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人類學家Fikret Berkes（1999）是國際上研究原住民族生態知識的重 量級學者，以加拿大原住民族作為例子，指出「傳統生態知識是一種知識、實踐 和信仰的複合體，傳統生態知識是演變自適應性發展過程，藉由文化傳承給下一 代，是關於生命體（包括人）彼此之間與環境之間的關係」（Berkes et al. 2000：
1252）。具體地說，是包括對動植物與土地的在地知識、土地與資源的管理系統、
支持該管理系統之社會體制以及其背後的信仰及宇宙觀等四個層次如圖1-1，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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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層內圈是在地知識，有關於原住民對於地方上動植物與地景的在地知識；第二 層是資源管理系統，對於不同的動植物有其管理方式；第三層是管理這些自然資 源的社會制度；第四層是形塑原住民生活中人與自然關係給予互動意義的宇宙觀。
同時它提出的四個向度，正是加拿大原住民族過去在管理、維護家園之核心脈 絡。
圖1-1 傳統農生態知識四個層次 資料來源：Fikret Berkes（1999）
對於四個層次的討論，長期關注台灣原住民族生態議題的林益仁（2015：24）
則從泰雅族的經驗貼切的敘述了Berkes四個面向之意義及其關係。
在意義上，第一層是關於事物的命名，舉凡動、植物、土壤、地名甚至人名 等背後都有一套認知的系統與規則，它涉及到語言的基本功能，也構成了該民族 認識世界的重要通道。第二層是涉及如何利用周遭環境與資源的技能與管理模式，
例如漁獵、採集、農業甚至工業的發展等，都涉及到如何運用周遭的物質轉化為 生活所需的能力，是非常基本的維生技術。第三層是連結到一種集體生活的制度 與分工，亦即如何透過分工、分配與分享等社會機制，讓一群人可以有秩序且和 平地一起生活，甚至藉此抵禦外在的威脅，尋求最大的生活空間。此外，這些制 度也應能確保後代的順利繁衍。第四層是涉及支持整體社群在物質利用與分配運 作背後的價值系統與宇宙觀，它對於人從哪裡來，將往哪裡去的生死問題，以及 善惡道德的標準提供了一套意義的系統，讓個人在社會群體與周遭環境互動的過 程中不僅只是物質實踐的面向，同時還具備了精神與靈性發展的向度。
在關係上，林益仁（2015：25-28）以此架構扼要地分析泰雅族生態知識，
指出泰雅族的在地知識或者種植物的命名上具有豐富的智慧，對於新或者陌生的 地點就有必要透過命名，讓這些新的地點進入到自己以及族人所認識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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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資材才能進行生產。相對的，要取得農業生產的自主權、論述或權力十分 艱困。
因此，台灣原住民族農耕社會脈絡中，10農業或者有機或自然農業也有可能 像司馬庫斯部落經驗，超越國家和主流社會知識的宰制，發展出在地獨特的農耕 方式嗎？雖然林益仁等人（2005）以及王相華等人（2008）和王相華、田玉娟（2009）
發表的文章皆指出，理想上，面對泰雅族有機農業發展之窘困發現，結合傳統生 態知識的農業可以助於當代農耕之發展，這只是理想，但真的可行嗎？所以，面 對國家機器農業霸權的宰制，筆者如何與個案部落族人合作，從推廣自然農業的 經驗中，將部落古老的或者祖先的生態智慧融入在當代自然農業的生產之中，讓 斷裂的傳統生態知識四個層次重新銜接，而擺脫過去依賴外援才能進行耕作之迷 失，扭轉部落發展有機農業或自然農業的局勢，將會是傳統生態知識與自然農業 重要的研究，同時也將會改變台灣原住民族日後發展有機或是自然農業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