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分別就「善性西化」與「惡性西化」，以及文化「同化」與「轉譯」
兩面向，來看語文的文化功能。
一 一 一
一、、、、「「「「善性西化善性西化善性西化善性西化」」」」與與與與「「「「惡性西化惡性西化惡性西化」惡性西化」」 」
在現代白話文形成和發展的這個複雜而又龐大的關係網絡中，主要有三條 線索：一是現代白話文與口語的關係，二是現代白話文與文言的關係，三是現 代白話文與歐化語的關係。文言雖然對近代白話有很大的影響，但隨著時代的 推演，至現代白話文階段，其影響已逐漸降低，取而代之的是「歐化」的影響，
亦即歐化語的滲入，使白話文的「現代性」增強，最終並促使近代白話向現代 白話蛻變。
現代白話文的關鍵是「歐化詞彙」，歐化詞彙不論是新造，或是仍借用古 代白話，或是襲用文言文，無論如何所呈現的雖然是漢語方式，但本質上卻是 西方的。語言不僅僅是一個工具、媒介，不僅為語音系統，同時也是概念系統、
知識系統和價值系統；所以白話文運動者在中西文化問題上似乎向西方傾斜，
這樣的傾斜不只是學習西方的語言表達方法、西方的文學風格及創作技巧，還 包含了西方的世界觀與西方的人文精神，當我們在接受這些新詞彙的同時，亦 間接接受了西方文化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如此發展，在某種程度上割裂了自身 的傳統，進而嫁接西方文化，而形塑出無根的「惡性西化」。
漢語歐化的原因主要與白話文發展的歷史有關，五四前白話文學的經典作 品不多，學習白話文不得不藉助翻譯，書面語自傳統的文言轉換到尚未標準化 的白話文書寫媒材之際，特別容易受到外界的影響。在民初新語言尚未定型的 過渡時期，該如何創作白話文？傅斯年(1935：223)認為：
要是想成獨到的白話文，超於說話的白話文，有創造精神的白話文，與西 洋文同流的白話文，還要在乞靈說話以外，再找出一宗高等憑藉物。這高 等憑藉物是什麼，照我回答，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詞法，句法，
章法，詞枝…。一切修辭學上的方法，造成一種超於現在的國語，歐化的 國語，因而成就一種歐化國語的文學。
傅斯年認為要作好白話文，應留心自己的說話，再者取法西文的款式、文法、
詞法、句法、章法等一切修辭學上的方法，即造成一種其所謂「歐化的國語」，
這種語法往往只出現在書面語中，所以直接或間接受外語的影響、有意或下意 識仿效譯文，以及漢語語法教學遠不如英語語法教學等等原因都是漢語西化的 催化劑(Kubler, 1985 )，翻譯語言和歐化語言重構了「五四」學人對西方現代文 化與漢民族現代文化的想像。
關於中文歐化現象，有許多學者提出討論，如朱自清為王力(1955)《中國 現代語法》一書作序即認為：「中國語的歐化或現代化已經二十六年，該有人 清算一番，指出這條路子那些地方走通了，那些地方走不通，好教寫作的人知
道努力的方向，大家共同創造『文學的國語』。」受歐風薰習，不少人執筆為 文過份顧及客觀、注重邏輯，胡菊人(1979：69)即力陳現代語文是「自衛性的 語法」。余光中早年認為適度的歐化，及以文言句法調劑的新綜合語是有彈性 的，能豐富中國的語言。晚年則認為英文的影響，無論來自直接的學習或是間 接的潛移默化，已日顯著，這可從一般人筆下的白話文，西化的病態日漸嚴重 看出，於是余光中將歐化分成「善性西化」和「惡性西化」。高妙的西化可以 截長補短，這是「善性西化」，但太快太強的西化，破壞中文生態的，就成了
「惡性西化」(余光中，1994a：239、1994b)。所謂「惡性西化」如：
是下列這樣的句子：「紅樓夢是中國文學的名著之一」，「李廣乃漢朝名將 之一」。兩句之中，「之一」都是蛇足。…不加這死心眼兒的「之一」，絕 對沒有人誤會你孤陋寡聞，或者掛一漏萬。(余光中，1994a：248)
余光中認為好的中文應該是(1994a：238)：
措詞簡潔、語法對稱、句式靈活、聲調鏗鏘，這些都是中文生命的常態。
能順著這樣的生態，就能長保中文的健康。要是處處違拗這樣的生態，久 而久之，中文就會污染和淤塞，危機日漸迫近。
余光中從文化傳承的角度切入，認為中文歐化情形已太過，「惡性西化」
導致書面語不再承載文化教化的功能，積習難返，中國文化將受惡性西化危 害。誠如黃尊生(1964)所說，我們都認為「Chinese English」不是好的英文，那 麼「English Chinese」之歐化文字則視為創作，這是一個弔詭的現象。或有人認 為，對於令人難以接受的歐化現象不必過於憂心，不適者自會被淘汰(如魏岫 明，1984)，這種觀點顯然忽略了語言可以是自然物，是自然演化的結果，但文 字是「人造物」，永遠無法如語言般自然。
「惡性西化」是值得關注的課題，再進一步來看惡性西化背後的文化問
題。漢語工作者和漢語作家們最終焦慮的問題，其實不是漢語會不會被西方語 言霸權扼殺(語言歐化現象)，不是漢語能不能獲得世界承認，而是漢語自身在 新的「聚變」中能不能再生，能不能創新。陳邁平(2001)指出「語言場」不是 萬能的，「語言場」可能像一個物理磁場那樣強大且能吐故納新，也會堆滿文 化垃圾而成為一個藏污納垢之所在；白話文吸納古文、歐化文字和方言，也必 須有所抉擇，才不致藏污納垢，否則不必待西方語文霸權扼殺，我們即自動奉 上文化詮釋權，喪失自身的主體性。
二、文化「同化」與「轉譯」
文言文作為「語言」本身就是一種結構，而結構是會自我調節的，文言文 依靠自我調節的功能而逐漸完善，積累了濃厚的文化因子，進而成為一種體系 嚴密的 語言 。Robert Redfield(1956)首創大傳統(great tradition)與小傳統(little tradition)的觀念，用以指稱上層知識份子的文化創造與下層一般平民的文化創 造。大傳統指社會中佔優勢的，尤其是上層知識份子所創的文化模式；相對地，
小傳統指複雜社會中具有地域特色，由下層人民所創的模式。白話文在中國主 流社會向來屬於「小傳統」，相對地，文言文則屬於「大傳統」(曹而雲，2004)；
文言文已從「大傳統」主流價值淪落至邊陲地位。
隨著西方哲學語言的轉向，改變了傳統的認知和觀念：首先，語言不再是 工具，而且語言不僅傳承文化，它本身也是文化；其次，語言系統不再是一個 自足封閉的系統，意義的生成不再是能指指向所指的那種單一的、明確的關 係，主體性的介入使得意義不再透明(呂俊，2001：114)。每一種語言都是由聲 音、語法、詞彙匯聚而成的溝通系統，都是絕無僅有的，雖然在組織和結構方 面，語言間可以抓得出一些共同的規律，但是每一種語言的產生，體現的都是 獨一無二的世界觀。David Crystal(2000/ 2001)認為，「另闢蹊徑」的語言，都是
特別重要的語言，因為該語言孤立的地位，表示該語言可能發展出別的語言所 難尋的屬性。而追求這一目標最大的威脅，便是碰上語言死亡，每有一種語言 死亡，就有一股可能非常寶貴的資訊源頭，隨之消失。文化同化(cultural assimilation)亦即文化因為另一種佔優勢的文化影響，以致成員開始沿用優勢文 化的行為和禮法，自己文化固有的特性因之漸漸淪喪；當自身的文化歐化後，
這樣的民族文化還剩下什麼？
絕大部份的證據都證明，文化就算出現了變異，一樣可以存續下去，然而 這方面的重點在於，應釐清所謂的「變異」到底有哪些不一樣？這也是目前研 究付諸闕如的領域――當語言出現變異後，文化裡殘留了何種元素。新語言可 能沒辦法傳達老故事裡的精神、遣辭用字之美，文學的意蘊也可能喪失。這些 轉譯上的限制，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事，任何語言都是如此，我們從英譯的法國 作品裡能了解多少法國人的生活、文化、思想，我們就能從支配語言裡了解，
語言在變異的過程裡，究竟留下了多少文化？ Vjaceslav Ivanov 認為語言流失 之所以悲哀，正因為語言無法互換，正因為語言是一民族歷久以來的思想、溝 通，不斷提煉而成的結晶，以翻譯的方式保存語言可能無法碰觸到文化核心 (David, 2000/ 2001)。承上所論，如今有人進一步主張以語體文代替文言文傳遞 文化的功能，我們不禁要思考：透過轉譯了的文字是否能觸碰到經典文學中的 深層結構？雖然Vjaceslav Ivanov 是就瀕臨死亡的語言而言，同樣的觀點來看白 話文對文言文的轉譯，又何嘗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