曰：「若子孫違犯教 令，謂有所教令，不限事之大小，可從而故違者，而祖父母、父母即毆殺之者，徒一 年半；以刃殺者，徒二年。」
63 自漢代以來，隨著儒學發展與孝道觀念的提倡，家庭規模較大者已重視治家之法。迨 及魏晉南北朝，門第風尚尤盛，士人更需憑藉禮法來維持門第秩序，於是家訓、誡子書 等紛紛出籠。流風影響所及，唐代家庭亦重視家訓家教。有關漢代家風家禮的討論，可 參考：閻鴻中，〈東漢時代家庭倫理的思想淵源〉，收入：《中國家庭及其倫理研討會論 文集》（臺北：漢學中心，1999），頁 32-48。魏晉南北朝時期禮教、家訓之討論可參考：
錢穆，〈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收入：《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
（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1），頁 159-162；守屋美都雄，〈六朝時代の家訓について〉， 收入：《中國古代の家族と國家》（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68），頁 461-462。
64《新唐書》卷 71〈宰相世系表〉，頁 2179。
65《新唐書》卷 96〈房玄齡傳〉，頁 3857。
66《新唐書》卷 163〈柳玭傳〉，頁 5026-5028。
67《新唐書》卷 163〈穆寧傳〉，頁 5015。
68《白居易集》卷 44〈與楊虞卿書〉，頁 948。
69《新唐書》卷 163〈崔鄲傳〉，頁 5019。
不乏嚴於理家，敦於風教者，家長、尊長自然在家內擁有相當大的權威，
方足以教化家人，訓諸子孫，維繫家風。〈宰相世系表〉所謂「諸臣亦各修 其家法」，似指不少士族家庭修訂了類似於後世家法族規的家庭規範，讓家 內之教令權透過具體條文或告誡之詞，在施行上更有依循之準則。不過，
諸臣所修之家法可能只存在於士族家庭，一般平民家庭大概鮮有這樣的財 力、能力製成書冊形式的家法。但不容置疑的是，唐朝社會仍普遍受儒家 文化傳統的薰陶，平民家庭即使沒有成文家法，也無礙於家長、尊長行使 其教令權。
家長、尊長教令、訓導子弟的方式寬嚴不一，但均不失其可於家內樹 立權威。如沈傳師「治家不嚴，閨門自化」；70崔郾「居家怡然，不訓子弟，
子弟自化」；71吏部侍郎沈公「在家無杖笞呵責，家人自化」；72元稹誨姪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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