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人閱讀──以文龍評點為核心的探討
第三節 入世情懷：家國視域下的《金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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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關係的忽視。埋下了往後發生不倫之因，「雙聲」是評點中常見的方法，23呈現 出文人面對文本進而去探究多義的解釋，從小說中去思考更為寬廣的意涵，而文 龍處於後出的評點位置，既認同張竹坡的批評卻又回到文本加深其思考，這種對 前人的反省顯得更為深入，共同參考二人的評點而能使讀者對於《金瓶梅》的閱 讀更為全面。
文龍在「淫書」的討論中突出讀者心理意識的重要性，再次拉高閱讀《金瓶 梅》的眼光，且透過武松這一角色，輔助讀者閱讀心態的建立；接著在「情理說」
的討論中，張竹坡雖然重視現實的邏輯，但是對吳月娘的評價卻是以個人的道德 觀來審視，而文龍關注的是儒家倫理綱常的層面，因此從男性角色──武松與西 門慶這一對照組來建立其評點的視域，但是在對吳月娘的評價上卻相當符合情理 的現實邏輯，即吳月娘身為西門慶的妻子，有其困境與合乎人性的表現，並非張 竹坡所言之「奸險小人」。文龍從張竹坡頗具個人特色的評點中，意識到「讀者 規範性」的重要，再注意到文本內部自身發展的動力，因而在評價人物的範疇中，
展現出較為客觀的論述。張竹坡所關注的是作者的創作意圖，而文龍顯然更關注 於張竹坡「怎麼評」而不只是「評什麼」，文龍的「高一層著眼」（第 13 回，頁 307）後設了張竹坡評點，是位於《金瓶梅》與張竹坡評點之外的第三者，並力 圖建構一套客觀的說法，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可說是符合了現代詮釋的思考模式 與現代批評的態度。綜上所述，文龍對張竹坡評點的回應，立基於閱讀主體的重 視，肇因於文龍所處的評點位置，除了能在文本中形成一組「評點群」的互相補 述之外，並透過對張竹坡的檢視，文龍得以補充張竹坡未注意到的面向。
第三節 入世情懷：家國視域下的《金瓶梅》
小說作為文人寄託個人際遇或是社會觀察的載體，包容了民間和文人的多元 性，在細節、體制中蘊含龐大的思想主題。在《金瓶梅》的閱讀中，文人更深入 的挖掘小說中所能感召的意義，其中對於社會的責任，一直都是儒家文人無法擺
23 根據楊玉成的整理，類似的書寫在《紅樓夢》中同樣可見，如第 5 回「且說林黛玉自在榮府 以來，賈母萬般憐愛，寢食起居，一如寶玉。」脂硯齋評「妙極，所謂一擊兩鳴法，寶玉身 分可知。」評點者敏銳的嗅出一擊兩鳴的敘事聲音中所蘊含的內在聲音，使得文人的評點逐 漸形成多音性的觀念。楊玉成：〈聲口：明清評點之際文學評點的多音性〉，頁 48-49。而就《金 瓶梅》的評點來看，張竹坡作為一位先聲者，文龍反倒是更為細緻的處理敘事聲音所乘載的 意涵，以後設的方式思考文本與張竹坡的評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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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的責任，因此從《金瓶梅》延伸至對儒家倫理乃至社會秩序的看法，是儒家文 人不斷從中求索並試圖闡釋的核心，就張竹坡和文龍而言的確呈現出家／國視域 下的不同思考。
張竹坡認為能作《金瓶梅》之人必是「患難窮愁，人情事故，一一經歷過，
入世最深，方能為眾腳色摹神也。」（〈讀法〉五十九，頁 2127），張竹坡以孝悌 為核心來觀照《金瓶梅》的書寫，乃至人世眾生相的揭露；文龍則是關注社會的 問題，尤其是倫理秩序的問題，二人藉《金瓶梅》做為檢視社會的尺度，視《金 瓶梅》為一面鏡子，不僅反映晚明的市井圖景，也跨時折射出晚清的人情世態，
如文龍在第 100 回有這樣的感嘆：
然而，我固無所羡慕，無所怨恨，而我之所經歷者。耳之所聞，目之所睹，
有與此書相同者，亦有與此書相異者，且有與此書相同而實異者，與此書 相異而暗同者，故知作者殆亦有見矣，有所聞矣，亦嘗身親其境矣。（第 100 回，頁 2090）
文龍藉由評點往往隱含對當時社會評論與描寫，並藉由《金瓶梅》中的人物作為 衡量事態的標準，文龍認為小說中的人情世態與當時社會的情況十分相似，一方 面肯定了《金瓶梅》寫實的價值，另一方面文龍與《金瓶梅》作者皆處於王朝的 末期，因此文龍自認能感作者之意，此點與張竹坡明顯不同，張竹坡身在國家趨 於穩定，正要邁向繁榮之際，自然未如文龍般對社會發出如此大的喟嘆，張竹坡 以《金瓶梅》「惟古史遷可以似之」（第 1 回，頁 49）興發個人際遇感嘆，而文 龍則是轉向社會情況的紀實。
文龍藉由人物的批評影射時事，24以西門慶為例：
余來安徽，已近十年，此等事不一而足。且有兄終弟及，尊長為之主婚，
親友都來賀喜者，謂之不出門，醌不為怪也。其餘曖味不明者，指難屈數。
初甚駭異，以為人之訛言，既而略一推敲，人言果不謬。竟有不能辦，不 可辦，不勝辦之勢，亦惟糊裡糊塗打而已。嗣與同寅言之，無不笑曰：「此
24 文龍曾在第 5 回的回評中寫到：「若潘金蓮者，處處有之，吾亦時時見之。雖人告我日：『此 不姓潘，此不名金蓮。』予語之曰：『潘金蓮，亦不必實有其人也。有潘金蓮之顏色，處潘金 蓮之遇合，而能不為潘金蓮之作用，雖姓潘不能名為金蓮也。第恐事同金蓮之事，心同金蓮 之心，縱無其事，並無其心，而淫與金蓮等，雖不名金蓮，直謂之姓潘可也。』」（第 5 回，
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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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事也，到處皆然。」推求其故，兵燹之後，女少男多，婦女之從一而終 者實罕。故西門慶之釋王六兒也，我不敢以為非。至苗青一案，直與西門 慶有暗合者，不能觸目驚心，反敢受贓賣法，此豈亦恕道乎？千金何足奇，
分之傴止五百，西門慶亦非必需此者。乃正兇當面，縱其潛逃，其心目中，
無天地、鬼神、王法，蓋已久矣。又何論陳三、翁八，死不甘心。安童尚 存，果能緘口哉？然而時事尚未可知也。（第 47 回，頁 935）
文龍從《金瓶梅》觀照當時的社會景象，寫出當時男女分際的混亂，「女少男多」
的事實導致這一現象的產生，文龍藉由《金瓶梅》反思社會的現實，尤其對苗青 一案中，文龍認為時人普遍缺乏道德自省的能力，這種情況讓身為中國接受儒家 思想的文龍，有了真摯痛心的情緒，許多人對於王法的無視，感嘆世人對經典教 誨的遺忘，表現出文龍對於反躬自省地重視，這種儒家內求的工夫，也正可說明 文龍為何如此重視閱讀心理，並身為「批評家」如何培養審視與評價的眼光，進 而連結到對外在社會的觀察。
文龍與官場的格格不入，25顯示出文龍擇善固執的個性，且文龍屢次在評語 中加入對時事的觀察，如在第 49 回「請巡按屈體求榮 遇胡僧現身施藥」的回評 中提到：
官場之中，得大憲多與一言，多看——眼，便欣欣然有喜色，向人樂道之。
而況入其門，登其堂，分庭抗禮，共席同杯，其榮幸何如？千金又何足惜 哉！流俗之輩，買春藥以媚內，服補藥以宿娼，正自有人，姑且勿論。即 現在鴉片煙一物，食之者多，大半皆以其壯陽助氣，可以久戰而食之。於 是花街柳巷，無一不預備此物。而況一厘可禦十女，一粒可盡五更，有不 以為異寶奇珍者哉！（第 49 回，頁 976）
文龍語帶諷刺地對當時上至官場，下至民間的鴉片吸食之風甚為不滿，就清代史 料《清稗類鈔》記載：「鴉片盛行，官署上下幾於無人不吸，公門之中，幾成煙 窟。有人仿唐詩一首曰：『一進二三堂，蓆鋪四五張。煙燈六七盞，八九十枝槍。』」
26就此看來，文龍對社會的觀察相當敏銳，晚清的鴉片問題已經擴及至文人圈，
文龍評點《金瓶梅》是不滿社會的現況，欲藉《金瓶梅》中所書寫的世相達到勸
25 據劉輝的相關考證，文龍對於官員之間的送往迎來十分厭惡，且屢次有罷官的念頭。參氏作：
〈文龍及其批評《金瓶梅》〉，收錄於劉輝、吳敢《會評會校金瓶梅》附錄二，頁 2169。
26 清˙徐珂編撰：〈公門為菸窟〉，《清稗類鈔》冊 4，（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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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的目的，文龍並非一位不問世事的文人，也不能將其評點劃入「文人自賞」之 作的範疇。27
文龍也十分重視社會風俗的純樸善良，在第 70 回西門慶升了正千戶掌刑，
再赴東京面朝謝恩，開了許多眼界，讀者也透故西門慶之眼聯想至當時京城的聲 色與官場的腐敗，文龍在此回之後有了這樣一段評論：
竊嘗謂都會之所，最足以出息人物，亦最足敗壞人材。五方雜處之區，無 所不有，亦無所不精也。每見外省聰明子弟，倜儻文人，其言談舉動，未 嘗不佳，而總覺帶些土氣，往往中等之賥。到京盤桓數月，其氣象便迥然 不同。但觀曾會詴舉人不曾會詴舉人，不但字法一變，文法一變，即五官 亦有異也；然久於都城者，未得良朋益友，其不失其本賥者，蓋罕。（第 70 回，頁 1436-1437）
文龍認為文人應遠離京城是非之地，京城的風俗並不如原鄉純樸，從《清稗類鈔》
中記載的〈都人之酒食聲色〉也可以應證：「晚近士大夫習於聲色，群以酒食徵 逐為樂，而京師尤甚。蓋天樂、慶樂為戲園名，惠豐、同豐京館名，而胡同又為 妓館所在地也。」28可見當時京城聲色犬馬，娛樂風氣盛行，此種情況便不得不 引發文龍的感嘆，也已看到文龍對於傳統禮教的服膺，進而小說的評點書寫對社 會的觀察，以及對世風日下的憤懑。雖然文龍未發出如張竹坡「我自作我之《金 瓶梅》」（〈竹坡閒話〉，頁 2102）的豪語，但是其以評點的形式，將其見聞記錄 其中，以身作則的提醒當時《金瓶梅》的讀者，應注意小說與現實的關係，以及 對社會的關注。
由以上可知，在此二位文人雖分處前清與晚清，同樣透過《金瓶梅》所建立 的文本空間，呈現對生命自我的關懷，張竹坡評點中所呈現的是「以孝化百惡」
由以上可知，在此二位文人雖分處前清與晚清，同樣透過《金瓶梅》所建立 的文本空間，呈現對生命自我的關懷，張竹坡評點中所呈現的是「以孝化百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