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人閱讀──以文龍評點為核心的探討
第四節 文龍批評的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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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看到了讀者怎麼看《金瓶梅》，但是從文龍的評點卻可以看出《金瓶梅》帶 給了讀者什麼樣的啟發和反思，文龍轉而面向晚清社會的人情圖景，透過讀者的 定位思考文本與現實社會的聯繫。
文龍對《金瓶梅》的詮釋，進而成為文龍觀察當代社會所感的註腳，也因此 文龍透過評點已「再現」了一部晚清的《金瓶梅》。並且就情理說而言，文龍更 關注到文本自身的發展及其有機性，而因其評點位置的特殊性，而能注意到讀者 的規範性，這些都與文龍所處的時代發展有關，從上述得知文人的評點讓後世讀 者領略《金瓶梅》的苦心，尤其是《金瓶梅》的批判性價值，正是奇書之奇的核 心所在，最重要的是必須取決於「讀者」個人的見識或是心理狀態，於是相較於 其他作品，《金瓶梅》的「受眾」才是其是否作為奇書的關鍵，從張竹坡和文龍 的評點中看出了《金瓶梅》的傳播以及閱讀中，文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文龍眼中《金瓶梅》是一部「是殆嫉世病俗之心，意有所激、有所觸而為 是書也」，肯定小說有著警醒人心的價值。這樣的看法到了民國被具體提出，梁 啟超於 1901 年發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新小說便被賦予「救國」的功能，
在這樣的風潮下，天僇生於 1907 年發表了一篇題為〈論小說與改良社會之關係〉， 為了強調舊小說同樣具有嚴肅的目的性，他提到「《金瓶梅》則極端厭世觀之小 說也……著諸書者，其人皆深極哀苦，有不可告人之隱，乃以委曲譬喻出之。」
29天僇生顯然與文龍深有同感，同樣透過《金瓶梅》觀察當時的社會，並且轉而 面對所處時代的種種現象。
第四節 文龍批評的自覺
無論是張竹坡與崇禎本之間的關係，或是文龍與張竹坡之間的承衍，這種過 程使得《金瓶梅》的評點和閱讀漸漸形成「批評」，即在不斷的探尋和咀嚼之下，
評點是否已經漸漸形成批評的客觀條件，從張竹坡的評點中，我們可以看到具有 系統性的論述，但就「自覺」而言張竹坡的許多說法可能只停留在審美的層次，
而文龍則有著不同的思考。
文龍的評點前後作了三次，始於光緒五年（1879），目前所存的回評還包含
29 天僇生：〈論小說與改良社會之關係〉，收錄於《月月小說》第一卷第九號（1907），收於阿英
《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頁 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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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六年（1880）、光緒八年（1882），文龍的三次評點使得文龍得以審視自己之 前的說法，正好可作為補述，在第 5 回中文龍寫自己在光緒六年完成當回評點，
又在光緒十年重閱，顯示出文龍對於評點《金瓶梅》的謹慎，如第 7 回的回評有 二，分別寫於光緒五年和光緒六年，第一次的批評主要為反駁張竹坡對孟玉樓一 角為作者自況的看法，並認為「夫玉樓誠不愧為佳人，然亦有不滿人意處」（第 7 回，頁），主要對孟玉樓的再嫁有所質疑，但是到了第二次回評，文龍所關注 的並非張竹坡的批評，反倒是寫出自己對「小說批評」的看法：
玉樓之未過門也，心滿意足；玉樓既過門也，水落石出，月娘在上，嬌兒 在旁，豈無目者，而能默然乎？此正作者漏洞處，亦正作者討巧處。若寫 得太重，便失玉樓性情，若寫得太輕，又非當時景況。故但以三日後『來 往不絕』，含糊了之。閱者萬勿被他瞞過，遂謂此等事，作亦無妨，而誤 盡蒼生也。須於無文字中求之，此兩日內，有大不順心，大不快活，許多 事情，包藏其中。從此家反宅亂，從此家敗人亡，皆在此一關頭上。吁嗟 乎！《金瓶梅》之誤人，正在此而不在彼也。（第 7 回，頁 196）
這段回評正可以反映文龍不斷提醒的「當置身於書中」、「又當置身於書外」的觀 點，文龍看《金瓶梅》不僅關注到「來往不絕」的敘事聲音，同時包含對張竹坡、
作者、文龍、讀者的考慮，而「《金瓶梅》之誤人，正在此而不在彼」（第 7 回，
頁 196）的思考正是在不斷反省的過程中呈現出來，這種透過與前者對話、自我 審查的過程形成文龍評點自身的對話性，呈現出文龍身為批評家的自覺，《金瓶 梅》的批評到了文龍，已經呈現出文學批評的視野。
若從主體性的角度來思考《金瓶梅》兩位評點家，張竹坡與文龍都試圖建構 身為「批評家」的身分以及內涵，但是張竹坡的評點內容有些仍是停留在審美的 層次，文龍則是更具有批評家的自覺，其屢次強調「高一層著眼」表現出自己對 評點的重視，有著客觀批評的要求，並試圖在鑑賞和批評之間拉開距離，讓自己 成為具有主體意識的批評家，這樣的轉變實可歸因於文龍閱讀張竹坡評點之後的 反省，進而要求自己作為批評家的責任，另一方面也是有意識地審視自己對《金 瓶梅》評點，從這兩個角度來看，文龍的評點奠基於張竹坡之上，而具有欲進一 步深化、擴充的意圖。
文龍的評點從張竹坡對「孝」的重視，轉而對社會的觀照，是文人不同的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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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與期待，文龍透過回評的形式功能，論其自身對當代社會的觀察，進一步提醒 讀者的眼光應擴大至周遭的生活，對於自我的警醒與自律更是不可或缺，反映了 文人的小說評點，不只是文人娛樂性的展現，或是宣洩自身情感的出口，而是藉 由文本重建對外部環境的視域，展現其社會的責任，且達到小說在時代流轉中不 斷重顯的特殊與價值；再者，文龍對自我的要求，使其從敘事聲音中觀察人物之 間的關係，以及思考人物性格的多重面向，乃至探討敘事聲音內在的意涵。
評點家有意探求《金瓶梅》中的寓意，以具有系統性的論述和客觀的態度來 看待《金瓶梅》中的人情世相，試圖建構身為批評家的主體性，這是文龍與張竹 坡對《金瓶梅》的閱讀，有別於其他改寫作品作者的最大特色。但是，這樣具有 批評意識的閱讀，卻在張竹坡到文龍之間產生大段空白，從清初到晚清長達二百 多年的時間，《金瓶梅》走向以娛樂性、通俗性的傳播途徑，戲曲、曲藝、繪畫 等改寫作品的生產，呈現出與批評兩種截然不同的面向，這些作品將以什麼樣的 面貌呈現《金瓶梅》，比起評點對寫作或批評的要求，改寫作品以受眾為取向後 呈現什麼樣的特色，不同體制的作品間又有何不同。最後，這是否能說是一種「文 人時代的終結」將留待下文深入探討。30
小結
面對同一部作品時，批評者之間因為所處的時代呈現出不同觀點，但是不管 是從張竹坡到文龍，或是從文龍到後人，皆在前人的基礎上深化或是擴充，《金 瓶梅》連結身處時間跨度兩端的文人，前人的批評視域更是帶領後人不斷前進的 重要存在。除了同時對《金瓶梅》展現關心之外，這些崇奉儒家傳統價值的文人，
都有其入世的關懷，不斷對社會或國家展現關心，藉由《金瓶梅》的評點表現自 己對家庭、社會、國家的期待，透過閱讀建構其主體性，是文人閱讀最大的特色。
30 商偉在〈文人的時代及其終結（1723-1840）〉一文中分析雍乾時期的文學現象是否能作為十九 世紀上半葉「大眾文化」（mass culture）的雛型，「然而，過分強調（朝廷控制）又未免失之 偏頗。例如，不管環境如何受到政治的控制，情色文學以及對戲曲作品的情色解讀並未見中 輟之勢。可見這一時期文學和文學論述的複雜性和兩極分化或許遠超出我們一般的想像。……
印刷出版仍和之前一樣停滯不前，且除了詩歌與散文之外，幾乎未有重要的文學作品（比如 戲曲和小說）可毫無疑義地確認是這一時期的作品。」參商偉：〈文人的時代及其終結
（1723-1840）〉，收錄在宇文所安、孫康宜主編：《劍橋中國文學史》卷下（臺北：聯經出版 社，2017 年），頁 252-342。