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意指文本與文本間存在著內隱的(implicit)連結 (Kristeva, 1986)，並將之轉化為「可見的」(visible)與「外現的」(explicit)心智活 動。Kristeva(1986:37)認為任何語篇都是對另一語篇的吸收和轉化，都是對以前
引文新的編碼。互文性是一切篇章理解的先決條件，涉及作為符號實體的一個 篇章對另一個篇章的依賴。互文性理論可分為廣義互文性和狹義互文性兩種基 本範式。廣義互文性理論從語言自足論出發，否定作者的主體性；狹義互文性 與傳統的「影響―淵源」研究相近，認為一篇文本在另一篇文本中切實地呈現。
中國文學傳統中的「互文」與 Kristeva 等人的「互文」、「互文性」在概念 及範疇等方面均不同；如賈公彥於《禮儀注疏》中即提及「互文」一詞：「凡 言互文者，使兩物各舉一邊而省文，故云互文。」其中中國傳統的互文是一種 省文的修辭手法，其他如「互辭」、「互言」、「互其文」、「互體」等均相同。「互 文」原是中文原有的名詞，然而與西方「互文」的理解卻大相徑庭，多半是譯 者翻譯時援用現有的詞彙(秦文華，2006)。文學中常說的「言有盡而意無窮」
雖然不完全是由互文性所引發，但它也應當是導致文學創作中與對譯、對話充 滿困境的原因之一。每一次的翻譯、對話都帶有某種程度的局限性與片面性。
一、文白文化之互文
文化的界定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文化包括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及精 神文化；其中物質文化是文化學的基礎，制度文化是文化學的關鍵，精神文化 是文化學的主導。而文化的差異又有語言的和非語言的，語言是文化的組成部 份，同時也為思考文化提供了一種模式(余佳樂，2006)。無論是從文本的產生 還是從文本的接受來看，互文性體現了文本之間複雜的交互作用；有人將文本 在原語語境中互文關係、文本與文本間的互文關係或是同一語言內的互文關係 看成是內互文；而將文本與文化間的互文關係，包括與原語文化，與目的語文 化，或更為廣闊的歷史政治社會語境之間的關係，看成是外互文(秦文華，2006：
228)。
從文化的層面來看。一般來說，現代性作為論述文化價值的概念是從西歐 啟蒙主義一路下來，經過工業革命，乃至於世界各國。五四時，胡適常將新文
化運動與西方文藝復興相提並論；其認為西方也有「文言」(拉丁文)和「白話」
(近代各民族語言與各地方言)，而西方的「白話」是近代文明的產物，歐洲文 藝復興時所追求的「言文一致」，意味改中世紀通行的拉丁文，轉採各民族的 口頭語為書寫文字，於是開啟了西方的現代性，西方科學發展和社會強盛正是 以文藝復興為起點(曹而雲，2004)。李澤厚(2000)曾以「救亡」和「啟蒙」的雙 重變來解釋中國近代知識份子所面臨的一個困境，認為白話文運動不只是文學 形式及文學精神的問題，主要標誌著中國現代的民族覺醒；李澤厚(頁 325)進一 步指出：
「五四」成就最大的正是白話文、新文學、新史學等現代形式的建立，它 們標誌「遊戲規則」(Wittgenstein)有意義的變換。由新詞彙、新語法、
新文體所帶來的嶄新的觀念、內容、思想和規範。這形式便不是外在的空 洞的框架，而恰恰是一種造形的力量。它以具體的形式亦即新的尺度、標 準、結構、規範、語言來構成，實現和宣佈新內容的誕生。在這裡，形式 就是內容，…這正是「五四」的白話文，新文學不同於傳統的白話文、白 話小說之所在。
在將一個文本譯成另一個文本時，譯者首先必須對語源文本進行分析，尤 其是對互文意象，瞭解其社會、文化、認知、心理等因素，然後轉換成目的語 文本，在目的語中進行重構，亦即在新的文化語境中重新建立概念關係網絡(秦 文華，2006)。同樣地，白話文和「現代性」起了聯結，現代性和古代又是相關，
是建立在傳統基礎上；文言到白話從文化互文性視角解讀，白話雖代表現代 性，雖是在新的文化語境中(現代)重新建立概念關係網絡，同時亦使得傳統不 斷地獲得發展和創新，兩者命脈相承。
二、文白教學之互文
沒有話語是「獨白性」的，就互文性的視域而言，所有的文本都存在於一 種相互依賴的關係中，一次言說也許可視為獨白，然而它卻來自於先前的各類 著作及歷史中，是對於傳統與社會的複雜情境的積極回應。Kristeva(1986)主張 從廣義的符號學角度出發，將互文性分為媒介的轉化，語言的變化和載體的變 化三種形式；文/白對譯，即為載體變化的互文現象。
文言書寫為主的古文兼負著傳承文化使命的責任，白話譯本的存在正反映 此一事實，白話譯本在近代推行白話書寫時即已存在，而當時推行白話譯本，
是希望藉由白話譯本讓不識字者識得經典；而現代的白話譯本則是為了讓對文 言陌生與排拒者，經由簡便明白的譯本閱讀經典，節省解讀文言的時間。不同 時代的白話譯本的出現，儘管成因不盡相同，其結果都是為了消弭大眾閱讀經 典時對文言所產生的隔閡感(羅秀美，2004)。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意識到，隨 著時代的發展，文言與現代白話之間的「互文」將逐漸減少，屆時對文言的「隔 閡感」將加劇。如何消弭此間的差距？曹而雲(2006：361)認為
當文言詞語或文字經歷“翻譯”、“再造”的白話化後，大都發生了質 變，再也無法返回過去的形態及意義。因此，不管是轉譯來的西方術語還 是文言的詞語，要進入現代白話這個語言大系統中，都要經過消化、過濾、
變異、重組，才能成為現代白話的分子融入到現代白話系統中。
當文字經過轉譯後，大都發生了質變，所以不管是「文言」還是「歐化語」都 得經過消化或重組等歷程，才能進入「現代白話」系統中；不過有一點必須申 明，文言非必得經歷「白話化」才可進入白話系統中，大可以原始面貌存在，
上述所論只是消弭文言文與白話文之間隔閡的一種方式。語言文字無法如實轉 譯，Derrida(1981：20)即強調，用「轉換」(transformation)代替「翻譯」(translation)
是認為純粹通過語言的轉換是不可能傳達所有意義的，因為：
差異並非純語言的差異，翻譯也永遠不是純語言的轉換。於是要說起翻譯 (translation)，我們恐怕不得不用轉換(transformation)一詞來取而代 之：一種語言向另一種語言的轉換，一個文本和另一個文本的轉換，且這 種轉換有其自身的規範。
在互文性視域中一切都是文本，互文性是一種記憶，一種屬於文學及知識 的記憶。人與文化是語文教育的兩個維度，在語文教育程中，人與文化通過互 動實現雙向建構。兩種異質文體間的比照和對話，一方面可加深對兩種不同載 體的瞭解，另方面也促使對方正視自身的不足，各載體中的缺點正是一個載體 成為自身的內在屬性。當一位學生在接受教育時，也同時在接受一種傳統文 化；在學習自己的本國語言時，也同時在學習如何運用一種具有歷史意義的特 定話語。
【啟示與小結】
語言是活的，文學的語言更靈活，常走在語言的前面；再者，正如生活的 歐化一樣，語法歐化也是自然的趨勢。新的詞彙和句法，只要不違背語文純正 原則，我們都可以開放態度接受。現代白話從成分上看，是一種口語、歐化語 和部份古漢語詞彙的混合體；通過現代白話內涵分析，以及文言和白話之間的 比對，可以突顯現代漢語的特點，預測學習的難點，以揭示文言文和白話文兩 者不同文體的使用條件。
再者，文字是社會文化的產物，一民族的文字書寫系統可以顯示該民族的 思想與社會傳統，這套文字書寫系統記錄了該民族日常生活的經驗、思想與風 俗習慣；此亦即為「Whorf假設」(即 Sapir-Whorf Hypothesis)：語言形塑思考，
其基本假設認為語言會形塑詮釋世界的方式，群體的語言習慣不自覺地建造了 某個真實世界(Whorf, 1956)，而且影響還不只是來自單方，語言與思考可能相 互影響的。誠如 Greenberg(1971)為語文所下的定義：語文是該國歷史文化的鏡 子。語文不只是文化的條件，其自身即為文化的一部份，從這個角度來看，將 文言文與白話文以功能論強分為二，似乎值得商榷。
根據Chomsky 的理論，人類大腦有一種天生的「語言學習機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簡稱 LAD），協助人們習得各種語言（高月梅、張泓，1995），
這是人類共同具有的一種遺傳機制，正因為有了這種共同點，人類語言才有了
第三節 閱讀理解
影響閱讀理解的因素大致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是讀者方面的因素，另一 是文章方面的因素。讀者方面的因素包括：讀者的認字能力、對句法的掌握、
推論能力(inference)、對文章主題所具備的先備知識或先備經驗、工作記憶能力 (working memory)、後設認知能力(metacognition)、閱讀動機與其他情意因素。文 章方面的因素則包括：文章中遣詞用字的難度、文章內容的連貫性(coherence)、
及文體結構(蘇宜芬，2004)。本節包括認知的歷程、閱讀理解策略及後設認知 知識，茲分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